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统治就这样谢幕了；留给他的仅有皇帝的头衔。他有过机会；在青春和新思想的躁动中，他做了拼死的一搏，对抗高层的黑暗势力，而他输了。又一次，如同同治驾崩后一样，慈禧能将她得到过满足的野心转为优势。她曾让她的侄儿放手去干，她已经退下舞台，让侄儿去为国家之船把舵：如果光绪现在把这艘船驶入了惊涛骇浪的危险海域，如果大家公认应该把她请来重新掌舵，那么这是天意，而非她的过错。人们已经把她儿子的坏习惯和早夭归咎于她，她对同治的纵容让她在二十三年前重掌大权，人们现在却不能把光绪的愚蠢更多地怪到她的头上。很明显（有很多声音让她坚信这个事实），是按照轨道运行的运气在起作用，让她继续执掌不受约束的权力，就算她曾给予运气某些微不足道的协助，也不会有人对此过于仔细地加以考察。
光绪的统治结束了；但其人身（虚弱、忧郁的躯壳）仍在，而慈禧从不喜欢权宜之计或模棱两可的状况。自从可怜的君主进入他在瀛台的那座华美的监狱那天起，慈禧就着手按照正统的经典方式安排他的“龙驭上宾”与“魂归九泉”，并为皇座预备另一个占有者，其人的年轻、三亲六戚和顺从，将能使她无限期地保住摄政的地位。不过，由于南方各省怒气汹涌，而欧洲人对皇帝的乌托邦梦想可能显示好奇的同情，慈禧意识到了继续小心而稳重行事的必要性。十月初，京城里纷纷传说，皇帝将在夏历年底去世。
光绪成了自己宫中的囚犯，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但他还必须扮演傀儡天子，摆出每次会演规定的姿态。于是，他在八月初八日露面了，遵照其侍从们的指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在慈禧皇太后面前表演三跪九叩，和其他致敬的举动，承认自己无足轻重，承认皇太后的至高权威。这天下午，在荣禄的重兵护送下，他从仪鸾殿去月坛举行祭祀。就这样，最后一击悬而未打，不幸的皇帝经历完了毫无意义的国仪大典；这位高僧本人将成为下一个祭品，当他以帝王的仪节和排场被带回他那孤独的耻辱之地时，他的思想是多么痛苦！
接着，慈禧安静下来，着手料理行政，她回到岗位上的热情，绝没有被退隐的岁月所消磨掉。首先，她要向自己，向她的大臣们，向整个世界证明：她的倒退政策是正确的。她必须摆脱碍手碍脚的人，把符合自己心意的人留在身边。
中秋节和皇帝悲伤的出行以后，过了几天，皇太后提醒皇室成员：他们的地位无助于保护他们免遭不忠的后果；她总是对满人宗室成员阴谋的任何蛛丝马迹感到不安（回忆一下载垣密谋）。这一回，她的警告采用颁发上谕的方式，她在其中判决贝勒载澍⑴永久监禁于宗人府的“空室”。载澍曾放肆地赞同皇帝的维新计划；他还是个倒霉蛋，娶了慈禧的一名侄女，且和老婆关系恶劣到了极点。因此，当他在百日维新之初建议皇帝一劳永逸地终结老佛爷对国事的干预时，他那位“贱内”不会不将此事报告皇太后，如此，此女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慈禧对保守派的同情和支持。
政变刚刚结束，京城关于皇帝打算施行的变法以及对之进行压制的功过可谓众说纷纭；但是，这座靠贡赋喂养的都城所具有的政治本能，一般而言处于休眠状态，它主要尊重的是权力的能量炫耀。因此总体而言，同情在老佛爷这一边。何况她有一套俾斯麦式的引导舆论的办法，通过太监和茶楼酒肆的闲谈，以设计得很对士人与资产者脾胃的方式去引导小道消息；在目前考察的这个案例中，强调皇帝缺乏孝心，他阴谋反对他德高望重的老姨妈就是明证（在正统的孔教徒眼里是不可原谅的）；还要强调，他得到了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个理由即便在最进步的中国人看来都足以诅咒他。于是，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皇上表现得很糟糕，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皇太后有充分的理由恢复对政府的控制。这个意见甚至开始得到那些外交使团的认可，他们当初宣称在皇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国新时代的曙光。