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发动文字狱之谜
什么叫文字狱呢？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所犯下的罪案，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文字多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自然多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往往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
文字狱就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骇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仔细分析每一文字狱的构成，虽然多是扣以“叛逆”的帽子，但只要看一看案情，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多是罗织而成的。历代文字狱集中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时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13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人之多。上至王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何大兴文字狱呢？
有学者认为，明朝建国初期，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拥护新建的大明王朝，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做的文人；其二是，鄙视朱元璋出身低贱，对红巾军抱有刻骨仇恨，对新朝不合作和对抗的文人；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特别拥护，也无特别仇恨。朱元璋对这种情况当然是了若指掌。所以，一方面，他重用那些拥护他政权的文人，做出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他加大打击力度，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九族等强硬手段，逼迫不合作的文人低头就范。但越是这样，这种对立情绪就越强烈。即使那些已经出来当官的人，他也对他们异常警惕，时刻保持着一种高压态势，所以，他非常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主动找茬，吹毛求疵，从而造成了明初的文字狱。
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之所以形成严酷的文字狱，与朱元璋手下的文武大臣相互倾轧、争功邀宠有很大关系。建国之后太祖比较重视文人，开科取士，朝仪、军卫、户籍、学校等制度规程又多出于文人之手，武将们心理酸溜溜的。
据明景泰朝黄溥所著《闲中古今录》记载，许多功勋卓著的武将到朱元璋那里告状了。朱元璋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治天下之事却是非用文人们不可的。“
有位武将说：“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对这些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朱元璋笑了：“有这样的事例吗？”
“有！”另一位武将说：“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给他起个官名，文人们就给他取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很儒雅啊！待士以诚，也正好符合他的所作所为。”
进言的人笑了：“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士，诚小人也。‘也可以读成’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子骂他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听此一说，立刻叫人拿来《孟子》，古书的刻印本都不曾断句，他果然找到了“士诚小人也”这句话。
从此之后，朱元璋对文人们开始留心，阅读文臣们的奏章、诗文时格外仔细，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如有讥讽之意的，立斩撰写者，以儆效尤。这里面，既有他本人对文人及文字的疑虑和误解，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朱家天下的长远意图。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他深以自己出身卑微为耻，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土匪、强盗为耻，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他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有事业上的依赖，也有心理上的羡慕，在潜意识里，他总是通过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的身份，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随心所欲、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大搞文字狱的一些传说是值得怀疑的。
一、有关文字狱的记载，大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非君”风气流行的时代。朱元璋对贪官集团、权贵特权集团的打击(包括杀戮功臣)，显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难免怀恨在心，他们的后代以及那些对朝廷不满的人，在适当的时机难免就会有所操弄，编写一些东西来抹黑朱元璋。比如徐祯卿所著的《剪胜野闻》、梁亿所著的《传信录》、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等等，书中所载故事大多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二、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元朝修《宋史》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唯独清朝，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清初诸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都就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建议”，让书写者修改，修改，再修改！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上的明朝，实在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的明朝，与历史的真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三、为了巩固政权，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顺、康、雍、乾连续不断地搞了逾百年的文字狱，不只引起了社会惊愕，也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倘能把朱元璋打造成文字狱的先行者和高手，则既可以转移视线，又可以减轻压力，康、雍、乾们也就有了“垫背”的主儿了。而那些积怨甚深、满腹牢骚的士大夫们，也找到了一个出气的口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笑骂朱元璋的文字狱来影射康、乾之辈的文字狱，这就是在乾隆时期朱元璋文字狱越传越广、越传越神的原因。
四、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乾隆朝探花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而赵翼所记载的这些事例，又转抄自《朝野异闻录》、《闲中古今录》、《剪胜野闻》等可信度不高，且多已失传的野史类书籍。
五、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如因“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倒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得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用“生”倒了霉，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有五六个案子又重蹈覆辙？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仅目录就有六十卷之多，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它不只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如此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11095册正本(《永乐大典》正本是指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却不知落于何方，后人的有关记载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11095册书卷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
总结后人对《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
《明世宗实录》中有关《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而据载，《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六十，在位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从此以后，《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再无记载。
