18××年秋天，我在法国最南部地区旅行。行至距离一座疗养院，或者说是私立疯人院几英里的地方时，我想起在巴黎时，常听医学界的朋友说起这家疯人院。我从未去过这类地方，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于是，我向同行的旅伴提议（这位先生是我几天前偶然结识的），抽出一个多小时，去那里参观一番。
旅伴听后，先是以时间不够为由反对，接着又坦言自己对精神病人怀有深深的恐惧，这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还是极力劝我不必因照顾他的感受，而放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还说，他会骑着马慢慢前行，这样我当天——最多第二天，就能赶上他。
正要告别时，我突然担心起进入疯人院可能会遇到困难，便将这一顾虑告诉了他。他告诉我，要是我和院长马亚德先生不相识，又没有推荐信之类的证明文件，进入疯人院确实不太容易。毕竟，私立疯人院的规矩比公立医院更为严格。他又说，好在他几年前就和马亚德先生相识了，很乐意陪我骑马到疗养院门口，并为我引荐，只是他自己实在害怕接触精神病患者，无法陪我进去。
我向他道谢后，便离开大路，踏上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大约走了半小时，小径隐没在山坡下茂密的树林里。我们在阴冷的树林中穿行了约两英里，疗养院终于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座造型奇特的古堡，年久失修，看上去荒废已久，几乎无法住人。这破败的景象让我心生恐惧，差点勒住缰绳转身回去。但很快，我就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于是继续前行。
快到大门时，我注意到门微微开着一条缝，有张脸正从门缝里向外窥视。那人立刻走出来，喊着我旅伴的名字，热情地与他握手，并招呼他下马。此人正是马亚德先生。他身材健壮，相貌英俊，举手投足间带着老派绅士的风度，庄重、威严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旅伴将我介绍给马亚德先生，并说明我想参观疗养院的来意，马亚德先生表示会尽力满足我的愿望。随后，旅伴告辞离去，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旅伴走后，院长领我走进一间不大却十分整洁的会客厅。客厅里摆放着书籍、绘画、瓶花和乐器，处处彰显着主人的高雅品位。壁炉里，火焰欢快地跳跃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坐在钢琴旁，正演唱贝利尼歌剧里的一首曲子。见我进来，她停下歌声，优雅地向我致意。她的声音轻柔，举止间透着几分拘谨。我注意到，她脸上带着忧伤的神情，面色异常苍白，不过，我却觉得这种苍白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她身着黑衣，让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敬意、好奇与爱慕。
在巴黎时，我就听说马亚德先生的疗养院采用俗称“抚慰疗法”的管理方式。这种疗法不使用任何惩罚手段，很少对病人进行关禁闭，病人拥有相当的自由，只是会被暗中监视。大多数病人甚至被允许穿着正常人的服装，在疗养院周围自由走动。
想到这些，面对这位年轻女士，我说话格外谨慎，因为我不确定她是否精神正常。她眼中闪烁着一丝不安的光芒，让我怀疑她的精神状态。因此，我只谈论一些常见的话题，避免提及可能让精神病人感到不悦或激动的内容。她对我的回应理智得体，言语间也透露出思维的正常。但我长期研究癫狂症，不会轻易被这种表象所迷惑，交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谨慎。
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机灵的男仆端着一盘水果、红酒和其他点心走了进来。我享用起来，年轻女士不久便离开了房间。她离开后，我用询问的目光看向院长。
“不是，”他说，“哦，不是——她是我的家人，我的侄女，非常多才多艺。”
“请原谅我刚才的怀疑，”我回应道，“但您一定能理解我的顾虑。您这里出色的管理模式在巴黎很有名，所以我刚才还以为，您懂的……”