外交手腕在遵循最小阻力的路线上是如此富有弹性，在接受和谅解任何既成事实方面是如此熟练（缺乏自己的方针），以至于不久之后，外交使团（包括英国使团）的官方态度都开始反对皇帝在引入变法时倒霉的过于仓促，而这些变法是在华的每个外国人多年来一直强烈呼吁的，是1900年以后原则上被皇太后所接受的，也是作为中国即将获得新生的证据而再次受到欢迎的。1898年6月，英国公使在皇帝的维新诏书中看到了证据：“朝廷终于彻底承认了中国确实需要根本的变革。”⑵10月份，当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把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从慈禧的报复中救出，并用一艘英国军舰送到一处英属殖民地保护起来时（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英国若非出于人道，便是出于自利，会积极地介入进步的事业），我们发现权宜之计的潮流居然转向了承认这个事实：“皇太后与满人党为自己的安全而恐慌不已，把维新运动视为对满人统治的敌意。”⑶两个月后，无疑是受到了即将开场的和平与善意表演的影响，窦纳乐爵士认真地向索尔兹伯里侯爵报告：外国代表们的妻子，共有七人，在皇太后六十四岁生日庆典上受到了她的召见，皇太后陛下“给人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不论是她对所有客人的关心，还是她的彬彬有礼。”⑷在这个场合，出于礼节，傀儡皇帝也被展示出来，并叫他与夫人们一一握手。于是戏幕落下，维新的戏演完了，让关注它的有关人等无不（或几乎全都）满意。
不过，英国公使和其他人被一个持续传播的传言搅得不安，谣传说：“皇太后要对皇帝下毒手了！”⑸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会干扰欧洲人的健全感和正直感。总理衙门被告知：各国都会不高兴看到皇帝突然一命呜呼，并对此感到恐慌。当英国公使出面干涉的消息传到茶楼酒肆并被登上报纸时，人们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这纯粹是内政问题，有过大把的先例，其中外国人的忠告是无法接受的。皇帝接受新奇的外国观念，在满人眼里是一种犯罪，但他获得外国的同情和支持，则无论对满人还是对汉人而言都是可恨的。
不过，事情很快平息下来，又回归过去的旧轨，百姓得知老佛爷重新掌舵，都很满意，甚至高兴。在京城，小道消息仍在传播不停，为的是给即将上演的赎罪戏铺路：光绪曾要谋杀皇太后，因此他现在所得的惩罚被视为太轻，远不及他应得的惩罚。⑹学者们撰写应景文章，公然将皇上比作唐朝的那位皇帝（公元762年），他曾教唆谋杀当时的皇太后。于是人们坦率地预言了光绪的去世，而对其去世的后果全不在意；无疑，不管其后果在南方有多么严重，它在华北只会引发很少的评论，甚至没有反响。当公众已有了适当的精神准备时，皇太后便以那位未来牺牲者的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声称天子病重；人们没有表示丝毫惊讶或忧虑，各省派出当地的名医给皇上看病，只是为了必不可少的虚应故事。上谕称：“联躬自四月以来（即自百日维新之初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这是对其将要匆匆辞世的例行宣告，而这正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个判决没有执行。皇帝活着看见了新年，此后恢复了元气，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皇太后对外国干预的真正担忧，但主要是因为她认识到了华南对她不利的舆论力量，以及平息这种舆论的有益性。在两广，几名广东维新人士的被害，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反满情绪：这些躁动不安的南方人对满人及其事业的指责是激烈而喧嚣的，无需太多的煽风点火，就会爆发一场新的大叛乱。由于小道消息在中国总是不胫而走，南方也很清楚皇帝的生命危在旦夕，年底就是他已定的死期，各省的抗议和警告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不仅送到了京师各部，还送到了皇座跟前。