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有两人狭路相逢，每人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一是进攻。如果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没有退下来，对方获得胜利，这人就很丢面子；如果对方也退下来，双方则打个平手；如果自己没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自己则胜利，对方则失败；如果两人都前进，那么则两败俱伤。因此，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对方退下来，而自己不退。
进退之间的博弈
电视中热播的《亮剑》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诚然，这种精神与气势在战场上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生活中面对狭路相逢的困局的时候，你是否还会亮剑而上呢？
在美国，曾流传这么一个故事：
一艘军舰在夜航中，舰长发现前方航线上出现了灯光。舰长马上呼叫：“对面船只，右转30度。”
对方回答：“请对面船只左转30度。”
“我是美国海军上校，右转30度。”
“我是加拿大海军二等兵，请左转30度。”
舰长生气了：“听着，我是‘莱克星顿’号战列舰舰长，这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右转30度!”
“我是灯塔管理员，请左转30度。”
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你是否发现，这里面也暗藏了博弈的原理。那就是狭路相逢，谁获胜的博弈。
话说某一天，在斗鸡场上有两只好战的公鸡发生遭遇战。这时，公鸡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一是进攻。
如果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没有退下来，对方获得胜利，这只公鸡则很丢面子；如果对方也退下来双方则打个平手；如果自己没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自己则胜利，对方则失败。如果两只公鸡都前进，则两败俱伤。
因此，对每只公鸡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对方退下来，而自己不退，但是此时面临着两败俱伤的结果。不妨假设两只公鸡如果均选择“前进”，结果是两败俱伤，两者的收益是-2个单位，也就是损失为2个单位。如果一方“前进”，另外一方“后退”，前进的公鸡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赢得了面子，而后退的公鸡获得-1的收益或损失1个单位，输掉了面子，但没有两者均“前进”受到的损失大；两者均“后退”，两者均输掉了面子获得-l的收益或1个单位的损失。当然这些数字只是相对值。
如果博弈有唯一的均衡点，那么这个博弈是可预测的，即这个均衡点就是事先知道的唯一的博弈结果。但是，如果一个博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均衡点，则无法预测出一个结果来。斗鸡博弈就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进，另一方退。因此，我们无法预测斗鸡博弈的结果，即不能知道谁进谁退，谁输谁赢。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在斗鸡博弈中，当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要猜测对手作出什么选择，自己选择最佳策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斗鸡博弈如果按照博弈原理，双方应该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但在历史上，斗鸡博弈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结局居多，甚至如果双方都不遵守博弈规则，极有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这是斗鸡博弈最悲惨的结局。这种结局历史上是否有呢?在春秋初期，虞、虢两国演绎的唇亡齿寒的故事就是斗鸡博弈最具有悲剧性的结果。
春秋时期，在今天山西境内实力较强的晋国南面有两个小国，虞国（山西平陆）和虢国（河南陕县）。虞国、虢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由于长期跟戎狄杂居，民风强悍。由于世代相邻，实力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反而在对付戎狄侵略的过程中互助互济，结成了统一战线。如果用博弈观点来看，虞和虢找到了最佳均衡点。
这两国都和周天子有较多的联系和交往。虢国跟周天子特别亲，曾接任郑庄公任周天子卿士，在长葛之战担任下军统帅。虞、虢两国互结同盟，互为犄角，是一种典型的唇亡齿寒的关系。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虞、虢两国的合作是相当脆弱的，它们必须是双方都具有互助互济的精神，而且要保持高度、充分的信任，任何一方只要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想法，双方都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而如果双方都打对方的主意的时候，必然会陷于双方同归于尽的悲惨境地。所以，任何一方的改变，或者任何外来势力的参与，都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打破。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国盯上了这两块肥肉。这就是晋国。晋国从西周初年被分封到山西境内，实力一直不弱。到晋献公的时候，结束了家族的内部纷争，奋发图强，极力开拓疆土。
对国家而言，吞并他国是壮大自己的最佳策略。当时，地处黄河南面的虢国，是晋国向中原发展的首要障碍。晋献公遂下决心灭虢，但灭虢又必须经过南部边境的另一小国虞，而虞、虢两国唇齿相依，关系又十分密切，倘使晋国开启战端，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犯兵家大忌。所以，晋献公必须采取对策，打破虞、虢两国的共赢博弈状态。
晋献公为打破对手建立的战略联盟而征求臣下的意见。大臣荀息提出了个简单而又适用的方案。他请晋献公用自己最喜欢的北屈的良马、垂棘的玉璧，献给虞君，假道虞国而伐虢。
晋献公舍不得宝马和美玉，荀息劝他说：“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
晋献公担心虞国有贤臣宫之奇，怕虞君不会上当。荀息申辩说：“宫之奇之为人也，濡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于是，晋献公决计贿赂虞君，假道灭虢。
情况正如荀息所料，虞君一看到良马宝玉，就陷入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很快就答应了晋国的借道要求，虞、虢两国脆弱的联盟顿时土崩瓦解。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公讲述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指出虞国和虢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借道无异于自杀。然而，虞公却有了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看来，晋国和虞国是同宗，同宗的晋国正在强大，依附晋国，必然获得更大的收获。事实是这样吗?晋和虞真实的博弈应该是怎样的呢?
