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42年的四一大会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加倍提防戴笠。但是在抗战时期，他并不敢轻易打破人员设置上的平衡，怕党内的不稳定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因此他冷眼看着戴笠在抗战中东奔西走，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还跟美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势力一步步地壮大，心情越加的沉重和不安。所以他暗中在试探戴笠是否还在保持忠心，是否依然随叫随到，便于控制。

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在 1945年 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戴坚辞中央执委。蒋本来已把它圈定为中央执委，但戴考虑，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要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二人，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又让二陈找不到把柄，还笼络了郑、唐，蒋也会减少对己的戒心。果然，戴的做法受到蒋的好评。

1946年 1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 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也是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就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的命令颁布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改组计划：

一、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独立出来，使得军统局的情报机构得到削弱；

二、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分化出来，使得军统局不再掌管警察行政大权；

三、改组军统局主脑部分，使其成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的一个调查室；

四、削减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化整为零。

另外戴笠还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蒋介石收到这份计划的时候，心中还有一些疑问。因为他不相信戴笠会这么干脆地做出对他力量如此不利的削减。所以他表面上对戴笠的决定表示肯定，但是私底下却派人继续调查。这一查却发现了诸多的疑点。

首先，戴笠虽然削减了军统局内部的军事部门，却掌握了军令部第二厅，把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拨归进去，全部抓到手中，成立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戴笠掌握了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戴笠另外改编了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把约十万人组建成了交通警察总局。

尽管戴笠削减了各内外勤机构，但是他并没有解散削减下来的人员，而是把这些人安插到各个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室，安顿下军统局主脑部分的主脑部分。

最让蒋介石气愤的是戴笠竟然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而该组织成立的目的甚至是明确地表示要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经过这几步计划，军统力量没有被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更加强大。

这个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愤愤不平地说：“这个戴科长闹昏头了，他得明白他自己的位置。”

为了加强对情报机构的控制，蒋介石下令除了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由唐纵主持。曾经是戴笠下属的唐纵摇身一变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除了重大情报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掌握外，其他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相比之下，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1946年 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虽然是想用于抑制戴笠，但是表面上的借口却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但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见了多了，也曾经用过，所以他能够理解，也能体谅。但是他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层层削弱，特务大权被蒋介石收回，戴笠并不感到可惜，因为他知道在战后的形势下，情报机构是注定不能长久公开地存在的，他想要争夺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这样才能更加实际地获得更多的利益。

为此，戴笠从各方面做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而李士珍又在二陈兄弟的支持下，和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因为两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斗得是难分上下。

但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一直是戴笠在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他对这项行动最了解，也最有组织能力。所以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很快就实现了。通过肃奸活动，戴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而且壮大了特务武装，权力和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和膨胀，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蒋也难以一时从其手中夺去，但是，通过近几年对戴笠行动的观察，蒋介石发现戴的势力越来越大，不由得更加担心了。

再加上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另外，戴笠在美国人中的名声也是越来越盛，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向蒋介石要求要当面见见戴笠。戴笠在美国军界的影响，也使蒋不得不采取新举措。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使得两人从过去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变成现在戴笠让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最终极的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 5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5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这两人负责对戴笠进行近距离监视。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所以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吸收他入组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所以也实属必要。

而对胡宗南来说，蒋介石明知道他是戴笠的密友，却仍然把他吸收到 5人小组中，甚至将他列为 5人中的核心组长，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知遇之恩。他跟戴笠也心照不宣地保持无话不谈的关系，然后转而向蒋介石密报戴笠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的地位保住了，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蒋介石的一着险棋却收到了奇效。而蒋、胡、戴三人之间互相拉锯，互相欺骗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去。

5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对军统势力的抑制和削弱也都有了明显的成效。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