另外，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这“两处收藏”则是指哪两处呢？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并且，在明代，以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如20世纪60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檀墓，发现殉葬的有《黄氏补干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20世纪70年代上海郊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时间很长，又极爱《大典》，所以，他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是极有可能的。
(2)毁于明亡之际
此说法较为普遍，国内出版的不少通俗读本，如《祖国》等书在介绍《永乐大典》时，一般都认为“1557年，皇宫奉天门、三殿等处着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后来，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阶等109人，用了五年时间，摹写了一部副本，从此正本和副本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明末，文渊阁被焚，正本被付之一炬”。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中说：“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
此种说法即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占领北京42天后，在皇太极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被迫撤离北京。据史籍记载，起义军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但是，有的学者对毁于明亡之际的说法并不认同，其实早在明末。就有人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也说“不知新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刘为内臣，熟悉明宫秘闻，连他也不知正本下落。并且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记录说《永乐大典》正本焚毁一事，况且文渊阁十分狭小，根本就安置不下1万多册的《永乐大典》及其他宋人诸集。因此，文渊阁被焚，《大典》正本随之不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人们的一种推测而已。
(3)万历年间被焚毁
此说来源于方以智《通雅》卷3“释诂(缀集)”中记载：“《永乐大典》藏于文楼，嘉靖中火，上亟命救得免，复命儒臣摹抄，隆庆元年始竞。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这段话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加的按语，大约写于康熙初。
这段话的可信性很值得怀疑，因为，从事理来推断，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焚毁《大典》，应为大事，会有人提到或史官记录，但何以一直无人提及？万历末年的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云：“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也只是说不知其下落。并且，当时亲历此事的大学士沈一
贯在谈到此次火灾之祸害时，也没有提到《大典》被焚之事。因此，此说并不可信。
(4)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
据《鲒琦亭集外编》中记载，在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下落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缪荃孙不但承袭了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之说，而且还进一步发挥说道：“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这在《艺风堂文续集》中有明确记载。从此，《永乐大典》正本被毁于乾清宫大火说便正式流传开来。
不过，很多学者对此说法表示怀疑，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乾隆九年至乾隆四十年间(1744-1775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作过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有1万多册，如果正本在乾清宫中，是极易被发现的，现在《天禄琳琅书目》中未将《大典》编入，就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又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记录，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由于副本有缺，为此宫里宫外都寻找过《永乐大典》正本，但没有结果。其二，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在书局呆了很久，可能取走查阅而未能交回，于是帝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徐、高两家查访、问询，结果毫无收获。
由此看来，正本藏在乾清宫是极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被毁于大火之中了。
(5)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宫
坚持此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栾贵明先生，他在1999年7月3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他的大作《(永乐大典之谜》，文章提出《永乐大典》正本仍然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宫。
(6)藏于皇史宬夹墙中
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支持此观点。王先生对《永乐大典》素有研究，他始终认为“正本没有亡毁，我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皇史宬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为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和《玉牒》等。而皇史威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用砖石修葺，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大殿墙壁则更为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实为建筑物中所罕见。因此，《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可见，由于史籍没有明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后人在此问题上又多加推测、臆断，所以正本究竟哪儿去了，始终未明。要揭开谜底，看来只能依赖于考古发现了。
明成祖滥杀宫女之谜
明成祖统治的22年里，出了很多前无古人的大事，他南征北讨，东西出使，迁都营建；他发展经济，不遗余力；他重视文治，修典重史；他俭朴勤政，终生不殆。他堪称一代有作为的皇帝。但他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帝。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为明代后宫最大的一次惨案。如此滥杀宫女，至今仍让人难以理解。
自古以来，帝王们的感情生活就多变。成祖朱棣亦如此。成祖朱棣的原配夫人是徐氏，是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儿。据说，徐氏自幼恬静乖顺，好读书，人称“女诸生”。朱元璋听说了，就对徐达说：“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不知徐达是感到莫大荣光，还是感到君命不可违，总之，马上顿首谢恩了。朱元璋亲自做主，年方14岁的徐氏，入燕王朱棣的府第并被册为王妃。那是洪武九年(1367年)，朱棣刚满16岁。
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登位之后，徐氏正式册封为皇后。对成祖，她是一位贤内助。对子女，她是一位好母亲。
在宫中，徐皇后经常劝说朱棣行仁义，说尧舜行仁义从亲亲开始，你要对你的兄弟们，对咱们皇家亲属首先行仁义，然后再对天下行仁义。同时，她也能够帮助朱棣协调一些关系。有一次她问朱棣：“陛下依靠的都是什么人啊？”朱棣说：“朕依靠的是六卿这些人。”徐皇后说：“那我就把那些命妇们，都请到宫里来，给她们赏赐，招待她们。然后对她们说，朋友之间的话，可听可不听；夫妇之间的话，是最容易被丈夫接受的，希望你们好好地帮助你们的丈夫。”朱棣听了，深以为信。
徐皇后有个弟弟叫徐增寿。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他把宫廷里的秘密透露给朱棣。后来在南京危急的时候，建文帝亲手把这个出卖他的叛徒杀死了。朱棣夺取政权，做了皇帝以后，想报答徐增寿，要给他的孩子很高的爵位。徐皇后非常不同意。但是，朱棣坚持这么做，宣布完了才告诉徐皇后。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所以对这件事不表示感谢。这点很像当年的马皇后，就是说不能够“私外家”，我嫁给你朱家了，那我就要维护朱家的天下，你更不能忘了历史上那些外戚干政的教训。明朝没有后宫干政，这是朱元璋、朱棣立下的规矩，和马皇后、徐皇后的垂范作用也分不开。
可惜，徐皇后寿命不长，永乐五年(1407年)，病逝，临终前她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娇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徐氏被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氏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徐皇后病逝的第二年，朝鲜国王贡献给成祖数名美女。其中有个18岁的女子权氏。她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
宁王朱权曾写宫词描绘道：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表独自行。
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鱿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
宫漏已沉尽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宫中的女宫王司彩也禁不住写宫词歌咏这位美貌而得宠的皇妃：