虞公很显然是错误地估计了虞和晋的形式。对晋国来说，与虞国这样小的邻国互助互济明显是得不到最大好处的。因为不占据对方的土地和人口，只能弄到点蝇头小利。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对方的人口和土地据为己有，才能获取最大利益。所以，从一开始，晋国从内心深处就准备消灭这些小国。对虞公来说，他的想法也不无道理，晋、虞同宗，从血缘关系上与晋国更接近，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而且与一个大国结成攻守同盟比与一个小国结成战略联盟似乎要划算得多。
虞公的想法相当幼稚。虞、虢两国旗鼓相当，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又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虞、虢能够找到最佳均衡点，能够做到同舟共济。虞公想与晋这样的大国结盟，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晋、虞的均衡点是偏向晋国的。所以虞公一开始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博弈选择，没有看到任何平等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
虞公迫不及待地出兵和晋国兵合一处，共同讨伐昔日的战友虢国。虢国还真不是弱者，丢了山西平陆县，但元气不伤，然而战略要地和军事虚实还是都被晋国摸清楚了。晋国知道虢国实力不弱，暂且退兵。随后两年里，晋献公屡次催促大臣荀息再次发兵打虢国。荀息说：“如今虢国和狄人作战，咱们坐山观虎斗吧。”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高明之举。
我们说，晋国和虞国在虢国实力较强的时候出兵攻打，并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的目的。所以，在对手实力强劲的时候出兵是不明智的。但当虢国和狄人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出兵也是不明智的，这很可能导致灭了虢国而与狄人交手，或者把虢国推向了狄人一方。因此，静观对手实力削弱才是理智的。当等对手耗尽自己的力量时，又必须立刻出击，不给对方恢复元气的机会。
最后这一场三方的博弈结局很明显。晋献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55年），晋国趁虢国实力大大削弱，再次借道虞而伐虢，灭掉虢国，虢公狼狈逃往周地。在荀息的策划之下，晋师于返回晋国的途中，乘虞国毫无戒备，突然发起袭击，轻而易举地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君。
虞、虢从相互依靠到最后共同灭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国建立的共赢博弈太脆弱了，经不起外来力量的推动。而虞公在**面前算错了形势，错误地推断了博弈均衡点，最终留下了“唇亡齿寒”的典故。
用小本钱做大买卖
在处于对立状态的斗鸡博弈中，一般而言，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占下风的时候比较多，这是因为博弈双方如果都采取主动，就会变成一场消耗战，而弱者的实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折腾，最后总会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让步，从而形成一种纳什均衡。对于强的一方来说，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虽然家大业大，经得起折腾，但无休无止的消耗，也必然得不偿失，因此也宁肯牺牲小部分利益，甚至作出让步来换取避免长期的消耗。
所以，在实力不相当的斗鸡博弈中，虽然双方都是大打出手，但双方意识到谁也不能彻底打垮对手的时候，就会寻求解决办法。而有趣的是，在经济学上常说的“船小好调头”，在博弈学中同样适用。
在历史上大小斗鸡博弈中，用小本钱做出大买卖最成功的，当属西夏王朝的开国皇帝李元昊。他用自己仅有的本钱，游刃于大国之间，为自己和子孙套取了最大的利益。
李元昊的崛起可谓赶上了好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重文轻武的对手。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凭借武力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怕人家东施效颦，所以宋朝立国后就奉行“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国策，不重视武备和外敌，而是牢牢地盯着自己的臣子。
李元昊的祖父和父亲两代时，党项族实力还比较弱小，鉴于宋朝实力强大，还不敢有什么较大的野心，仅满足在边陲称王称霸，因此利用辽和北宋的对立和战争，两边讨好，接受金钱和财物的馈赠，不断发展壮大。而宋朝也乐意用金钱来换取边境安定，然而，到李元昊的时候，他不仅极力反对对宋称臣，而且还主张走上民族独立，要与宋朝平起平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零和博弈。
我们可以看出，一旦李元昊决定用武力来掠夺土地和财富，就形成了一种斗鸡博弈。从博弈理论上来说，宋朝是大国，党项是小族，如果双方都主张战争，李元昊的损失会比宋朝大。但为什么李元昊还是能够以小本钱做出大买卖，关键就在于他看出了北宋的弱点。