“明白，明白——不用再说了——其实我很感谢您刚才表现出的谨慎。如今像您这样考虑周全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以前就因为访客考虑不周，在这里引发过不少不愉快的意外。我之前实行抚慰疗法时，允许病人自由活动，结果他们经常因访客的不当行为受到刺激，变得暴躁易怒，十分危险。因此，我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对于那些判断力让我不放心的人，一律禁止进入这里。”
“您之前实行抚慰疗法时！”我重复道，“您是说，我听很多人说起的‘抚慰疗法’已经不再使用了？”
“我们决定永久终止这项疗法，”他回答，“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星期了。”
“是吗？这太让我惊讶了！”
“先生，”他叹了口气，“我们发现必须恢复原来的做法。抚慰疗法一直都存在极大的风险，而且它的效果也被过度夸大了。先生，我可以说，我们疗养院公正地试行过抚慰疗法，尽了一切努力。可惜您没能早点来参观，这样您就能亲自判断了。不过，我看您对抚慰疗法的细节，应该比较了解吧？”
“了解得并不全面。我听到的，都是辗转传来的消息。”
“那我大致讲讲。总体来说，抚慰疗法就是让病人参与管理疗养院的事务，对他们的想法言听计从。我们不会阻止疯子产生的任何妄想，反而会纵容甚至鼓励这些妄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成功治愈了很多病人。对疯子脆弱的理智最有效的影响方法，就是归谬法。比如，有病人幻想自己是一只鸡。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把这个妄想当作事实，指责他不承认这一点有多么愚蠢，然后在一周内，只给他提供鸡食。结果，几把玉米、几颗沙砾，就能创造奇迹。”
“但这种迁就就是抚慰疗法的全部吗？”
“当然不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比如演奏音乐、跳舞、进行普通的体育锻炼、玩牌、阅读特定书籍等等。我们假装为每个病人治疗普通的身体疾病，从不使用‘疯癫’这个词。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让每个疯子监督其他疯子的行为。帮助疯子恢复对自身理解力和辨别力的信心，就能让他们恢复身心健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还节省了大量雇佣监护人员的费用。”
“你们那时不使用任何惩罚手段？”
“不用。”
“也从不把病人关起来？”
“很少。偶尔有病人病情变得危险，或者突然暴怒，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病人，我们会把他送到密室。之后会把这类病人送回他们的朋友身边——因为对于这类狂躁病人，我们也束手无策。通常，这类病人会被转送到公立医院。”
“您现在改变了这一切——而且认为这样更好？”
“那当然。抚慰疗法存在缺陷，甚至有危险。幸运的是，现在法国所有疗养院都不再采用这种疗法了。”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惊讶，”我说，“因为我确定，目前法国还没有其他治疗狂想症病人的方法。”
“朋友，你还年轻，”主人回应道，“不过总有一天，你会学会自主判断，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而不会轻信他人的不实之言。道听途说之事，一概不可轻信；即便是亲眼所见，也得有所保留。就拿我这所疗养院来说，显然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误导了你。这样吧，晚饭过后，等你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我很乐意带你到疗养院各处转转，向你介绍一套疗法。在我看来，凡是见证过这套疗法成效的人，都会认同它是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
“这是您自己的疗法？”我试探着问，“是您发明的？”
“我很荣幸地承认，确实如此，”他答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发明的。”
就这样，我和马亚德先生交谈了一两个小时。其间，他还带我参观了疗养院的花园和温室。
“现在还不能带你去见我的病人，”他说道，“看到精神病人，敏感的人多少都会受到刺激，我可不想影响你享用晚餐的心情。我们先好好吃顿晚餐。我为你准备了梅勒沃尔特小牛肉，搭配酱汁花椰菜，再喝上一杯伏涅沃葡萄酒，保准让你心情平复。”