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
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
可是，这位贵妃也是天命不永，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竟然在大军凯旋回宫时死去了。成祖伤心欲绝。这是徐皇后死后对成祖的又一次精神打击。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权妃之死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对宫人的大屠杀。
这场祸起于吕氏和权妃两家奴婢的一场争吵中透漏出的不祥信息。权妃因受到成祖的宠爱，受命掌管六宫。
吕氏对此很不满，曾当面斥责权妃：“有子孙的皇后都死了，你才管几个月就这般无礼！”于是，串通两个宦官从一个银匠家里弄来砒霜，研成末儿，放进茶里给权妃喝，权妃随即毙命。她的死让明成祖悲痛欲绝。
就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历代宫中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宫中的很多宫女、嫔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对此，皇帝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有的皇帝还亲自撮合宦官和宫女结为对食。
这种现象虽然在永乐年间并不盛行，但此举还不至于丢掉性命。但是这件事却使宫中遭受了一次大地震，数百宫女和宦官被杀。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明成祖痛下杀手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正经历丧失权贤妃之痛，心情本来就不好，而别人却在这时候风流快活，出于嫉妒而杀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宫中有人散布谣言，说权贤妃是被宫女吕氏下毒致死的，明成祖闻后大怒，于是将有关人员一起诛杀。那么，究竟是谁和宫女吕氏过不去，出来散布的谣言呢？
其实，吕氏就是这次相好事件的主角，另一个叫贾吕的宫女对吕氏倾慕已久，想与其交往。但是吕氏对贾吕的为人很是不屑，拒绝与她结好。
贾吕心存不满，于是散布谣言说，在北征凯旋回师途中，服侍贤妃的吕氏在贤妃的茶中下毒药。所以，明成祖迁怒于宫女，便大开杀戒。
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年，又发生了另一件让朱棣大开杀戒的事，这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宠爱的另一个女人王贵妃也死了，朱棣再次经历丧妃之痛，而此时又发生贾吕和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结好之事。成祖大发雷霆，贾吕和鱼氏非常害怕，便上吊自杀了。
谁知明成祖竞以此为由，亲自审讯贾吕侍婢，不料这次审讯却牵出这一一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朱棣极为恼怒，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受株连被杀的宫女近2800名。
据朝鲜的《李朝实录》记载：当宫中宫人被惨杀之时，正好赶上宫殿被雷电击震，宫中的人都很高兴，以为朱棣会因害怕报应而停止杀人，可是他全然不惧。两次屠杀事件，被诛的宫女及宦官达三千人之多。
对于上述明成祖怒斩三千宫女的缘由，一些学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明成祖的异常行为，认为朱棣之所以如此残杀无辜，可能和他晚年所患的疾病有关。据官修的《明史》及《实录》记载，明成祖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发作难以控制，甚至歇斯底里，再加上他生性残忍好杀，所以更加狂暴异常，这可能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了。
郑和遗骨下落之谜
关于郑和的卒年，一般通行的看法是宣德九年(1434年)，理由是这一年跟随郑和出使的王景弘单独出使苏门答腊国，因此推测当时郑和可能已死。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一书中便采用了这一观点，而且他还认为当时国外流行的关于郑和死于1431年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过也有人坚持认为，郑和的卒年应该是宣德十年(1435年)，根据是宣德十年正月，南京守备出缺，以黄福参赞南京机务，九月司礼监出缺，以王振为司礼监太监。他们之所以能够继任这些职位，正是因为郑和已经去世。
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死于宣德八年(1433年)。因为根据明朝天顺年间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郑和于“宣德庚戌(五年)，钦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八年)卒于古里国”。而祝枝山在《前闻记》里也记载道，郑和的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七年到达古里，宣德八年回国，当年七月六日回到南京，而他就是死在回国途中。
那么，郑和去世后究竟葬在哪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流传着多种说法，整理如下：
(1)被埋葬在南京的牛首山上
现在，郑和墓就坐落在南京著名的佛教“牛头禅”发源地牛首山南麓，墓前傍水库，后靠大山，峰峦环抱，风水极佳。墓地居于一个小山坡上，占地面积约二十亩，南北长三百米，东西宽六十米，高约八米。墓按伊斯兰风格修建，整个墓形是“回”字形，保持了回族及穆斯林葬仪的习俗、规格和风貌。
郑和墓前台阶有四组七层二十八级，寓意郑和七次下南洋，历时二十八年，遍访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南京郑和墓自从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吸引了无数海内外学者、游客前来参观。
但是，郑和墓究竟是真墓还是衣冠冢，众说纷纭。认为此处为郑和安葬墓的学者考证，《郑和家谱首叙》云：郑和“止(亡)于王事，归葬牛首山，赐祭田万顷，诏以立功之处建立。”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牛首山，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墓山麓”。该志(系上元、江宁合志)所记，郑和死于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赐葬于南京。
但有的学者认为清朝的文献不可信，由于当年指认“井首山”古墓是郑和墓主要依据是村民的传说和推测，并没有发现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不少学者认为这座“郑和墓”至多只是郑和衣冠冢。郑和1433年4月逝世于印度古里，船队同年七月返回国内。这就是说，郑和去世到船队返国历时三个多月，正是炎热的季节，航线地处热带，郑和的遗体显然不可能保存好带回国内安葬，很可能葬在古里、苏门答腊或爪哇。
但是，南京大学教授潘群、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季士家、郑和后裔郑自海等则坚称，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结论：南京郑和墓并非衣冠冢，而是名副其实的郑和安葬墓。他们一致认为，郑和是一个两万七千人的统帅，去世后不可能被无端丢在国外。中国有叶落归根的说法，中国也有水域保持尸体不腐的说法。明代船上都有为骤然去世者所准备的棺材，比如明代大将沐英云在云南去世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旅程把他的遗体运到南京郊外安葬，再比如大清官海瑞，他在南京去世后从长江一直运到海南岛安葬，这都说明明代有去世地和葬地相隔很远，但都运到葬地的事例。并且南京是郑和历次下西洋的“大本营”，六次下西洋后郑和又出任南京守备六年，像郑和这样显要的人物，葬在南京，对皇上、对死者，以至对其子孙后代都有了交代。所以，郑和的遗体很有可能是不惜代价运回国内，安葬在南京牛首山。
尽管如此，后人至今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此推测，这桩学术公案还没定论。
(2)葬于南洋三宝垅
据史籍载，郑和是在第七次下南洋的归国途中死在古里的。葬在哪里？一些学者认为，葬在爪哇的三宝垅。今印尼爪哇的三宝垅，有三宝洞，供有郑和像。三宝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三宝垅因纪念郑和而得名。
但南洋学者认为此说不足为信，认为三宝洞的土墩是王景弘之墓。但王景弘是否死在爪哇，也是个谜。
(3)葬在印度古里
根据我们回族的说法，当时流行速葬，也就是三天内必须下葬。郑和逝世的时候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于是就葬在印度古里当地，只把他的衣冠和发辫带到国内。
(4)火葬
因为印度流行火葬，郑和又信仰佛教，很可能就进行了火葬。
以上种种皆是人们的推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因此，郑和的遗骨现在何方，仍旧是一个历史之谜。
唐伯虎是否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谜
唐伯虎(1470-1523年)，因为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唐寅的诗文书画笔资雅秀，设色艳丽，风骨奇峭，活泼脱洒，给人以清新优美的印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以唐伯虎的才气，号称吴中四才子之一或者江南四才子之一，被冠之“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美誉的确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有人说这一称号是唐伯虎自称的，这是真的吗？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隋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人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
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
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贫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正德二年(1507年)，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鱼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属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言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渚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陕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年)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