其中有一份电报，由上海的一位名叫经元善的候补知府签署，以“寓沪各省绅商士民”的名义，针对宣布皇帝患病的那道上谕，恳请皇太后、皇室宗人及军机处允许圣上“力疾临御”，放弃退位的所有念头。他把江苏省描述为人心蠢蠢欲动的状况，坦率地提及：一旦皇帝去世，外国人很可能干涉。慈禧对这位无畏的官员勃然大怒，不是因为他实际上向慈禧点破了对皇帝的谋杀，而是因为他竟然胆敢以其后果来威胁慈禧。她下令立即将经元善革职，而后者害怕皇太后进一步发泄怒火，便逃到澳门去了。但他的直言敢谏，无疑有助于挽救皇帝的性命。
在所有的封疆大吏中，只有一个人无私无畏地站出来为皇帝说话；此人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位高权重，在这种时刻不会公开遭到申斥，慈禧声称钦佩他公正无私的勇气；但慈禧对他的此举仍然大怒。刘坤一此举，和其同僚、学识渊博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精明的机会主义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只要风向有利，张之洞就是维新派的热心鼓吹者。仅在六个月之前，他还向皇上举荐了几位进步人士（其中就有他自己的门生杨锐），就在风暴降临前，光绪还召他进京在军机上行走，支持皇上的新政。然而，皇太后刚宣布自己站在保守派一边，皇帝没能争取到袁世凯及其新军的支持，张之洞便马上电告老佛爷，热烈地赞成她的政策，力劝慈禧采取强硬措施对付维新派。这个建议纯属多余；慈禧这个女人一旦开动了机器，就绝不会半途而废。
八月十一日，慈禧召荣禄进京，协助她扑灭变法运动。刑部刚刚上了一份折子，请派钦差审判康有为的同党。慈禧在回复中指示他们与军机处协调行动，“严行审讯”罪犯。与此同时，她下令把把张荫桓⑺，皇帝的亲信顾问和朋友，投入刑部大牢，她说此人“声名甚劣”。上谕不失时机地声称：朝廷尽管知道“难保官绅中无被其**之人”，但一心宽大为怀，从轻发落，概不深究株连。
皇太后的下一个步骤，根据荣禄的忠告，就是颁发一道上谕，以皇帝的名义，说明倒行逆施的正确性，给保守派吃颗定心丸。这份文件是其手法的极佳样板。皇帝被说成了深信自己走了错路，而由维新运动造成的“惶惑”，被归于“有司奉行不善”，于是每个人的“脸面”都挽回了。
不久之后，荣禄升为军机大臣，接收了北洋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执掌兵部；于是他成了帝国权势最大的官员，拥有了清朝历史上尚无先例的地位。他再一次证明了对皇太后的忠心，忠实于自逃亡热河那些日子以来他一直为之效力的这个女人；而他得到了回报。很自然，如果不是必然，荣禄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角色，会使他遭受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海外的批评。但从中国官员的观点来看，他支持皇太后反对其侄儿即皇帝的行为，只是尽责而已，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贯表现得温和、明智而可靠。后来在义和团起事时本国和外国的新闻媒体对他大肆指责，部分是由于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们散布的未遭驳斥的谎言，部分是因为外国使团的偏见（也是因此而起）和正确情报的缺乏。读者在下文中将会看到，他的全部努力都指向阻止狂热的爆发，以及制止皇太后干蠢事。在怯懦、无知而残忍的清室成员中，他的远见和勇气总是巍然卓立，令人释怀；在慈禧漫长的统治时期，在管理才干和无私爱国方面，唯一堪与比肩的朝廷之仆是曾国藩。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1903年），我们发现他一直是慈禧的右臂，是她最信任最有效率的顾问；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下一章中将会看到，1900年有一段时间，当时老佛爷被骚乱和喧嚣弄得把持不住，被她自己的希望，被她的迷信，被其亲属喧闹的提议所误导，听任端郡王及其狂热的同伙短暂地颠覆了荣禄的影响。