六点钟，仆人来通报晚餐准备好了。主人领我走进一间宽敞的餐厅，里面聚集了一大群人，大概有二十五到三十位。一眼望去，这些人似乎都身份不凡，出身名门。然而，他们的穿着却过于华丽，带着浓重的旧宫廷浮夸风格。我留意到，女宾至少占了三分之二，其中不少人的穿着与当下巴黎的时尚品味大相径庭。比如，好些年逾古稀的女宾，戴着大串大串的珠宝首饰，戒指、耳环、手镯一应俱全，还毫不避讳地穿着袒胸露臂的衣服。而且，她们的服装大多做工粗糙，很不合身。我看到了马亚德先生在客厅里介绍给我的那位姑娘，却惊讶地发现，她腰间围着鲸骨裙撑，脚蹬高跟鞋，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布鲁塞尔花边帽，帽子大得离谱，衬得她的脸滑稽又小巧。之前见到她时，她身着得体的丧服，和现在判若两人。
总之，所有人的穿着都透着怪异，这让我再次联想到“抚慰疗法”。我怀疑马亚德先生有意瞒着我，怕我发现晚餐要和一群疯子一起吃，从而心里不安。但我又想起在巴黎时，听说南方人脾气古怪，观念守旧。和几位宾客交谈几句后，我很快打消了疑虑。
餐厅宽敞舒适，却算不上气派。地面没有铺地毯，在法国，这种情况很常见。窗户没挂窗帘，百叶窗紧闭，还用铁条像店铺门板那样牢牢扣住。我注意到，餐厅位于古堡的一翼，三边墙上都有窗户，门则在另一边，窗户不下十扇。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美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简直像野蛮人的盛宴，肉食多得能让巨人族饱餐一顿。我从未见过如此铺张浪费食物的场景。而且，餐具摆放杂乱无章，毫无品味。我习惯了柔和的光线，无数根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在桌上和房间各处燃烧，强烈的烛光刺得我眼睛生疼。几个仆人忙着招待宾客，屋子另一头的大桌子旁，坐着七八个人，有的拉提琴，有的吹横笛，有的吹长号，还有的打鼓。晚餐期间，他们时不时奏出嘈杂的声响，在我听来根本算不上音乐，却让其他宾客十分开心。
总体而言，这一切都透着古怪。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们的想法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我游历过不少地方，对各种怪事早已见怪不怪。于是，我镇定地在主人右边坐下，胃口大开，尽情享用眼前的美食。
晚餐时，大家交谈热烈，话题也很平常。和往常一样，女士们话最多。我很快发现，大多数宾客都受过良好教育，主人更是见闻广博，谈吐间满是奇闻轶事。他似乎很乐意谈论自己作为疗养院院长的经历，让我惊讶的是，在场众人都对疯子的话题饶有兴趣，还讲了不少病人古怪行为的趣事。
“我们这儿曾经有个病人，”坐在我右边的胖小个子先生说道，“他总觉得自己是个茶壶。说起来，疯子怎么老爱产生这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法国的疯人院里，几乎都有几个幻想自己是茶壶的病人。而我们这位，还觉得自己是不列颠合金做的茶壶，每天早上都用鹿皮和铅粉把自己擦得锃亮。”
“还有呢，”坐在对面的高个子接着说，“不久前，这儿有个病人，坚信自己是头驴。虽说从某种比喻的角度讲，或许有点道理。但他可让人头疼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管住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只吃蓟草，于是我们就只给他蓟草吃，别的一概不给，很快就纠正了他这个怪念头。可他又开始不停地往后踢腿，就像这样——这样——”
“德科克先生！能不能注意下自己的举止！”坐在高个子旁边的一位老妇人打断了他，“把脚放规矩点！看看你，都把我的织锦缎弄脏了！难道非得踢几脚才能说明你的意思？这位朋友不用你这样，也能明白。依我看，你和那个幻想自己是驴的病人差不多，一样蠢。说真的，你踢腿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
“抱歉！小姐！”德科克先生连忙回应，“实在不好意思！不是有意的。拉普拉斯小姐，德科克先生能否有幸敬您一杯？”
说着，德科克先生弯腰深深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吻了吻拉普拉斯小姐的手，然后和她一起喝了酒。
“来，我的朋友，”这时，马亚德先生对我说，“请允许我为你夹一片梅勒沃尔特小牛肉，味道特别好。”
就在这时，三个健壮的仆人稳稳地把一个巨大的盘子——更像是大木盘——放在桌上。我还以为上面放着什么怪异可怕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整烤小牛。小牛四腿蜷曲，嘴里塞着个苹果，和英国人整烤野兔的做法类似。