明仁宗死亡真相之谜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他的生母徐皇后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之女。据史书记载，朱高炽幼年的时候就聪明好学，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
据说在洪武年间，有一次朱元璋让秦王、晋王、燕王的嫡子进京接受考察。派他们去检阅部队，结果朱高炽回来得最晚。朱元璋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朱高炽说：“天气很冷，我想等士兵吃完饭再检阅。所以，就回来迟了。”朱元璋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高兴，认为他有体恤臣属的慈悲心。
又有一次，朱高炽奉命批答奏章，批好后给朱元璋看。结果奏章里有一些错别字和小毛病没有改，朱元璋就问他是不是没有看到，朱高炽回答说：“小过不足以上渎天听”，这使朱元璋很开心。接着问他在尧舜时，百姓如遇水旱灾害怎么办？朱高炽回答说需要圣人采取恤民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朱元璋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满意。
因此，朱元璋对朱高炽非常赞赏。《明史》中说朱元璋夸奖朱高炽“有君人之识也”。当然，当时朱高炽毕竟还不是皇位的继承人，这种溢美之词有可能是后人在他当皇帝后附会上去的。但种种说法都表明朱高炽深受朱元璋喜爱，因此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册封为燕王世子。
但是深受祖父喜欢的朱高炽，却始终得不到父亲朱棣的欢心。首要的一个原因是朱棣和朱元璋一样，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特别是朱棣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他非常尊崇唐太宗，因为自己和李世民一样都不是长子，又都是马上得天下。他认为皇帝应该是那种能够君临天下、震慑万民的人。而朱高炽却太过老实仁厚，再加上他身体不好，既多病又肥胖，走路很不方便，朱棣非常不想让他做接班人。
而与此同时，朱棣却非常喜欢二儿子朱高煦，因为他很像朱棣本人，是明初数一数二的猛将。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煦曾随朱棣兴兵南下，带领军队做先锋，战功赫赫，并几次冒死救护朱棣。朱棣曾对朱高煦说过：“世子多病，勉之！”公然向他暗示，想要将皇位传给他。但最终却未能如愿。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等到朱棣即位以后，朱高煦要求兑现承诺，朱棣就征求众大臣、亲信的意见，结果多数赞同朱高炽，不赞成他。当时隆平侯张信是朱棣的救命恩人，朱棣非常敬重他，朱棣问他能不能换了太子，张信说这是天理人伦，不能随便更改，就连朱棣最信任的大臣道衍和尚、兵部尚书金忠、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都不同意。大学士解缙还写了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看到这种情况，朱棣只好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朱高炽最终能够继承皇位，除了因为他的嫡长子身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认为朱高炽娶了个好老婆，又生了个好儿子。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朱棣很喜欢仁宗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朱瞻基出生时，朱棣当时还是燕王，据说他梦见父亲朱元璋送给他一个白圭，并且说了一句：“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后来，他起兵靖难，夺得皇位，正好应了这个梦，所以他最疼爱这个孙子。他想，这皇位最终还是传给孙子的。朱棣生前曾一再明确向臣子表明将来继承朱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朱瞻基。而朱高炽的皇后张氏，据说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贤内助。据《明通鉴》记载，张氏嫁给仁宗后，很得明成祖和徐皇后二人的喜爱。明仁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朱棣曾经几次想要废掉他，但最终都因为张皇后的缘故而作罢。
《明宫词》中记载，张皇后是朱棣手下第一功臣张玉的女儿，张玉死于靖难，被追封为河间王，朱棣对儿媳妇很好。有一次朱棣和朱高炽夫妇一起吃饭，为了一点小事，朱棣大骂儿子，儿媳不好说什么，就退到厨房做了几样朱棣爱吃的菜肴端上来。朱棣一见，怒气全消，就指着儿媳对朱高炽说：“如果不是你的老婆，我早就把你太子的位子给废了。”当然这是传言，不足采为信史。
事实上，生长在复杂的皇室家庭，朱高炽本人也不像一般人们认为的那样毫无能力，从一些事件和经历上来看，他还是很有魄力的。首先一点是他非常能够忍耐，可谓坚忍不拔。在永乐年间，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打击朱高炽太子地位的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他登上皇位以后，采取了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老臣，释放东宫旧臣并复官，特别是赦免了建文帝时期的许多旧臣，同时废除苛政，停息从明成祖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这些都有利于维系人心和稳定统治秩序。他还调整统治机构，使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重要机构。
在他当政期间，褒奖直言，虚怀纳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因此，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那么，朱高炽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一，嗜欲过度说
朱高炽去世前三天，他还在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从身体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人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称他“实无疾骤崩”。
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这样，朱高炽因何而暴卒，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
朱高炽之贪欲好色为人所共知。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朝鲜使臣尹凤回国后禀告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
朱棣活着的时候，作为太子的朱高炽根本不敢亲近女色。但明朝的皇帝都是
好色之徒，憋了二十年，登其之后他能不发泄吗？而且，朱高炽对于其父有着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丧期间，他是不准亲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炽偏偏不守这个规矩，以表示对其父和所谓礼法的蔑视。
《明通鉴》和《明史》都记载，仁宗即位不久，大臣李时勉曾上一奏疏，劝他不要嗜欲过度。其疏云：“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
李时勉的当头棒喝，触及了朱高炽的命门。览奏后，他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朱高炽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的奏疏确实触其痛处，否则，他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朱高炽的儿子宣宗即位后，有人提到李时勉辱没先帝的事，宣宗大怒，说：’缚以来，朕亲鞠，必杀之。“
李时勉被带到，宣宗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阁(谅阁：天子居丧期问)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前话是实，后话得体。宣宗听后，叹李时勉为忠臣，立即官复原职(见《明史·李时勉传》)。
还有人认为，仁宗猝死的原因是服用了治疗“阴症”的金石之药，中毒而死。
明人陆釴在《病逸漫记》中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所谓“阴症”，指的是纵欲之后体虚着凉，或误吃冷食，或被阴风侵袭，而留下的阴寒之症。此说出自仁宗时太监之口，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当时治疗此等“阴症”并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明史·罗汝敬传》中记：“宣宗初，(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日：‘……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期月：一年)，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险壬小人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见，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药中毒，不治而亡。
但有的学者认为，说仁宗贪恋女色，恐怕证据不足。史书记载，仁宗勤于政事，建弘文馆，与儒臣谈论经史，终日不倦。后宫除与张皇后相敬如宾外，仅谭妃一人。如此，则与贪色纵欲、阴症中毒之说，又互相抵牾了。
二，弑父篡位说
有学者精细考察各种蛛丝马迹后指出，仁宗可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害死的。
其一，朱高炽生性温厚懦弱，嗜欲享乐，朱棣生前对他大为不满，只因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而朱高炽长子朱瞻基则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力，工于计谋，深得祖父朱棣的赏识。
