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刃的语言

夏天,整个城市如一片叶子,被烤焦了,发了黄打了卷。只有街边一堆硕大的西瓜,如一滴滴还没有蒸发的水珠,闪着凉爽的绿色的光芒。

我在一堆有着碧绿花纹的西瓜旁停下了脚步。我只喜欢这种西瓜,它是圆的,且有青蛙脊背上的花纹。这和我童年图画书上的西瓜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西瓜,颜色像冬瓜,形态像枕头。

卖瓜人是个中年男子,黑且瘦,眼睛很大。他将手掌伸平,在他臂长所及的范围内的每一个瓜上拍,最后选中了一个较大的抱了过来。他头也不抬地说叫不叫?(叫:切开一块以验优劣。)我说叫,不好不要。于是他三刀就在西瓜的肚子上划出了一个三角形,并像拔暖瓶塞一样将那块瓜拔了出来。我伸过头去看那个三角形的井,里边真如井一般汪了一片水渍,瓜肉发了炎的伤口般红肿不堪。

这是熟过的瓜,或在搬运过程中受了外力的撞击,虽然外皮完好,但里边已如发生了地震,全乱了套。我拒绝买这只瓜。直到此时,我还没特别的感觉,一件再平常再细小不过的事,它还没有什么意义,拒绝这只瓜的理由又是那样充分。

卖瓜人一手托着瓜,一手握着西瓜刀,不好,哪不好?并且直视我。我不明白他的自信从哪里来,快要烂了的西瓜能使他的目光笔直地射向我而没有一丝游移吗?一定另有原因,他的笔直的目光后一定有一个坚硬的支撑。

我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寻找,于是我的目光与那把西瓜刀相遇。残留的西瓜的汁液,正从刀尖一滴一滴缓慢地滴到地上。它们是淡红色的,跟人体的血液极其相似。刀是月牙形的,刃口比刀背长出约一倍,在强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它距我只有二十厘米,只要二分之一秒,刀就能将这段距离变成零甚至负数。握刀的手是黑色的,上边的血管如老树的裸根盘错着。他的手臂像是刀黑色而有力的柄。

刀和他的手是一体。他是一个身上能长出刀的人。刀从他手臂的顶端长出来,并且在他的血液的浇灌下越发地锋利。

我害怕了,怕这把从他的手臂的顶端长出的刀是个任性的家伙。他的大脑指挥不了刀,反而被刀所控制。刀是嗜血的,它永远乐于在柔软的不堪一击的肉体上证明自己是一把锋利的刀。刀面对石头的时候是会低头并且绕行的。但我不是石头,恰好是一堆柔软的肉。刀已看见了我,并且露出了笑容,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我移动。它可能是厌烦了那堆西瓜,厌烦了西瓜发出的嘎嘎嘎嘎清脆的哭叫声。它想换一个略有些弹性的东西。西瓜的血毕竟没有腥味,而且是令它讨厌的甜味。刀是不甘堕落的,切割西瓜实在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

我看见那个卖瓜人阴沉的脸,他没有买卖人那种可以随时运用的笑脸。是刀使他可以不笑,刀给了他勇气和理由。我不能同他争执。我在那把月牙刀闪闪的白光下接过了西瓜。我付钱给他时说:我买了,不是怕你,是怕那刀。一般人听了都会笑的,但他没有,他像阴天一样,就是那种没有雨的阴天,但晴起来也没有希望。

刀是有语言的,以前我不知道。但自从我的邻居二萍在一把切菜刀下变成一堆肉泥之后,我开始能听见刀说的话。它说它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比如青菜,比如绢布,比如女人。它说它不大喜欢石头、金属、男人等一切不容易切割的东西。它们不但难于切割也不容易下咽并且味道也不好。

我怕刀,听懂了刀的劝告。并且弄明白了刀是个什么东西。我买两样物品——肉和西瓜——不敢同卖货的人争执。这两种买卖是有刀参与的,或者说是刀的买卖。我不敢同刀理论什么,刀说的就是真理。

我在刀的逼视下接过了坏的西瓜,接过了切割得明显肥肉多而瘦肉少的肉。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刀的对手。在刀的面前,我仅仅是一茎青草。刀是我的敌人。我在一把刀的面前什么真理也不能坚持。刀把公道切得一面太大,一面太小,但小的那一面放上一把刀,就平衡了。