“谢谢，不用了，”我回应道，“说实话，我不太爱吃小牛肉，这叫什么小牛肉来着？吃了恐怕胃会不舒服。我还是换个盘子，尝尝野兔肉吧。”
桌上有好几盘配菜，看起来像是法式烤兔肉，这可是道美味，我推荐大家尝尝。
“皮埃尔，”主人大声吩咐，“给这位先生换盘，从边上切一片猫兔肉。”
“什么？”我惊讶地问。
“猫兔肉。”
“呃，谢谢，还是不用了。我自己来点火腿吧。”
我心里琢磨，这些乡下人的餐桌上，指不定会有什么奇怪食物，可不想吃什么猫兔肉，坚决不碰。
“还有，”桌子另一头，一个脸色苍白如死人的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除了那些怪事，我们还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坚持认为自己是科尔多瓦奶酪，整天拿着把小刀，要朋友从他腿肚子上削一片尝尝。”
“他真是个大傻瓜，”有人插嘴道，“不过和另一个人比起来，还算不上什么。除了这位新朋友，我们都认识那个人。我说的这个人，觉得自己是瓶香槟酒，还经常发出砰啊嘶的声音，就像这样。”
说着，这人极为无礼——至少我这么觉得——把右手拇指顶在左腮帮上，猛地一抽，发出类似瓶塞拔出的砰声。接着，舌头在牙齿间灵活转动，发出尖锐的嘶嘶声，模仿香槟冒气泡的声音，持续了好几分钟。我明显看出，这举动让马亚德先生很不高兴，但他什么也没说。这时，一个戴着大假发、身形极瘦的小个子男人接过了话茬。
“还有个呆子，”他接着讲，“竟把自己当成青蛙。说来奇怪，他的一举一动还真像青蛙。先生，可惜您没亲眼瞧见，”——他转头对我说——“他那副自在模样，准能逗得您哈哈大笑。先生，要是那家伙不是只青蛙，我都觉得可惜。他叫起来是这样——咕——咕！那声音，堪称一绝，妥妥的降B调。每次喝完一两杯酒，他就会把胳膊肘往桌上一撑，大张着嘴巴，眼珠子往上翻，还飞快地眨动，就像这样。嘿，先生，我敢打包票，您见了定会惊叹他的‘天赋’。”
“肯定会。”我应道。
“还有呢，”另一个人接过话茬，“有个佩蒂·加亚德，居然认为自己是一撮鼻烟，还因为没法用拇指和食指把自己夹起来，整天愁眉苦脸。”
“还有儒勒·德苏利埃尔，这人也特别离谱。他疯得厉害，坚信自己是个南瓜，成天缠着厨师，要对方把他做成南瓜饼——厨师自然气坏了，坚决不答应。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儒勒·德苏利埃尔南瓜饼没准儿味道还不错！”
“您这话可真让我吃惊！”我一边说，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看向马亚德先生。
“哈哈哈！”这位先生放声大笑，“嘻嘻嘻！——咳咳咳！——呵呵呵！——唬唬唬！——太逗了！我的贵客，咱们这位朋友可机灵了，是个鬼才——您可别把他的话太当真。”
“还有呢，”宾客中又有人开口，“有个布冯·勒格朗，也是个奇葩。他因失恋精神失常，总觉得自己长了两个脑袋。一个脑袋，他认定是西塞罗的；另一个则是‘二合一’，从前额顶部到嘴巴，像德摩斯梯尼，从嘴巴到下巴，像布罗汉伯爵。虽说他或许是错了，但他能说得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是对的，因为这家伙口才实在太好了。他痴迷雄辩演说，总是忍不住要展示一番。比如说，他常常跳上餐桌，然后——然后——”
这时，说话人身边的一位朋友伸手按住他肩膀，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他瞬间闭上了嘴，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还有手转陀螺布拉德，”刚才耳语的那位朋友接着说，“我叫他手转陀螺，因为虽说他没完全疯，但脑袋里总有个荒诞念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陀螺。要是您瞧见他转起来的样子，准会笑破肚皮。他能单脚站立，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就像这样——结果——”
说到这儿，刚才被他耳语打断的那位朋友，立马模仿起布拉德转圈的动作。
“可您说的这个布拉德先生，明显是个疯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扯着嗓子说道，“至少病得不清。谁听说过人能变成陀螺的？简直荒唐透顶。要我说，儒瓦约斯太太可比他理智多了。虽说她也有怪念头，但那是出于本能，而且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的行为挺有意思。她琢磨了好久，认定自己意外变成了一只公鸡，可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得体。瞧，她拍打翅膀——这样——这样——这样——还有她打鸣的声音，别提多好听！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儒瓦约斯太太，请您注意言行！”主人气冲冲地打断她，“要么规规矩矩，像个体面夫人，要么就离开餐桌——您自己选。”