宋朝虽然是个大国，却是一个武备不修的大国。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李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宋朝君臣认为这是李元昊反宋的表示，就下令削去李元昊西平王爵位，断绝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李元昊。李元昊决定大举进攻。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兵士有三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士分散在二十四个州的几百个堡垒，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不配合。这就为李元昊以小搏大创造了条件。
1040年正月，李元昊先派亲信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诈降，然后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李士彬。接着李元昊假装进围延州，引诱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等宋军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以逸待劳，四出合击，将宋军万余人消灭殆尽。
l041年二月，李元昊又一次向宋发动进攻。李元昊了解宋军将领任福求胜心切，先派小股部队入寇，遇任福大军后即佯装败北。任福不知是计，率数千轻骑追击。进入好水川口后，宋军发现路上摆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跃动之声。任福命令士卒将盒砸开，装在里面的鸽子受惊腾起，直飞谷顶，这正是宋军进入埋伏的信号。夏军得到信号，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地。此战宋军一万多精锐全部丧命疆场。纵观几次会战，李元昊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够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以大博小。由于宋军在整体上占优势，所以在三川口和好水川口两次会战中，李元昊都是集中自己的力量而分散对手的力量，同时利用游牧民族骑兵多，擅长野战的特点，引诱宋军出坚城用步兵与骑兵进行野战，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与宋作战的同时，李元昊请求辽国发兵从北方牵制宋朝。辽没有积极配合，引起李元昊不满，煽动、引诱辽统治下的山南党项各部及呆儿族叛辽归西夏，这一连串的摩擦，终于引发了西夏和辽的大战。
l044年十月．辽兴宗亲自统领十万骑兵向李元昊发起大规模进攻，于贺兰山北击败西夏兵。李元昊见辽军来势凶猛，便以缓兵之计，遣使向辽上表谢罪，请辽退兵。辽兴宗不肯，率军继续进军。
李元昊见议和不成。遂退兵近百里。每退三十里，便将方圆数十里田园烧尽。辽军所到之处兵马无所食。李元昊估计辽军草尽粮绝、人乏马饥，又有意拖延，然后率兵反攻，将辽军大败于河曲。
在给辽军以重创之后，李元昊再次派人向辽请和，并愿归还俘获。辽兴宗无力再与李元昊战，只得与夏讲和，并派人送还先前扣押的西夏使者。辽、西夏冲突，暂告结束。辽和西夏这场战争，由于辽国的实力强于西夏，而且辽国也是以骑兵为主，所以要进行正面决战，西夏的损失会很巨大，李元昊很可能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家当输得精光。
但是，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给养，骑兵也不例外，而游牧民族的习惯是就粮于敌，主要靠掠夺敌人的物资补充自己。对这一点李元昊非常清楚，在敌强我弱的形式下，采取坚壁清野，使对手陷入缺乏食物的境地，然后再展开反扑，局部胜利后，再与对手言和。
之所以如此，李元昊知道，西夏实力有限，打不起消耗战，持久大战，对西夏不利，而辽也不想和西夏拼个你死我活，双方的战斗意图都不明朗，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对两国来说，国力萎靡不振的宋朝才是主要目标，才是辽、西夏掠夺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双方能够迅速罢兵言和。
在李元昊与辽国战争的时期，宋朝意识到西北防务非常棘手，启用当时的名臣范仲淹主持西北防务。范仲淹认识到，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所以，宋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西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使西夏军无隙可乘，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宋与西夏展开持久消耗战。宋以防御为主，深沟壁垒，与西夏打城池攻防战。这就使李元昊通过战争夺取财富的目的达不到，自己有限的本钱眼看着一点点消失。在宋与李元昊这场博弈中，宋在最后把握住了对方的命门，不能速战速决，就打消耗战。虽然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比的就是综合实力。这样，处于整体劣势的李元昊不得不与宋言和。而宋的最高决策者本身就无心作战，所以，李元昊也算把握了宋的命门。