永乐十一年(1413年)，外藩朝贡，在皇家校场行射箭比赛，年轻的皇太孙出场挽弓搭箭，连发皆中，使人刮目相看。朱棣更是高兴，觉得嫡长孙全然不像其父亲，而很像自己。为了考察这个皇孙，校射毕，朱棣当众对他说：“朕有句上联，你试着对对看--万方玉帛风云会。”话一出口，皇太孙不假思索，叩头对日：“一统山河日月明。”引得满场惊叹。
朱高炽即位后，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到他并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有史学家说，如果朱高炽不是死得早的话，太子朱瞻基必然被废。朱高炽对这位酷肖成祖的儿子，一向并无好感。朱高炽讨厌其父，也由此讨厌被其父宠爱的儿子朱瞻基，他最喜欢的儿子是封为襄王的老五。这一点，朱瞻基不可能不知道，以他的性格，有可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
其二，洪熙元年三月，因南京一带地震及山东徐淮一带饥荒，朱高炽命太子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并留守南京。
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当时应该走的路线是出河北，经山东，折入安徽(凤阳)，再到南京。整个行程，大约要花两个月左右。但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恪守常规行程，而是直奔南京。据推测，本应居留南京的朱瞻基在南京停留不久，就已经启程北上了。在朱瞻基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上宾：皇帝死亡)。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的预料之中的。
其三，五月十二日，仁宗忽然病重，宦官海涛受命出京召太子还。奇怪的是，朱瞻基竟能在六月三日赶回北京，海涛之往和朱瞻基之返总共才用了二十天！南北两京往返全程近四千华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除非如上所说，朱瞻基已提前离开南京。
朱瞻基曾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已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了。
他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道：“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简直有不打自招之嫌。
综上所述，有人做出如下的分析和推断：朱瞻基感到父亲派他去南方祭陵并“居守南京”，说明父亲对他的防范和疏远，朱瞻基开始担心了，于是与亲信定下杀仁宗夺皇位的计谋。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朱瞻基的吩咐，加害予仁宗。事成，仁宗将逝或已逝之后，海涛又以仁宗之诏急召太子返京。
而此时，朱瞻基早已离开南京，待命于中途，等待着这纸计划中的诏书了。海涛和朱瞻基里应外合，日夜兼程，演了一出弑父夺位的双簧戏。
当然，仁宗素来体弱多病，即位后日理万机，多有建树，劳累不堪加突发疾病，也可以置他于死地。以上见解，仅仅是后世学者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种种疑点做出的一些推断而已！
沈万三暴富之谜
如今，在中国的江南，有一个千年古镇，那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周庄之所以名闻天下，不仅仅因为那幽幽怨怨的小桥流水，和那威尼斯式的水上风情，还因为她古老的文明和一些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当你漫步在周庄街头的时候，更随时随地能探听到历史传递出的种种信息。当然，你听到的一定少不了关于江南巨富沈万三的传奇人生故事。
在流连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情的同时，更想探究沈万三发迹致富
的轨迹，解读他成为巨富的奥秘所在。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以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大概比朱元璋大20岁左右。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元末，天灾人祸，瘟疫流行。沈万三的父亲沈佑带着全家从吴兴流落到东垸，后又迁至银子浜。当时，这里荒地很多，人也少，沈家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开荒种地。沈佑有四个儿子，都很能干，又能吃苦。十几年后，沈家已经成为一方地主了。周庄也从原来的一个小村子，发展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集镇。在今天的银子浜畔，有一块庄重、简朴的石牌坊，两侧书有一副楹联：
念我无祖迁贞丰耕农经商，望尔后裔居周庄修宅筑亭。
这说明，沈家开始是以农耕致富的。
沈家富裕起来了，沈佑却免不了一死，而他的儿子们则继续沈家的财富神话。沈家的大儿子在后来没有记载，可能是早亡。二儿子沈镇迁到了嘉定安定(今安亭)，三儿子沈富留在周庄银子浜，四儿子沈贵迁到白蚬江北黄墩。这三个兄弟从小和父亲流落、迁徙、种地，都没有什么文化，但沈祜在生活富足之后十分注重教育，提高后辈的文化素质。高智商使沈家三兄弟日后都成为当地首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特别是老三沈富，竟然坐拥亿万家财，富得连皇帝朱元璋都眼红。人一富了，当然身价也就高了，当地人把他的名字里也加了个“万”字，叫他“沈万三秀”，他在后来就以“沈万三”而著名于世。
沈万三从一个种地的农民，瞬间富甲天下，他的亿万家财是从哪里来的呢？民间有很多传说。
传说，沈万三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靠种地为生。有一次，他去农田干活，刚好碰到一渔翁捕捉到百余只青蛙。渔翁正要宰杀青蛙，沈万三大喝一声：“老伯请住手，这些青蛙我买下了。”于是，沈万三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渔翁，把青蛙带到距家不远的池塘里放生了。嗣后，青蛙喧鸣不已，嘈杂刺耳的声音吵得他夜不能寐。清晨，他前去驱除青蛙，却见那些青蛙盘踞在一个大瓦盆中，他也不十分在意，刚好家里缺个洗手盆呢，就把瓦盆带回家了。一天，他的妻子正用这个瓦盆洗脸，不小心将一枚银钗滑落到盆中，这时，奇迹出现了。一个银钗竟神奇般的变出无数个，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都数不过来。妻子大叫沈富。沈富近前一看，也惊呆了。随后，他们又把金元宝拿出来，结果是一个金元宝变出了无数个金元宝。破瓦盆成了聚宝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沈家就这样一举暴富。
还有传说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
传说归传说。关于他致富的原因后世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年)，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得自沈玢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
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
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延祐元年(1314年)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年)，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李岩、红娘子有无之谜
李岩和红娘子，是闯王起义军中的一对传奇性很强的夫妇。三百多年来，围绕着这两个人物的有无，人们进行了长久的争辩。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据明末清初与李岩同时代的顾炎武《明季实录》记载：李信(岩)，河南开封杞县人。他是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曾经中举，有文武才。当时灾荒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他曾主动向县令宋某建议：停止征收苛捐杂税，开仓赈救饥民。县令当然没有答应。于是他打开自己的粮仓，发放粮米二百多石。饥民们骚扰其他富室，要求他们像李岩一样也开仓赈饥，最后发展到了焚毁富室，抢劫粮仓，地方当局派兵镇压，把李岩也逮捕入狱。这消息泄漏了出来，附近林子里，有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带头的青年女子，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听到
李信捐粮救灾的事，十分钦佩，现在听说李信有遭害的危险，就带领起义军将他从狱中救了出来。他们一起杀死县官，去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并与红娘子成为夫妇。
李岩参加起义后，劝闯王“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得到闯王信任，同李闯王结为兄弟，人称为李公子。
他还为李闯王做过很出色的宣传工作。如“吃他粮，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迎闯王，不纳粮”等，据说，都是他的创造。他还向闯王推荐过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宋献策，他们都是闯王营帐中的重要人物。李岩本人也官至中营制将军，在李闯王带兵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的时候，他在北京留守。可见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则详细记载了李岩的结局。
据说，定州之战失败后，有报告说，河南全境都反了，李岩请求带兵两万平定河南。闯王很怀疑他，牛金星乘机献谗说：“李岩早有反心，如果让他去河南，就等于给蛟龙以云雨，无法制伏了。不如除掉他，免贻后患。”闯王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杀了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宋献策听说这件事后扼腕愤叹，刘宗敏咬牙切齿，从此文武不和，将士解体，闯王的部队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并提出以下论点：