这位女士（听她描述儒瓦约斯太太，又听主人喊她儒瓦约斯太太，我心里别提多惊讶）瞬间涨红了脸，像是被批评得羞愧难当。她低下头，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时，另一位年轻女士接过了话头，正是我在小客厅里遇见的那位美丽姑娘。
“哼，儒瓦约斯太太就是个糊涂虫！”她大声说道，“不过欧也妮·萨尔萨费特小姐可比她理智多了。萨尔萨费特小姐年轻漂亮，还特别谦逊。她觉得平常的衣服穿起来不够得体，总想着摆脱衣服束缚，找到更合适的装扮。这其实不难，只要这样——然后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这样——这样——然后——”
“老天！萨尔萨费特小姐！”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您这是要干嘛！——快停下！——够了！——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快停下！停下！”好几个人从座位上跳起来，生怕萨尔萨费特小姐效仿梅迪奇家族的维纳斯。好在城堡大厅里突然响起一阵呼喊声，这才及时阻止了她。
这阵吼叫声，让我神经紧绷。可我更同情在场的其他客人，生平头一回见到，一群正常人被吓得脸色惨白，像具具死尸似的，浑身发抖地坐在椅子上，哆哆嗦嗦地小声嘀咕，竖着耳朵听着，满心恐惧地等着吼叫声再次响起。很快，吼叫声又传来了，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紧接着，第三次吼叫声震耳欲聋，随后，第四次时，声音明显变小了。见吼叫声彻底消失，众人这才恢复常态，又兴致勃勃地聊起那些奇闻轶事。我壮着胆子，打听这吼叫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啥大不了的，”马亚德先生解释道，“我们都听习惯了，压根儿不在意。那些疯子时不时就会一起嚎叫，一个叫带动另一个，就跟夜里狗群互相呼应似的。当然，有时候他们一起嚎叫，还会试图挣脱束缚，这种时候，就有点危险了。”
“您这儿一共关了多少病人？”
“目前，加起来不到十个。”
“我猜，多数是女病人吧？”
“不，不——全是男的，而且我跟您保证，个个身强体壮。”
“真的吗！我一直以为，精神病患者大多是女性呢。”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也不绝对。之前，这儿大概有二十七名病人，其中女性至少十八人。不过最近，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您也看到了。”
“没错——变化确实不小，您也看见了。”那个朝拉普拉斯小姐小腿上狠踢一脚的先生插嘴道。
“没错——变化确实不小，您也看见了！”一屋子人跟着附和。
“都给我闭嘴！”主人气得暴跳如雷。经他这么一吼，众人瞬间安静下来，死寂持续了一分钟。有位女士，更是把马亚德先生的命令执行得“淋漓尽致”，她把长长的舌头吐在嘴外，双手托着，一直到晚餐结束。
“那位女士，”我侧身凑到马亚德先生耳边，小声问道，“刚才学公鸡叫的那位——我想，她不会伤人吧——肯定不会，对吧？”
“伤人！”他一脸惊讶，脱口而出，“怎么——怎么，您这话什么意思？”
“她只是有点小毛病吧？”我指了指自己脑袋，“我肯定，她没什么特别——特别危险的症状，对吧？”
“我的老天！您在想什么呢？这位女士，我多年的老朋友儒瓦约斯太太，精神跟我一样正常。她就是性格有点古怪，您知道的，女人上了年纪——尤其是年纪特别大的女人——多少都有点怪脾气。”
“当然，”我应道，“当然——不过其他这些女士先生们——”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护理人员，”马亚德先生挺直腰板，满脸骄傲，抢过话头，“都是我交情深厚的朋友和得力助手。”
“什么？所有人？”我问道，“女士们也包括在内？”
“当然，”他说，“没了女士，我们啥都干不了。她们可是世界上最棒的精神病护士，有自己独特的办法。她们那明亮的眼神，能产生神奇效果——就跟中了魔的蛇眼似的，您懂的。”
“当然，”我说，“当然！可她们举止有点怪异，不是吗？——行为有点离谱，是不是？——您不觉得吗？”