不过（如同将在《景善日记》中看到的那样），慈禧在最后关头求助的人总是荣禄，求助于他的建议与安慰。在最终失败的黑暗时刻，她所依靠的人总是荣禄，而荣禄从未辜负过她。她在有生之年总算意识到了，荣禄给她的忠告，尽管她有时忽略了，却总是正确的。在最近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难以把握的事情中，有件事却是可以把握住的，即对荣禄的记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都应该有一个比他至今得到的评价更高的位置。在朝廷逃亡时，他对到处流传的对他的恶语中伤一无所知；在朝廷回京之后，他的正义感令他义愤填膺，由于外国使团给了他冷遇。此后，直到他去世，他老是对密友们说，他从不后悔自己对义和团所采取的立场，但他也无法理解或原谅洋人对他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忘恩负义。在一份记载中有他说过的话：“我之所为非为对洋人之爱，只因对太后与大清之忠；然则，我之所谓既合洋人之利，自应因有劳而誉。”
关于应予维新党人何种惩罚，皇太后长时间地就商于荣禄。后者主张强硬镇压，理由是事关大清王朝的威信。六名罪犯由刑部鞫讯，荣禄逼问他们：康有为对皇太后的意图何在。从康有为住处找到的文件揭示了阴谋的每个细节；于是，军机处建议处死所有罪犯。他们无疑犯有对抗皇太后的叛逆罪，拖延审判似乎明显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因为，在双方派性高涨之时，行事的任何迟延，无疑都要冒加深满汉之间裂痕的风险。老佛爷同意军机处的决定，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危机。于是在当月十三日，几名维新党人被处死了。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大批群众目击了在城外处决他们的场景。据报道，在杨锐的文件中找到了皇帝本人写给他的一些高度危险的信件，其中猛烈地抨击了皇太后。还有杨锐的一道奏疏，指控皇太后行为不检，与几个身居高位的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荣禄；这份文件上有皇帝的朱笔御批。它引用了广州城内流行的歌谣，针对皇太后所谓的恶行，并警告皇帝：如果大清王朝现在就完蛋了，过错在于慈禧和她的邪恶行径，如同商朝（公元前12世纪）因纣王迷恋其宠妃妲己而垮台，其纵欲狂欢可见于史籍。杨锐把皇太后在颐和园里的生活比作这位臭名昭著的妃子在“酒池”边的宫殿里所犯下的弥天大罪。这就难怪，慈禧的拥护者们主张采取极端的措施，他们说，皇太后在皇帝的御笔中亲眼看到了这些犯上作乱的言论得到皇帝的赞同与支持，这使她心怀报复之意，决定一劳永逸地斩断皇帝与维新党的联系。
下令处死维新党首领们的上谕是由皇太后本人在荣禄协助下起草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上谕是用朱笔写就的，以示其格外重要，这种形式通常只有君主亲手拟写诏令时才会采用。这道上谕强调了在国家管理中导入变法的必要性，又强调皇帝对日益增多的行政困难感到焦虑，然后指出，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们利用此时的迫切需要，制订了逆谋，目标是推翻皇帝本人；幸亏他们谋反的意图已经败露，整个阴谋都昭然若揭。
上谕接着宣判了康有为同党梁启超的死刑。此人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他后来在日本避难，在那里编辑了一份名气很大而且当之无愧的报纸。重要性排在其次的是军机处的三名章京，他们正在刑部等待对他们的审判结果。上谕又说，按照军机处的看法，如果处决他们有所耽延，都会导致一场革命运动，为此对于六名罪犯的进一步例行审判程序都要省去，命令将他们立即斩首。