一是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地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开封府志》、《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新乡地考》)，也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也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烈皇小识》。)此外《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据此，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的作者姚雪垠认为，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出狱“绝无其事”，“这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二是一些有见识的观察者断然否认这一故事。在康熙《杞县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否认李岩是明代大学士李精白之子，否认有举人李岩的存在，否认他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说：“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杞县志》)？
三是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
而关于红娘子的存在，考证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在许多记载中，有关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末，都语焉不详。我们至今连她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所称“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为标志。据查继佐《国寿录》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忽有红衣一人，随数卒”到杞县进士出身的刘理顺家，说刘家有恩于他，他能“自达于李将军”，要对刘进行保护。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上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
关于红娘子的记载，最初见于吴伟业(梅村)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梅村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如此故事影响较大。稍后的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冯苏的《见闻随笔》、毛奇龄的《后鉴录》中，都采用这一故事。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便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明史》在官修史书中较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很广了。
明史专家谢国祯，也主张红娘子确有其人，写有《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的有关红娘子的记载。
在他编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上述史料，均为郭沫若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出入。所有这些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有关红娘子的事迹，都与李岩紧密相连而不可分，讲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这件事。
郭沫若也对红娘子作过一番研究，并认定红娘子确有其人。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中的记载：“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说的是江湖卖艺的杂技演员红娘子造反后，看中了杞县举人李信(岩)，一定要嫁给他。李岩开始放不下举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范，在被迫做新郎后又逃脱，被官府抓进监狱。红娘子率领杞县饥民，破杞县城，把李岩救了出来，结为夫妇，又劝李岩投奔李自成。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因此使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想改写为历史剧。三年后，他在《关于李岩》一一文中说。《甲申三百年祭》对“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又经过三年，他在无名氏的《梼杌近志》和吴梅村的《鹿樵纪闻》中，发现了有关李岩与红娘子的一些记载，可惜都很简单，内容与《明史》所述中无甚出入。因此他认为，《明史》中的记载可能就是根据吴梅村等人的著作写成的。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李岩虽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及一些在北京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白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但他们认为，即使李岩确有其人，而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仍不可信。因为查乾隆《相县志》，在崇祯年间，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的记载。此外，许多记载有李岩事迹的史籍，都不提红娘子破城劫狱之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较《绥寇纪略》问世早，根本不提及红娘子；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较《绥寇纪略》成书晚，也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连小说《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都没有把这极好的小说材料写进书中去。
红娘子的最后结局也是一个谜，按《永昌演义》中的说法，红娘子后来成了白莲教首领，在李岩死后她还见过出家当了和尚的李自成。
但是这只是小说家之言，而不是历史。
时至今天，关于有无李岩和红娘子的争论还在继续。顾诚在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重申了他的并无李岩其人的观点。而谢承仁在《李自成新传》(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中，则认为李岩确有其人。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李自成农民军的力作。究竟孰是孰非，只好留待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了。
史可法是否战死沙场之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明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抵达扬州。扬州是南京南明政府的屏障，一旦扬州被占，清兵将会沿江而上，南京必将不保。于是，正在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即发出十万火急的军书，希望各路将领能率兵前来保卫扬州，不料竟无一支部队前来增援。而清军那边，摄政王多尔衮先后五次下书劝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还把前来送信的人抛进了护城河里。清军见劝降不成，便将扬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饷不济的情况下，率领
扬州军民坚守孤城，终因寡不敌众，扬州失守。由于清军在攻城中伤亡惨重，攻城将领多铎恼羞成怒，竟灭绝人寰地对扬州人民进行了持续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屠杀过后，扬州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史可法的部下潜入城内寻找他的尸体，但是遍寻不着。由此产生了很多传说。那么，史可法到底是不是战死在城中了呢？
有的说史可法缒城(由城上缘索而下)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详细地记道，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来，史可法下命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后，立即开始攻击守城的明军。史可法在城上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就想拔剑自刎。这时候，他的手下连忙阻止。最后，他只得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出。有的记载竟然还称史可法是跨骡出城的。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言，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许旭还就此赋诗：“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汗青录》)
但也有人认为在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一次，计六奇外出途中坐船时，偶遇一个嘉兴人。在闲谈中，这个人提到自己是扬州之战的幸存者。计六奇便向他打听史可法的下落，这个人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很多说法，如战死说，沉江说等。
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史可法自杀未遂后，与部将在离扬州城数里的宝城寺稍作休息。清军追寻至此处，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史可法战死。