“怪异！——离谱！——怎么，您真这么想？我们是南方人，向来不拘小节——行事随性——就爱享受生活，诸如此类的，您懂的——”
“当然，”我说，“当然。”
“不过，这伏涅沃葡萄酒劲儿有点大，您知道——上头得厉害——您能理解吧？”
“当然，”我说，“当然。先生，顺便问一下，您说您这套新疗法，取代了之前著名的抚慰疗法，它是不是特别严厉？”
“没那回事。我们的监管确实严格，但治疗方式——我指的是医疗手段——比其他地方更人性化，病人更容易接受。”
“这套新疗法，是您发明的？”
“不全是。有些关键理念，是塔尔教授提出来的，您肯定听说过他；另外，我在计划里做了些调整，得承认，这参考了著名的费舍先生的理论。要是我没记错，您和他应该很熟吧？”
“实在惭愧，”我说，“这两位先生，我之前压根儿没听说过。”
“天呐！”主人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双手高高举起，“我肯定听错了！您不会是说，既没听说过博学的塔尔博士，也没听说过著名的费舍教授吧？”
“我得承认自己孤陋寡闻，”我回应道，“但事实确实如此。没读过这两位先生的著作，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毕竟他们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回头我一定找来他们的书，好好研读。马亚德先生——我得老实说——您这番话，真让我自惭形秽！”
我这话，可是发自肺腑。
“别这么说，年轻的朋友，”他友善地按住我的手，说道，“来，和我干一杯索特白葡萄酒。”
我们一饮而尽，全体宾客也跟着干杯。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嬉笑，讲着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提琴声吱呀刺耳，鼓点声咚咚作响，长号声呜呜咽咽，听起来就像一群法拉里斯铜牛在齐声嘶吼。场面愈发失控，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个餐厅就像一座喧嚣的地狱。我和马亚德先生隔着桌上的索特酒和伏涅沃葡萄酒瓶，扯着嗓子继续交谈。在这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要是用平常的音量说话，就跟尼亚加拉瀑布下鱼儿发出的哼声一样，根本没人能听见。
“先生，”我凑到他耳边大喊，“晚饭前，您提到抚慰疗法存在危险，这是怎么回事？”
“没错，”他回应道，“有时候，确实相当危险。依我看，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也认同，对疯子放任不管，完全不加约束，绝对不安全。疯子的情绪说变就变，虽说一时可能会接受所谓的‘抚慰’，但本质上，他们很容易变得暴躁。大家都知道，疯子心思狡诈，要是有什么计划，会巧妙地隐藏起来。他们装出神志清醒的本事十分高明，这给研究精神医学的专家出了个大难题。实际上，当疯子看起来完全正常时，恰恰是最该警惕、严加看管的时候。”
“可您所说的危险，亲爱的先生，就您自身的经历而言——在管理这家疯人院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实际情况，让您觉得给予精神病人自由，确实存在危险？”
“就在这儿？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咳，当然有。比如不久前，这所疯人院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院里正实行‘抚慰疗法’，病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表现得都很规矩——可正因为太规矩了，明眼人都能察觉到，背后肯定在谋划什么坏事。果不其然，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看护人员突然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扔进了病房，像疯子一样被看管起来——而实施这一切的，正是那些疯子，他们夺取了看护人员的权力。”
“不会吧！我从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事！”
“千真万确——事情的起因，是有个糊涂虫——一个疯子——不知怎么回事，觉得自己想出了一套有史以来最棒的疗法——我指的是管理精神病人的方法。我猜，他想试试自己的办法，就说服其他病人，一起谋划推翻现有的管理模式。”
“他成功了？”