二、救 生 筏

春天,烈日烤在我的头上。我惊恐不安,我意识到了危险。那危险像邻家灶上炖着的一锅肉,浓烈的、危险的芳香越过几道门逶迤地飘聚到我的眼前。香味它长发盈袖,围着我的头舞蹈。

要发洪水了,我告诉自己。

我向丈夫询问哪能买到救生筏,他一边嘴里嚼着一只熏鸡翅,一边瞪着我含糊不清地说,精神病。然后更加用力地咀嚼那个曾经长满羽毛的翅膀。我在他有力的咀嚼声里缩了缩肩,他哪里是在吃肉,分明是在嚼我的那个想买一只救生筏的想法。那个想法坚硬、有骨头有筋,不容易吞咽。我看见他的咬肌像一台压路机轰隆隆地从他的腮部碾过。我的想买一只救生筏的想法马上变成肉饼,继而在他的牙齿下变成了粉末,又被他熟练地拌上唾液,成为浆状,最后被他吞咽了下去。

我的想法在军人出身的丈夫那里受到重创后,仍然残存在我的头脑中,它像一个伤兵,支离破碎,血流如注。

它还活着,一边堵住流血的创口,一边告诉我要坚持。于是我们互相搀扶着,艰难地来到了街上。

我在卖塑料制品的柜台前停下了寻找的脚步,色彩斑斓的塑料游泳圈在我的眼前如一朵朵开放的假花,那上面还写着字:不可去深水区。不可去深水区,洪水来了,分得清哪是深水区,哪是浅水区?于是我和它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它们只是浴场水面的花纹和泡沫,它与生死无关。

它艳丽的色彩无力托住一个生命的重量,它本身就是一个气泡。那些鲜艳的色彩已经说清楚了,它是轻松的,与重大使命无关。颜色是最直接的、不用翻译的语言。

我们来到了江边,打那艘小游船的主意,并因此徘徊了很久。我是被船舷外挂着的两只皮救生圈绊住了脚步的,它们是红白相间的,应该很结实。但它们被很粗的绳子捆绑着,如两名犯了重罪的囚犯。它们似没有逃脱的可能,将永远被悬挂在那里,成为船的一件必不可少的饰物。而江水永远在离它们不到一米的下方涌动,谁也碰不到谁,永远。

我看到那两只救生圈已被烈日还有风折磨得像干裂的大地,细密的裂口遍布全身。它们多需要水,而水就在它们的下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

我几乎走遍全城,没有买到可以救生的筏子。它们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像一个灭绝的物种。而洪水随时可能到来,它并不像救生筏那样难觅踪影。

与我同行的,我的那个受了重伤的想法,终于支持不住了,没能同我一起回到家,它的血已经流尽了,一点点地凉下去,最后从我的手里滑脱了出去。

我一身汗水回到家里,抱起三岁的孩子。脸上流着汗水和泪水。孩子,没有救生筏,只有轻飘飘的塑料。

孩子手里正拿着一只纸船,纸船是我折给他的。它此刻启发了我,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做一只木船呢?

储藏间里的那些长短不一的木板不知是谁留下的,在是留是扔的问题上我一直犹豫不决。这个不大不小却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

那些被囚禁在不足四平方米的没有一扇窗子的储藏间里的木板们,在丈夫不在家的早晨,堂皇地躺在宽敞的院子里,被5月温暖的太阳照耀着。它们不久将在我的手里变成一条真正的船,像一张纸在我的手里变成一条船一样容易。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木板不能折叠,但木板可以拼接,可以黏合,在手工操作上只有难易之分。

制作在我是容易的。天上的月亮已为我的木船打好了样本,我的图纸在天上。我只需选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坐在铺满月光的院子里,将那些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木板按照月亮的形状拼接、黏合就可以了。

船的形状、月亮的形状,还有棺材的形状,它们是极其接近的。看来,生命体离不开这种形体的容器:船承载着我们不至沉入深渊;棺材托着我们的肉体,不至坠入地狱。它们能使我们面对深不可测的处境时,能够有个依托,有个停靠。它们能使我们感到安全。