尽管朝廷“心存宽大”，而慈禧宣布的意向是除了处决六名维新首领之外，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但是，一想起那些针对她本人的人身攻击，她的“圣怒”就会再次腾起。紧接在上述这道上谕之后，又有一道上谕，以通常那种典型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决张荫桓发配新疆。他真正的罪过是：他曾公开指责皇太后的奢侈，而更令皇太后痛恨的是，英国公使越权干涉，要求保住他的性命。
在另一道上谕里，应荣禄的郑重之请，预定的天津之行被取消了。荣禄担心有人试图谋害皇太后的性命。慈禧憧憬着访问这座根据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走出京城与世隔绝的生活，换一换环境，便激起了她那女性的好奇心，但她还是听从了这位总司令的忠告。与此同时，军事整顿也在大力推进，抓住时机给了直隶军队大量的拨款。
荣禄进京时，裕禄被任命为接替他的直隶总督。这个冥顽不化的官员深得皇太后信任。此人的无知非同寻常，即便对一个满人而言，而且完全无能，他后来要为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周边发展负责。不过，在这个特别的危机中，流行着对汉人的不信任，老佛爷觉得，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组织任何运动，必须由一名满人总督来坐镇直隶省。
这时保守党的激烈措施在南方激起了愤怒的风暴，那里组织了结社，支持光绪皇帝。在上海外国殖民区出版的报纸每天都反复对皇太后和荣禄进行最凶猛、最激烈的抨击，后者遭受的攻击尤重。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明显得到了逃亡维新派领袖们的授意，宣称北京的行动本质上是排汉的，无疑会以把满人任命到帝国所有重要职位上而告终。另一方面，几个省份激起了排外的动乱，煽动者是那些认为皇太后会对民众情绪的这些展示感到高兴的人。这种事态无疑充满了严重的危险，一位名叫会章的御史和皇室宗亲呈上了一份直言不讳的奏疏，引起了皇太后对此事的关注。
上疏者祝贺皇上有力而成功地镇压了康有为的逆反，声称这一功绩将永远有助于光耀老佛爷的名声。然后他指出皇帝颁发的上谕总的来说是无益的，建议把特殊的荣誉授予若干挑选出来的忠诚而正统的汉人，用这种办法来安抚舆论。他持平公正地指出，既然那些犯有谋逆重罪的人已被判处刑罚，那些一直忠诚的人就应该得到适当的奖励。他提议，凡是在过去几个月内上疏谴责维新运动并抨击所谓新学术的腐败倾向的官员，都应该升官。最后，他提出一个重要的看法：汉人臣民表现出来的忠心和爱国心，对于帝国的完整而言，比满人表现的这些品质具有更大的价值。这是一种经世之术的表达，很容易打动老佛爷那敏锐的智慧。皇太后的批复表面上具有申斥的性质，却很明显地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做了很少见的回避。她强调朝廷决议是绝对不偏不倚的，声称做出这些决议的动力是纯粹的正义感，没有任何形式的偏见，无论是针对满人还是汉人。然而，会章不久便升官了，似乎是为了证明其不偏不倚，皇太后在同一天将半打大臣革职了，其中就有一名满人；并以荣禄也曾举荐过一名维新党人为由，下令将他交吏部议处。这纯粹是为了“保全面子”。
和通常一样，任何带有批评性质的意见都会激起反响，皇太后紧接着颁发了一连串的上谕。其中一道上谕宣称必须适当保护境内的洋人和京城里的外交使团；另一道上谕则采用说教的形式，告诫各省大员要慎重遴选下属官员。还有一道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上疏建议，但同时警告他们，要避免站在党派立场上进行批评，因为“难逃朝廷洞鉴也”。
随后，皇太后抓住时机布道，泛泛而谈治国之术，将她针对自己作为中国满人首脑而制定的政策所做的辩护记录在案。摘自这份上谕的下面这段话是值得一读的：
