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4月，戴笠正在重庆办公，忽然接到一份电报：“张国焘抵达武汉，速来照料一切。”戴笠立刻两眼一亮，难以掩饰兴奋的神色。他从为蒋介石做事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反共的活动，而如今竟然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前来投靠国民党，不由让他感到自己的工作还算颇有成绩。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手上有 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于是他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在失败后，他依然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1938年 4月 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而是借口到西安有事，就坐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住进位于西安的国民党西京招待所，开始和蒋介石派来的人谈条件。等到 4月 7日他准备去武汉时，才把自己的心意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明。林伯渠连忙向中央和长江局发报，周恩来立刻指示，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于是中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劝说和强制的活动，但是张国焘一再要求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征服工作。最后，周恩来向张国焘指出三条路，让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人走后不久，张国焘在房间里坐立难安。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安全，急于想要寻找一个靠山。于是他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

戴笠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他放下电话就做出了安排。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张国焘略感不安地坐在军统的车里，车开了很久，终于抵达了武昌一座漂亮的小洋楼。一下车，戴笠就满面笑容地从楼里迎出来一边拍手一边说：“国焘兄，欢迎欢迎。”

张国焘的笑容有些勉强，一直有些退缩地点头说：“戴老板客气了，以后还要戴老板多多照顾。”

戴笠抬手指了指身后的人说：“这位是蔡孟坚蔡局长，他是你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你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就由他来保护你。”

张国焘知道蔡孟坚其实是戴笠派来监视自己的人，但却不敢表现出不满，还是很恭顺地对蔡孟坚点头说：“谢谢蔡局长的关心。”

戴笠说：“张先生先休息一下吧，改天我再来看你。”说完他就上了车扬长而去。

蔡孟坚走上一步指着门口说：“张先生请吧。”张国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踏上了楼梯。虽然房子非常华丽舒适，但是身处其中，张国焘却觉得心情空空落落，精神上无所依托。

没过几天，先来拜访的却是受蒋介石之托的陈立夫。陈立夫问张国焘想要做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 1938年 9月抵达重庆。戴笠看到略带愁容的张国焘，拍着他的肩膀鼓励说：“张先生加入我们这么久，却让你一直休息，真是屈才了。”张国焘连忙说：“不敢，不敢。”戴笠马上脸一拉，很严肃地说：“我们现在马上就有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先生。希望张先生支持。”

张国焘一听到这话，马上来了精神。他恳切地说：“我既然加入了贵政府，就要为这里服务。请你们吩咐吧。”

戴笠说：“我们军统准备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我们考虑了很久，认为这个工作非张先生莫属。希望张先生可以配合。”

张国焘叹了一口气，他原本不愿意参加军统做特务，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想到自己将以一届共产党元老的身份做着走狗的勾当，他就很不甘心。

戴笠仿佛看出了张国焘的不满，他马上说：“我们会给张先生一间专门的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照‘最高待遇’安排住房。希望张先生不要嫌弃。”

张国焘连忙说：“哪里哪里，能够为军统工作是我的荣幸。”

戴笠露出淡淡的微笑，似乎很满意张国焘的“识相”。不过张国焘心里也明白，干特务工作等于要他做“走狗的走狗”，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但是张国焘在失落之余也被戴笠的“慷慨”感动了，因而很快拿出了一种愿意效力的奴才相。他马上提出：“戴老板觉得，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秘密据点作为‘策反站’如何？这样可以经常邀请一些共产党的干部来坐坐聊聊，联络感情。这样可以实行‘一方面要打进去，一方面要拉出来’的策略。双管齐下，达到目的。”

戴笠当即赞同地点点头说：“委座经常跟我称赞你，说你是一个人才。你就尽管放手去干吧。”

接受了重任，并且受到了优待的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许多人都好奇地想要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的尊容。他的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身边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在名声狼藉的军统生涯里，他还是感受到一丝被拥戴的喜悦和光荣。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布满鲜花与掌声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

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 5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 5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戴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他冷冷地说：“张先生工作了这么久，至少该给我们交点成绩出来吧？要不然我们把这么多资源浪费在张先生身上，岂不是肉包子打狗了？”

张国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什么时候被人说过是狗？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并不甘心，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张国焘虽用尽办法，但也仅在洛川设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延安站。这与他当初答应戴笠的又差了一大截。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第一，立即停止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立即撤销张国焘设立的那些“赔钱、赔人却毫无成绩”的“策反站”；第三，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优待，包括专用汽车。

训练班停了，“策反站”撤了，汽车收回了，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