沉江说则说史可法出城后，渡河时因马蹶落水溺死。也有人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逃生无望，于是赴水自尽。康熙年间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就采用了“沉江说”，因而此说广为流传。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清朝官修史籍大多如此记载。如《清实录》记载道，清军攻克扬州城时俘获史可法，并将其斩于阵前。再如《明史》也提到，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这时史可法大叫道：我就是史督师，于是清军将其杀掉了。其他如《雪交亭正气录》、《史外》等野史也都有类似记载。甚至史可法嗣子史德威在其所著《维扬殉节纪略》中也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敬如宾，口中直呼其为先生，并提出丰厚的条件来诱降他。但史可法怒斥道：“我作为大明朝重臣，怎么能苟且偷生，难道想让我做万世罪人么！今日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颅，但绝不会让我屈服……我将与扬州共存亡，既然扬州城已被你们攻破，我活在人世间也无任何意义”。于是他被清军杀死。史德威的记载可谓是关于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而且，一些目击者也谈到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原史可法的部下杨遇蕃及清军将领安珠护就亲眼目睹了史可法被杀和被肢解之情形。其实，史可法早就抱定一死之心，他在写给母亲、夫人的绝笔信以及五封遗书中，就有“一死以报国家”之语。
第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不孝儿可法遗禀母亲大人：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至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儿可法泣书。”
第二封信给夫人：“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书。”
第五封信给副将史德威：“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复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早从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绝笔。”
因此，一些人认为既然史可法已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不可能在扬州城被攻破后逃生，而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就已中流矢而亡，因而根本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之所以出现“缒城潜去”“不知所终”之说，可能归结于史可法死后尸骨无着。清兵破城后，屠城十日，杀百姓数十万人，而史可法又是“尸裂而死”(《乙酉扬州城守记略》)。再加上当时天热，扬州城尸骨已腐无法辨认，因而史德威便将史可法生前穿戴过的袍笏及玉带等物，葬于梅花岭旁。另一种可能便是人们心理存有不愿意史可法死去的情结，总是希望史可法能幸免于难，所以史可法未死之说一直流传。
明武宗乱政之谜
明武宗名朱厚照，年号正德，是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荒唐皇帝，其贪玩程度在中国的上百位皇帝中无人能出其右。明武宗生来就贪玩好武，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运动十分入迷，幼年时就常到宫中的蹴园亭玩蹴鞠，年岁稍大后又醉心于骑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不过他的父亲明孝宗非但不予以制止，反而还大加赞赏，以为他有尚武精神，“安不忘危”，却没想到这只是小孩子贪玩罢了。
明朝的皇帝大多短命，这与他们为追求长生不老而大量服食丹药有关，孝宗也不例外，36岁就死了。于是明武宗14岁时便已经登基当上了皇帝。
这个14岁的少年有了君临天下的权力，玩起来便也更加放肆。当时的大臣就常看到退朝后的少年天子在大批带刀披甲、臂架猎鹰的宦官簇拥下，从皇城疾驰而出的场面。
不久，武宗又对市民的生活大感兴趣，于是传令在皇宫内设立市场，建了许多商店，让宦官扮成买卖人模样，端着算盘，极认真地在那里讨价还价，还特意派出市正做调解工作，而自己则扮成富商，买进卖出，以此取乐。也许是觉得富商的生活应该更加丰富多彩，武宗又让宦官在市场中开设了许多的酒肆、妓院，让宫女扮成妓女。自己则挨家进去喝酒、听曲。当然，既然是进了妓院，**乐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皇家后宫就这样让明武宗改造成了“红灯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宗开始觉得皇宫里还不够好玩，便带着宦官溜出皇宫，到民间微服私访。他经常在夜间闯入百姓家中逼女子作陪，遇到中意的还要带回宫去，搞得百姓怨声载道。少年天子的微服私访竟然变得与采花大盗的所作所为没有区别。
身为明朝最能玩的皇帝，每日眠花宿柳仍然远远不能让武宗感到满足，于是他索性在皇宫内玩起了军事训练的新把戏，弄得皇宫中炮声震天，把京城里不明原委的老百姓吓得半死。
中国的皇宫都是土木结构，武宗为了放炮竟在皇宫中贮藏了大量火药，结果百密一疏，终于把皇宫点着了，竟将皇帝的寝官--乾清官烧得干干净净。皇宫着火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明武宗看着乾清宫的冲天大火和火药不断爆炸激起的火花，竟然对身边的人说：“是好一棚大烟火也！”朱元璋如果地下有知，听到这句话，大概也会被这位不肖子孙活活地再气死一回。
武宗的胡闹自然引来大臣们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劝谏。武宗玩兴正浓，哪里听得进这些规劝。为求耳根清净，他建立了豹房，在里面安置了许多的乐户和美女，自己三天两头住在豹房，日夜**乐。至于上朝，则每月去一两次应付一下，开始跟大臣玩起了消极怠工。
自幼便醉心于骑马射箭的武宗长大以后依然乐此不疲，打猎是他展示自己才华的大舞台，不过这还无法让他过瘾，战场是他最向往的。为了让自己有机会率军出征。武宗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任命。
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下诏任命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到宣府、大同、延绥去巡查西北部边境。正当朝中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哪里冒出个朱寿时，武宗却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身份大摇大摆地率军出京了。
这次出巡还真让武宗体会了一次战场的感觉，正当他出巡时，鞑靼小王子带领五万大军南下骚扰，心血**的武宗急忙亲自带兵赶到应州去迎战。不料没等他赶到，鞑靼就退兵了。
心有不甘的武宗督军穷追不舍，总算追上了一小股鞑靼兵，结果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杀死了十六名鞑靼士兵。武宗认为打了大胜仗，心满意足地命令金鼓齐鸣，凯旋回京。
回到京城，他神气活现地对百官说：“朕在前线亲自斩杀了一敌兵，卿等知道吗？”这时，他还要让吏部加封朱寿为太师，并要再次派朱寿到京郊和山东巡查。大臣见武宗如此胡闹，皇帝不当竟化名当将军，太有失体统，便联名一百多人上奏劝谏，试图阻止武宗的胡闹行为。武宗听说大臣联名劝谏，不由大怒，下令将这些大臣撤职的撤职，廷杖的廷杖。不过，大臣们的屁股没有白白挨打，他们的劝谏总算扫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于武宗荒于政事，宁王朱宸濠便趁机起兵发动叛乱。对于国家内部发生叛乱，武宗不仅不着急，反而大喜，因为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不料大军才走到半路便接到叛乱已经被王阳明平定的报告，不过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武宗的兴致，他又亲自导演了一出闹剧。他下旨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由自己亲自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
其实武宗南巡的真正目的是要到江南游玩，南下平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现在既然平叛成功，武宗便心安理得地留在江南肆意玩乐。一天，他亲自驾着渔船在江上打鱼，正玩得兴起时不慎跌入江中，差点被淹死。
随从们七手八脚地将他从江中捞起，才没有命丧江南。但是，受了这一次的惊吓，再加上当时已经是九月天气，江水寒冷，而武宗又早已被女色耗尽了身体，自此便开始生病，而且这一病就再也没有痊愈。
没了玩兴的武宗匆匆离开江南。然而回到京城之后的他仍不收敛，照旧纵情荒**，身体日益虚亏，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还是没有挽回武宗的生命。数月之后，武宗病死于豹房，年仅30岁，荒唐皇帝的短暂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人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壬寅宫变”真相之谜
“壬寅宫变”震惊了皇宫上下，人们实在难以想象宫女竟然有谋杀皇帝的胆量，于是追寻作案动机、擒拿幕后黑手便成为案发后的首要任务。
事发之后，杨金英等16名当晚值班的宫女全部被抓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
她们很快就供出了试图弑君的主谋元凶。宫女们一致指认是宁嫔王氏为策划者。那么，一个妃子为什么会谋杀皇帝呢？
说到底，根源仍在嘉靖皇帝本人身上。这里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名朱厚璁，是武宗朱厚照弟弟兴献王的长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因为长期的荒**无度而死，死时仅30岁，没有留下子嗣。
于是就在皇太后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商议下，立朱厚璁为帝，史称明世宗。
嘉靖皇帝登基之初颇有作为，革除了很多正德年间的弊政，并诛杀了朝中的奸臣钱宁、江彬等人。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碰到了少有的圣君，可以大有一番作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嘉靖皇帝和大臣们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就是有名的“大礼议”之争。
原来，嘉靖皇帝是以明武宗嗣子的身份当上皇帝的，因此他继承的是武宗的江山和血脉，这是中国封建正统伦理所十分讲究的名分问题。可是，嘉靖皇帝在即位六天之后就变了卦，下诏让大臣们讨论如何才能给自己已故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封上皇帝的尊号。
对于这件事，朝中大臣认为是关系天下的根本问题，所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等百官都极力反对，并出现了60多位大臣联名抗议的事情，对此皇帝一概残酷对待。事情僵持得不可开交，大臣们虽然对抗不过皇帝，但也因此导致君臣之间的不和，此事一直闹腾了20多年才消停。
经过此事，嘉靖皇帝开始荒于朝政而沉迷于荒**之事，纵情于女色之中。特别是他即位近十年后，仍没有生下儿子，让他很着急。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张孚敬的大学士说古时候的天子在立皇后的同时，还要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样才会有很多的后代。他向嘉靖皇帝建议说，“皇上年富力强，更应该广求淑女，为将来有更多的后代打算。”