从来制治未乱，保邦未危，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无不尽美尽善。内无干政之宦官，外无跋扈之藩镇，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其历代所谓心腹之患、朋党之私，向无其事，亦无其人。其立法之善如此。至于深仁厚泽，难以枚举。水旱偏灾，无不立施蠲赈；江河漫溢，深恐累及穷黎；遇有军务，并未抽派丁役；宫中使女，亦未选及民间。仁民之政又如此。宜其上下一德，朝野相安，以期共享升平之福。乃有大逆不道之徒，聚党密谋，辩言乱政；而士大夫中竟有不明大义者，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言念及此，能勿愤懑？朝廷屡示宽大，姑免株连。
谕旨末尾照例是诫勉官僚阶层，呼吁他们发挥理想的美德。
皇太后的下一步骤是让最近已被皇帝革职的几名重要保守党人官复原职，显而易见，其中会有曾经参劾维新党人王照的许应骙。现在帝党被彻底粉碎了，王照在京城里再也找不到支持者或友人。满人曾鉌，甘肃布政使，是最后一个为变法运动讲话的高官，甚至可以说是其主要鼓吹者之一，他这样做，招致了老佛爷恼怒。他上疏为帝师翁同龢鸣冤叫屈，导致他被立即革职，永不叙用。
皇太后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各省，严厉申斥了刘坤一，后者以生病为由，请求开卸两江总督之职。皇太后以经典的措辞提醒他别忘了朝廷对他的器重，令他放弃无足轻重的借口，继续履行职责，更加恪尽职守，更慎重地遴选属吏。
皇太后对翁同龢的冒犯仍然耿耿于怀。让他既不降级又不受罚，在老家过着风光的退休生活，皇太后并不解气，而荣禄对这位帝师一直怀恨在心，似乎不愿哪怕以只言片语来消一消皇太后对他的怒气。在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一道上谕中，慈禧再次发泄了自己对这位与人无伤的年迈学者的怨恨，其修辞明显具有她的性格特征，下令将他革职，永不叙用，今后要将他置于地方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让他惹麻烦，以为所有三心二意官员的前辙之鉴。⑻
翁同龢在其老家（江苏常熟）一直活到了1904年6月，被所有了解他的人所热爱与尊敬。他和皇帝身边大多数的年迈官员不一样，绝非无足轻重，而是具有相当的人格力量。他在被革职以后，一直生活在希望之中，希望在老佛爷谢世之后，他还能够回去为皇上和维新事业效力。他同时成为令当地知县不得安生的一个大麻烦，因为他把每月三次拜访那位父母官当成了惯例，装成恳求的样子，跪下来，对知县说：“老父台奉旨暗中监视在下言行，在下义不容辞，特来参见，协助老父台执行圣谕。”知县心里没底，这位一度权倾朝野的大学士会不会东山再起，他自己的处境显然相当尴尬，特别因为翁家还是附近一带最大的名门望族。在戏弄地方官之余，这位大学士以学者隐居的方式打发时间。他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大量书信现已出版，它们显示了此人最有魅力的一面，作为学者，作为诗人；其轻快自由的风格，结合了神秘主义和哲学遐思的倾向，一直受到士人们的高度赞赏。由于他的财产未被抄没，他在老家度过的晚年，或许比他在京城不得不面对阴谋诡计的繁重的官场生活幸福一些；他去世时享有的爱国和智慧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其本省的范围，而在他死后，声誉大增。
皇太后意识到士人阶层的忠诚大为动摇，主要是因为皇帝废除了经典学习与科举考试的旧制度，于是她以一道上谕颠覆了皇上的决定，令保守党欣喜不已。全国的士子们极力称颂，称之为老佛爷明察秋毫的明显例证。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承认，皇帝引入的新的考试制度，在起步时导致了不正之风，而这在以考生匿名为主要原则的旧的古典体制下并不存在。皇太后发布以下命令处理这个问题：
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祥。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
俗话说：女人善变，而慈禧的心智从未长守一个老套。她总是渴望得到全国各派势力的拥戴，希望调整敌对力量之间的友好平衡，这构成了其经世之术和统治力量的骄傲。我们发现，她在接下来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宣布了她遵循的原则。这道上谕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以及一种怀疑：外界会不会严厉批评朝廷对维新派首领的处罚？