“那当然。看护人员和病人很快就颠倒了角色。不过这么说不太准确——疯子获得了自由，看护人员却被囚禁起来，而且——说来惭愧——还受到了‘礼貌’的对待。”
“但我想，很快就会发生逆转吧。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周围的村民，还有来参观的人，肯定会报警。”
“你猜错了。叛乱的头目狡猾得很，根本不让外人进来参观——只有一天，来了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人没什么威胁，就放他进来参观，权当给生活找点乐子，捉弄一番。玩够了之后，就把年轻人打发走了。”
“那这些疯子统治了多久？”
“哦，挺长时间，起码一个月——具体多久，我也不清楚。那段时间，疯子们过得逍遥自在。他们扔掉破衣服，在衣橱和首饰柜里随意挑选喜欢的衣物。古堡地窖里藏着不少美酒，他们敞开肚皮尽情畅饮。我跟你保证，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那管理办法呢——叛乱首领采用了什么管理办法？”
“咳，说到这个，我早说过，疯子可不都是傻子。依我看，他的管理办法比之前那套强多了。这套办法简单、便捷，一点不麻烦——实际上，堪称绝妙——它——”
主人话还没说完，一阵呼喊声传来，和之前打断我们谈话的声音一模一样。不过这次，呼喊的人似乎正迅速朝我们逼近。
“天呐！”我惊叫道，“肯定是精神病人冲出来了。”
“很有可能。”马亚德先生脸色煞白，回应道。话音刚落，窗外就传来阵阵叫骂声，显然有人想闯进屋子。有人在用大槌撞门，门栓在撞击下剧烈晃动、扭曲。
刹那间，场面陷入极度混乱。让我震惊的是，马亚德先生居然一下子躲到了餐具柜下面。我原本还指望他能拿出主见，应对危机呢。乐队的成员，十五分钟前还醉得迷迷糊糊，这时却都跳了起来，拿起乐器，纷纷爬上桌子，突然齐声演奏起《扬基·杜德尔》。尽管演奏得毫无章法，但他们一个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直演奏到混乱结束。
与此同时，主餐桌上那位之前被拦住、没能跳成的先生，一下子跳到满是杯盘酒瓶的桌上。站稳后，他开始发表演说，内容想必精彩，可惜周围太吵，谁也听不见。那个有陀螺癖好的人，在房间里疯狂旋转，双臂平伸，活脱脱一只陀螺，把不小心撞到的人都掀翻在地。
这时，香槟酒瓶塞砰砰爆开，酒水冒气的嘶嘶声传来，我发现，声音正是从席间那个模仿香槟酒瓶的人那里发出的。接着，青蛙人扯着沙哑的嗓子大叫，仿佛他的灵魂能否得救，全取决于这些叫声。在这一片混乱中，驴子的叫声最为响亮。至于我的老朋友儒瓦约斯太太，我真是打心底同情她。她一脸茫然，站在角落的火炉边，声嘶力竭地唱着“喔——喔——喔！”
事态发展到了**——这场闹剧迎来了大结局。外面的人发起进攻，屋里的人除了学鸡叫驴吼，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很快，餐厅的十扇窗户几乎同时被砸破，一群人冲了进来。乍一看，这些人就像大猩猩、大狒狒，或是好望角的黑狒狒。屋里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扭打，有人跺脚，有人抓人，有人嚎叫。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目睹这一切时的惊讶和恐惧。
我也被重重地打了一下——之后，滚到沙发下，一动不动地躺着。在沙发下躺了大概十五分钟，我竖起耳朵，听着屋里的动静，终于弄清楚了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原来，马亚德先生跟我讲述的那个煽动同伴造反的疯子，正是他自己。两三年前，他确实是这家疯人院的院长，后来自己也疯了，成了病人。介绍我来这儿的旅伴，对此毫不知情。院里的十名看护人员遭到突然袭击，被制服后，浑身涂满柏油，插上羽毛，关进了地牢。
他们被关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慷慨的马亚德先生不仅给他们柏油和羽毛（这也是他那套“疗法”名称的由来），还提供面包和大量的水。水每天通过水道输送给他们。最后，有个看护人员顺着水道钻了出去，把其他人都救了出来。
经过大幅调整，“抚慰疗法”在古堡里重新实施。我不得不承认，马亚德先生说得没错，他那套“方法”确实了不起。就像他说的，“简单——便捷——一点不麻烦——一点都没有麻烦。”
不过，我还得补充一点，尽管我在欧洲的各大图书馆寻找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的著作，直到现在，一本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