我和我的孩子需要一只木船,而我九十岁的祖母需要一口棺材。她怕烈火焚烧她的肉体,她只要一口木制的棺材,她要躺在里边漂向那个不可测知的世界。而我和我的孩子,需要一只木船渡过这个同样不可测知的世界。

三、军用行李绳

它像一条冬眠的蛇,躺在丈夫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的下边,是圆圆的一团,绿色。我快速将它抓在手里,我是那样需要一团结实的绳子。在结实耐磨上我只信赖军需品。它的长度似乎刚好够从二楼的窗口悬垂至地面。它是危险降临时,我为生命留的一条通道。

得到那团绳子的时间是1997年,我的孩子两岁。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里,我看到了众多的危险向我的孩子围了过来:洪水、火灾、地震、毒气、细菌……它们都喜欢新鲜的生命。

我把绳子藏在床底下,并且一段一段打上结,这样在顺着它下滑时,就不至于像刹不住的车。我有这样做的理由:南方一个私人皮件工厂,失火烧死了多名打工的少女。她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拥到了唯一的窗口,而窗子上是铁网。她们只能透过铁网将一只手臂伸了出去。如果窗子上不设铁网而是放上一团结实的军用行李绳,那几名十几岁的少女就不仅仅只是让一条手臂远离火海。生命所需要的并不多,有时生命它仅仅需要一团绳子。

转眼就是秋天,危险仍埋伏在我家的周围而迟迟没有向我迈出最后的一步。丈夫要去洮南打靶,这是每年秋冬季的重要军事行动。在出发前,要捆行李,这如同姑娘出嫁前要打扮。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团捆行李的绳子了。出发的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逼近,我看见他高大的身躯在窄小的房间里像一只失去了耐心的困兽。我坐在**,咬紧牙齿不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动比我的更有意义更重要。一条绳子,它是应该在一个孩子面临危险时扮演一名侠客,还是应该背在一名军人的背上,去完成一个虚拟的军事行动。如果让这条绳子自己决定的话,它会做怎样的选择?

什么样的选择都可能出现,关键是看它是一条什么样的绳子。

丈夫的军队不知道谁是敌人。不知道谁将成为敌人。

世界和平之后,敌人从眼前消失了,而枪仍握在手里。枪需要向着一个方向射击,它们击中的是木块。木块就是敌人,而谁将取代那块竖起来的木块,这谁也不知道。总之向着木块射击是没错的。枪的前方不会永远没有敌人,只要枪还存在着,并且被紧握在手中。

然而我知道埋伏在我周围的危险是什么,我已看到了它们,它们也看到了我。是这些支持着我对满头汗水的丈夫置若罔闻。最后,他找到了床下,在一大堆精心为绳子做的掩护里将维系我和孩子生命的绳子找到了。我扑过去抢,他似乎是轻轻一挥手,我便摔倒了并且开始哭叫。他冲着我狠狠地说,精神病。然后背起那个在我的严重干扰下仍捆得四四方方的行李走出了家门。

我坐在湿冷的水泥地上哭了很久,两岁的孩子也被我哭醒了,并立刻绷紧他的只有两岁的声带加入到我的哭声中来。孩子高亢嘹亮的哭声和我低低的啜泣同时响起,像精心制作的混声,听上去层次分明,意味无穷。我们一同为一条被夺走的绳子痛哭;一同为我们细若琴弦的生命而痛哭;我们一同待在一个连一条绳子都没有的屋子里为生命的**无助而恸哭不止。

十五天后,丈夫回来了,带回来了他的四四方方的行李。他把一团同行李上一样的绳子丢到我的怀里,然后把他几天都没刮的脸凑到我的面前问,你为什么要那条绳子?他说得一字一顿,像纠缠了大半生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一个询问的机会。我看出他这十五天里除了消耗子弹,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竟不能解释,无法回答。语言像天上哗哗的河水,我却无法舀上一瓢递给他喝。他是个只相信结果的人,他也只能看到结果。如果告诉他那条绳子为还没发生的火灾逃生而准备,他会立刻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们的目光投向不同的方位,无法交错、重合。

我抱着那团绳子,冲着他迷惑不解的脸露出了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