皇太后接下来把注意力转向广大百姓的需求与疾苦，下令再次采取措施防止黄河山东段经常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对于过去整治“中国之痛”而采取的措施，皇太后很清楚其性质如何，自古以来，它就是贪官污吏快活的狩猎场；她也无法指望她就此事发布的那些老一套的道德劝诫会让她的臣民们获得任何特殊的喜悦。皇太后提到了这个事实：黄河“迭经随时堵合，迄无一劳永逸之策”。但她采用的补救办法，即“着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各堂官迅速妥议”，也不十分可靠。她后来决定派李鸿章实地勘察，估算修建有效水利工程所需的经费，也不是为了让公众相信她做好事的诚意。
在这一时期，慈禧在各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活力，如同在1861年载垣阴谋被粉碎之后她刚刚首次获得权力的那些日子一样，这从她在这一时期颁发上谕的数量可以看出来。在处理了黄河问题之后，她把注意力转向长久存在而又迫切需要扫除的弊端，它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下层的中国百姓，即法律程序漫无止境的拖延和高昂的成本，以及由此而给所有被迫要在中国官员手中讨个公道的人们所造成的苦难。
皇太后在有关此事的上谕中表明她对这种官场恶习了如指掌，这种不正之风，所有中国人的确都很熟悉，惟独官方的文件通常讳莫如深。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的直言不讳，老佛爷广泛地获得了温厚可亲、菩萨心肠的声誉。在全中国，而尤其是在北方，农民和商人阶层都认为，老佛爷总之是心肠太软，而她天性的极度温和，尽管肯定是值得称颂的，但在许多时候是危险之源。1900年，京城的老百姓无疑把未将外国人和本国基督徒赶尽杀绝这个事实，归因于老佛爷的不合时宜的“仁爱”。在有关诉讼的这道上谕中，皇太后声称，她最近得知，法律程序往往一次就要搁置几个月，无辜人等被无限期地羁押候审。
皇太后为身在中国和海外的洋人对皇帝表示的同情大为恼火，这种同情反映了英国公使和驻京其他外交团体成员们一时的态度。然而，她采用那种“怀柔以弭事端”的政策，这一招（将在另一处看到）是她从对经典的研究中学到的。初冬时节，她邀请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及公使团的其他女士们去宫中觐见，对她们礼貌有加，体贴备至，以至于一天内就赢得了她们的心。我们已从慈禧自己的言论中得知，她的友善完全是装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从这时开始，她受头号保守派刚毅的影响越来越深，此人在荣禄休假缺席期间，足以说服慈禧：改善国家军事资源的首要因素是在全国组织民团。一些传教士贴近地观察了山东和这场爱国运动其他大本营所发生的事件，根据他们的记述，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次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而其最初的源头就是皇太后赞成刚毅做出暴力回应的政策。
这一时期发布的上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疑问：皇太后本人究竟是否非常理解将要释放到这些所谓“团练”手中的武力究竟是什么，而且她后来对义和团问题的踌躇不决，即便不是证据的话，也提供了一种迹象：她的行为是在刚毅影响下的一时冲动，她并不完全知情。但问题很快就变得更加严重，而皇太后的几道上谕逐步说明了，团练作为国家武装的潜在力量，逐渐在皇太后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而正如我们所知，这个女人的脑子里一直潜伏着报复洋人的希望。一道上谕包含如下的一段：