l044年，宋夏达成协议，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对宋统治者而言，可以歌舞升平了，对西夏而言，从此，西夏取得了与宋和辽平等的地位。李元昊以小本钱为自己和子孙谋求了一份最大的产业。
走出深陷的漩涡
在欧洲中世纪时，流行二个男人为美人决斗，胜利者将赢得美女的游戏。如果有一方在决斗前放弃，成为胆小鬼，则另一方将成为男子汉，并赢得美女。事实上，无论是用枪还是剑，不愿放弃而走上决斗场，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死一伤，甚至同归于尽，二败俱伤。
这种博弈就是典型的“斗鸡博弈”。在“斗鸡博弈”中获胜的关键在于，要让对手相信你绝对会采取强硬的姿态。对于对手打探你的举动，你应该表示欢迎。可是，如果你知道对手绝对会硬干到底，那最优的策略就是当个胆小鬼，以避免意外发生。为爱而决斗，因其最终获得的支付较高，而使大部分人无法示弱。但现代生活中呢？
生活中，许多人吃饭时，经常会遇到遇到拼酒的场面，如下所示：
许多人认为，至多喝醉而已，绝对不能示弱，哪怕明知酒量不敌。结果却搞出胃病，甚至胃出血；更有甚者，喝掉性命。也有些人认为，我每次都与人血拼到底，这是“可置信”的；因此，你不要与我拼！有些时候，这种做法会获胜；但基于“喝醉伤害不大”的误解，对方是不会轻易做胆小鬼的。因此，这场博弈中，很容易形成二败俱伤的结果。所以，那些号称“不会喝酒或是身体不适”的人，才是避免发生意外的最好策略。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酒桌上拼酒的人他们当时正是处于一种越陷越深的状况。实际上，不只是在酒桌，在各国之间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关于核武器的威胁。
许多人认为核武器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核武器象征的威胁太大（同归于尽），以至于完全用不上。假如核武器的使用不是合理的，那么所谓“核威慑”也不可能是合理的。一旦失去了威胁的价值，核武器对阻吓小型冲突也就毫无用处。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欧洲人担心北约的核保护伞可能抵挡不住前苏联常规军队的原因。即便美国决心保卫欧洲，人们还是会继续争辩说，核武器根本就不可信。苏联可以运用每次切一小片的“意大利香肠”战术，钻核武器威胁的这个空子。
因为，核武器的麻烦在于，你一旦把它制造出来，就没办法停下来。因为你有了核武器，就等于在竞争中占了上风，对手如果不想受制于人，也只好千方百计研制核武器；这时你当然更不会将优势地位拱手让出，于是又要研制更多、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结果是你们双方都坐在一堆足以把整个地球都炸上天的致命武器上面，苦苦思索着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例如动物的“长牙巨角”的威慑策略，它的确是有益的，可以使对阵双方明确相互关系，避免你死我活的厮杀。可是，这种策略的危险在于，谁也不知道该走多远。
实际上花费在这上面的多数资源和能量都是与生存本身无关的，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反而成为无法承受的重负。比如大角麋鹿，在一个气候温和、环境适宜的时期，它们显然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穷兵黩武”上。它们的大角长达12英尺，角最长最大的个体就最有可能“成功”，赢得配偶和繁衍后代的机会。
然而，随着气候变得寒冷，这个繁华的时代结束了，大角麇鹿成了牺牲品。
在国际政治中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如前苏联在数十年的军备竞赛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美国竞争，结果严重拖垮了国民经济。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支付不起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成本了。
一旦进入骑虎难下的博弈，及早退出是明智之举，然而当局者往往做不到，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
这种骑虎难下的博弈经常出现在国家之间，也出现在企业或组织之间，当然个人之间也经常碰到。
赌红了眼的赌徒输了钱还要继续赌下去以希望返本，也是骑虎难下的博弈。其实，赌徒进入赌场开始赌博时，他已经进入了骑虎难下的状态，因为，赌场从概率上讲是肯定赢的。
股票市场也经常出现骑虎难下的情况：你买进一支股票，股价下跌。于是你又在这个价位买进，股民称此为“摊平”，可是它又下跌……你再次购买的本意是减少损失可是最终的结果却让你越陷越深。
得饶人处且饶人
在现实生活的那些斗鸡博弈之中，人们往往是相互拼尽全力地争胜负，哪怕是头破血流也混不在意。为了什么？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人并不是纯理性的，有时人们会为了面子的问题而与对手殊死相搏。姑且不讨论是否值得的问题，作为一个博弈高手，你应该能够做到在对手落入下风的时候展现出你的风度，给对手留下一条活路，防止兔子急了咬人的局面发生。
给人留下回旋的余地，不要把人逼到绝处，即使是对手也要给他留点面子，不要赶尽杀绝，否则他一急眼，豁出自己也把你拉去垫背，就太不值得了。