这正对了嘉靖的心意，既可以满足他的色欲，又提高了生子的几率。所以他就下旨广选天下的淑女，使得后宫佳丽越来越多。只是红颜易老，随着皇帝的喜新厌旧，后宫妃子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这当中就涉及了“壬寅宫变”中的几个女人。
那么，这些人都有谁呢？
嘉靖皇帝前后共有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陈氏在嘉靖帝还没有即位时就是王妃，只是为人性情冷僻、不苟言笑，受到了冷落。有一天，已经怀孕多日的陈氏与嘉靖坐在一起闲聊，张氏、方氏两个妃子走了进来。嘉靖对张妃十分喜爱，惹得陈皇后吃醋，将杯子投到地上，结果触怒了皇帝，被大加呵斥。结果，惊吓过度的陈氏流了产，大病一场死去。
第二位皇后就是那位张氏。陈皇后死后，张氏被立为皇后。后来张氏红颜渐老，皇帝开始渐渐疏远。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世宗找了个借口废掉了张氏。
第三位是方皇后，她与前两位皇后一样都没有生育。可以想见，随着岁月的流逝。嘉靖皇帝很快对方皇后也渐渐产生厌倦，这很自然引起方皇后对其他妃子的怨恨。这也将酿成了下面的端妃曹氏蒙冤而死的悲剧。
而事变的主谋宁嫔王氏曾为嘉靖帝生了一个儿子，按惯例她应该由嫔晋为妃，但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受到晋封。因此有人在分析此案的起因时提出，王氏就是由此而心怀不满才策划谋害皇帝的。
受“壬寅宫变”牵累的端妃曹氏，长得非常漂亮，深受嘉靖皇帝的宠爱。可以说，自从有了端妃，皇帝就连每天的早朝也不上了，整日在后宫与端妃饮酒寻欢。而端妃因受皇帝的独宠而受到了王氏的嫉恨。所以，当王氏被招供出来之后，出于报复端妃，王氏便将她也拖下水，硬说端妃是此事的同谋。而事情发生后，嘉靖皇帝本人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宫中的事务都由方皇后处理，于是方皇后就代替皇帝下令，将一贯与自己不和的端妃还有王氏等20余人统统处以凌迟。据说在临刑的时候，端妃曾经大声呼喊冤枉，骂王氏诬陷自己。那么，这次事变的主谋真的是宁嫔王氏吗？
后世史学家们对“壬寅宫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持有不同的意见。对于王氏主谋加害皇帝的说法，就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王氏没有理由指使宫女们杀死嘉靖帝，因为作为一个生有皇子的妃嫔，为了争宠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没有必要的。而十几位宫女为争宠而不顾生死谋害皇帝，这种可能性也不大。那么，“壬寅宫变”的真相到底什么呢？
第一种观点认为，“壬寅宫变”是由于嘉靖帝为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酷虐宫女所致。
嘉靖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在废佛的同时，他开始信奉道教。嘉靖五年(1526年)，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称为“真人”。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因进献**壮阳药得到皇帝的宠爱。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嘉靖贪恋女色，纵欲无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愈是这样，他就愈是迷恋道教仙术，搞所谓的“采阴补阳”，既满足了色欲，又可求长生不老。一些方士、佞臣，都是通过进献房中药或炼丹药而大受嘉奖和大发横财的。
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进献各种各样的长生不老丹及房中药的风气，流行于大江南北。
各种资料表明，事件发生前，宫女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既无大错而又铤而走险，推察情由，则很可能与嘉靖帝日常的炼制丹药有关。
当时进献的炼丹药可谓五花八门，其中以八十八岁的南阳方士梁高辅进献的“红铅丸”最为著名。它用七七四十九名童女的第一次月经为主料，再加其他药物精心炼制而成。据说，这些药物不仅能增进陛欲，而且能强身健体。另有“秋石”，是去掉头尾的童子尿煎制而成。还有‘含真饼子“，即婴儿出生时口中所含的血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壬寅宫变“两年前，宫内这种炼丹之风达到了极点。
为了准备制药，嘉靖一朝多次专选尚未初潮的十三四岁的少女进宫，每次多达数百人。她们既是制药的原料，又是嘉靖帝的泄欲工具。专选来的宫女不得进食，而只能吃桑葚，饮露水，以保持身体洁净。所以，被征召入宫的少女们都苦不堪言。
为了采足炼丹原料，太监们秉承皇帝的旨意，如狼似虎，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轻则损害身心健康，重则造成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许多人因此丧命。此外，为了防止泄露炼药的秘密，甚至可能杀掉取过血的宫女灭口。可以推测，杨金英等人亲眼目睹了宫内姐妹们饱经残害，而这种类似的灾难早晚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而才决定拼死一搏。与其被虐杀而死，倒不如与这个昏君同归于尽。
不过，按后宫等级，除皇后外，以下是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杨金英的身份已是”常在“，肯定不是经血未来的少女，采药制药同她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她为什么要带头弑君呢？难道她真有满腔正义，一股豪情，为天下受害的小姐妹申冤、报仇？即便如此，又哪能得到十几个人的同时响应呢？十六个人同时动手，肯定有她们共同的利害，可见，其中还有未知的隐情。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宁嫔王氏首谋发动这次宫变的。
据说，朱厚熄自嘉靖元年大婚后，身体很虚弱，经常气喘、咳嗽，直至嘉靖九年(1530年)还没有孩子。嘉靖十年(1531年)，皇帝在宫中钦安殿建坛求嗣。起初，以礼部尚书为监礼使，文武大臣轮流值班进香，一直没有效果。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请道士邵元节等主持祈坛。事情也是巧合，当年，后宫妃嫔就生了男孩，以后又生了好几个孩子，这就是邵元节一直受到皇帝信任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宁嫔王氏也在这一年为嘉靖生了个儿子，按惯例，她应该由嫔晋升为妃，可是不知为什么，嘉靖没有晋封她，完全忽视了她和儿子的存在。同时，端嫔曹氏原来与她同级，因为长得漂亮，深受嘉靖帝的宠爱，只生了一个女儿，就马上晋封为端妃。因此，宁嫔王氏心存不满。她瞅准了嘉靖夜宿宠妃曹氏宫中时，指使杨金英等宫女将皇帝勒死以作为报复，同时，还可以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到曹氏身上。
这一说法，大抵是根据一般宫闱斗争的逻辑所进行的猜测，但号隋理不符。因为，一个已经生有皇子的妃嫔，为了争宠或争地位而杀死皇帝，实在没有必要。古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帝老子死了，你孤儿寡母，”宠“又从何而来？再说，这是一个注定的败局，胜亦母子双亡，败亦母子双亡，如果不是自身危亡在即，绝不会出此下策。而且，十几位宫女为主子争宠而谋害皇帝，而且态度如此一致，可能性实在不大。
第三种观点，依正史所载，此次宫变，牵涉到一妃一嫔，可能是政治斗争在宫内的反映。
如前所述，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嘉靖尊重明朝的皇统，称自己生父兴献王为叔父，而尊武宗之父明孝宗为父。而以张璁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大臣，则迎合嘉靖帝私意，主张以兴献王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做到继统而不继嗣。明廷上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史称”大礼议“的激烈争论，延续多年。这场斗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而实际上，掩盖着朝臣与皇帝、朝臣各派系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
壬寅宫变，发生在”大礼议“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之后，而且涉及一妃一嫔，因此，估计与”大礼议“有关，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利用妃嫔除掉嘉靖帝的结果。
但是，端妃和宁嫔有何政治背景，为何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为”大礼议“的失败者除害，史上并无记载。因此，也只是一种揣测，聊备一说。
第四种观点认为，这次宫变是由于嘉靖喜怒无常，任意虐杀宫女所致。
据历史资料记载，嘉靖性格残暴不仁，喜怒无常，果于刑戮。对待臣下如此，对后宫从皇后到宫女亦不例外。《明史·后妃列传》载：帝与陈后并坐，张、方二妃进茶，嘉靖帝见张妃手如凝脂，便握手把玩。陈后看不惯他好色的丑态，愤然掷杯于地，嘉靖便雷霆大发，陈氏受惊堕胎而死。陈氏死后，嘉靖立顺妃张氏为后，开始时宠爱有加，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一怒之下又废了张氏，改立德妃方氏为后。方氏在壬寅宫变中对嘉靖有救命之恩，但她处死了皇帝的宠妃曹氏。嘉靖病痊后，忆起端妃的情爱，对人说：“端妃，我所爱，应该没有害我之心。”从此迁怒方皇后，开始与她不和。清人对此咏道：
无端事变起宫闱，全仗长秋息祸根。
岂料顿忘宗社限，翻然病已忆端妃。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方皇后寝宫失火，世宗故意不下令救火，结果方皇后被烧成重伤，嘉靖也不去看望，直到方皇后死后，他才记起皇后毕竟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便谥她为“孝烈”。
对皇后都恩薄如此，对出身低微的宫女宫婢，嘉靖当然更不看在眼里。朝鲜史书载，嘉靖虽然贪色，但宫人只要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从不宽恕，痛加责打，因此多达两百多位宫女被打死。这种非人的待遇，使宫女们蓄怨积苦，适逢这群宫女中的一些人又犯有过错，有待责罚，与其被活活打死，不如拼死一搏。仔细推究，此说较为有理。只有这种共同的切身利害，反正是死的决心，才有可能促成这场必死无疑的宫变。
但由于这群宫女的身份过于微末，十六条生命，未能在茫茫的历史大海中泛起一星浪花，留下一点线索，这才引起后世文人无穷的揣测，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