近因时事多艰，深宫宵旰忧劳，无日不以教兵养民为念，叠次所颁谕旨，如训练兵勇，劝课水利蚕桑，兴办保甲、团练、积谷各事宜，无非为海宇策富强，为闾阎谋乐利。
在重申了以前几道上谕的要旨之后，皇太后可怜地抱怨道：“乃闻向来各省于奉旨饬办之件，并不认真遵办，不过由院发司，由司交府发县，一行了事，以致恩膏不能下逮，明诏皆若具文。”她坦率地承认，以这种办法对待上谕是很常见的，而且是得到传统认可的，但她坚持说改变的时候到了，所以她现在指示：今后她的所有上谕都要印在特殊的皇家黄纸上，其内容要让全国各处知晓。
她进一步劝诫官员爱国，要有良好的责任感，只有如此才能在公共服务中发挥效率。她指出，地方官员应密切联系地方绅耆，军事力量的指挥官要向列兵解释清楚皇太后在决定军事组织时所提出的目标。
几位作者指出了慈禧在这一时期颁发的为数众多、直言不讳的上谕，将之当做她已真心决定有效改革国家管理的证据，但对于外国人而言，甚至对宫廷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总是很难对这些作品的内在意义形成任何具体的观念，也很难知道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上谕，在任何特殊的场合，会被理解为不同于朝廷传统的老生常谈。可以肯定，她本人没能发挥个人的影响，没能做出榜样，让世人相信她的真诚，她也没采取措施将她在紫禁城的屋子整理熨帖，或者消除她的朝廷里那些显露无遗、声名狼藉的不正之风。
老佛爷再次回归令她痛苦最深的苦衷，即那个反对其神圣权威的头号逆谋者成功地逃走了，她以此来结束这一轮非同寻常的文学和政治活动。她宣称，她认为百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康有为罪行的穷凶极恶，她就此事颁发了另一道上谕，全文如下：
昨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在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前因康有为首创邪说，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乱萌。嗣闻无知之徒浮议纷纭，有谓该逆仅止意在变法者，试证以抄出函件，当知康有为大逆不道确凿可据。凡属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践土之伦，应晓然于大义之所在，毋为该逆邪说所惑，以定国是而靖人心。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就这样，慈禧为自己确立了最好的地位；就这样，播下了不久之后将动摇帝国根基的那场大动乱的种子。
注释
⑴ 请注意，这位满人贝勒（载澍）是摄政王即光绪皇帝之弟于1909年1月从大牢里放出来的，并在革去袁世凯直隶总督之职的当天被任命为一支八旗军的统领。帝党作为叶赫那拉部族的对立面，衷心赞成他的复职。
⑵ 参见《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266、401、426号信函。
⑶ 同上。
⑷ 同上。
⑸ 同上
⑹ 作为中国官员办事方法的一个事例：上海道台在请求英国总领事逮捕康有为时，毫不犹豫地说皇帝已死，死于这位维新派领袖之手。参见《蓝皮书》1899年第1号第401号信函。
⑺ 张荫桓，曾在维多利亚女王五十寿诞庆典时被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骑士大十字勋章，流放到突厥斯坦之后，又被处死。端郡王在拳乱之初所下达的命令，是其被处死的直接原因。
另一位维新党人，名叫徐致靖，根据这同一道上谕，被判终生监禁于刑部大牢，1900年8月被联军释放。他不愿从外国人手里获得自由，立即去了太原府投案自首。这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中国官员的思想方式，以及他们对圣旨的崇敬。
⑻ 翁同龢死后因当今摄政王颁布的一道上谕恢复了所有的品级与头衔。于是皇帝的正确性缓慢地得到了证明，而其追随者们的阴魂即便在阴曹地府里，还要经历中国官场生活的盛衰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