孙子有一句名言，叫“穷寇勿追”。在打仗时，孙子强调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去逼迫他。他认为，陷于绝境的敌人，已无所顾忌；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派。如果这时给予打击，敌人将会与你拼命。“狗急跳墙，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一旦遭受这种孤注一掷式的抵御，就算你不会失败，也会损伤元气，从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对付奸佞小人，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操之过急，他便有可能狗急跳墙，乱咬一通，这对你自己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正所谓“投鼠忌器”。
有位朋友讲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朋友所在单位有人搬迁，单位决定把这套即将空出的单元分配给朋友住。在移交过程中，原房主因为买下房子后曾作过装修，就提出让朋友从经济上作一些补偿：按原物价照价支付。朋友爽快答应了。可临到交钥匙的时候，原房主又要求朋友交付他在空闲期间购房款的利息。
朋友说：“太过分了。他那些旧东西现在市场上半价就可以买新的，我宁愿吃点儿亏成全他。自从他提出退房，我交纳了我的购房款，也就是说从他提出退房到真正搬了出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是我出钱他住房。他竟然还要我赔偿利息！”
一气之下，这位朋友撬锁砸门，先入为主。他对原房主说：“我不是收破烂儿的，请把你的东西统统搬出去！”那房主理屈，只好强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苦酒。
有一位哲人说过：“沉默呵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生活中确有这一类人，平常默默无闻，与人为善，处处小心，甘愿吃亏；如果发起怒来，他可能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瞠目结舌。“不叫的狗，咬人最凶。”超负荷的逼迫，往往是使人产生反常举动的导火索。
著名作家尤凤伟的一部获奖小说《泱泱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主人公是一个处于两大对立面夹缝中的人物。他所在的村子两姓家族的争强斗胜由来已久。而主人公又不愿受制于家族的束缚，他桀骜不驯，不满意于族长为他设计好的道路，因而招致族内外势力的巨大打击。两姓和解不成，自由恋爱不成，他还被绑捆看押，即将受到族规更严厉的惩罚。他忍无可忍，挣脱绳索，扒开堤坝，让泱泱大水灌进村庄，顿时一片汪洋汹涌。
主人公的行为也许惨无人道，其家族的做法也许与现实格格不入。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主人公的行为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而这种心理的来源，却是世俗势力的逼迫。
我们在为人处世中，对付那些奸诈小人时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切莫逼兔咬人，否则，受到伤害的将是你自己！
狭路相逢，胜出这就更应该具备胜利者的姿态。你在与对手博弈之时可能会见到对手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你必须明白，在你胜出之后切不可把事做绝，给对手也要留有余地。千万不要在得势时，处处咄咄逼人，而要深谋远虑，主动给对手留下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识时务者为俊杰
斗鸡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种典型。处于博弈状态的斗鸡实力相当，如果两者同时出击，往往是两败俱伤，当然，这种两败俱伤不是对等的。但一方想彻底战胜对手而毛发无损也绝不可能。所以处于斗鸡对抗的时候，一方总想自己前进，而另一方自动后退，这是一种均衡，只是一种不对等的均衡。
其实，双方各让一步，也是较为理想的一种均衡。然而，双方同时作出让步的机会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博弈双方的出发点都往往是希望对方让一步，而自己进一步，从而使自己得到好处。所以，在斗鸡博弈中，双方都不敢轻易作出让步，因为这种历史教训实在太多而且血腥。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吴越两国国土相当，实力相当，但吴国最初似乎并不屑把越国当做主要敌人。它频频地进攻楚国。最凶狠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06年冬天，吴王阖闾任用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和孙武，仅仅凭借3万人，却千里挺进，直插楚国腹地，到楚境内决战，七战七胜，打垮20万楚军，攻入郧都，险些使楚国亡国。
就在吴国主力都集中在楚国攻城略地的时候，越国趁火打劫，派兵攻入吴国。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也就是一场斗鸡博弈。
在吴越这场博弈中，吴国进攻楚国，越国趁机攻入吴国。吴王阖闾的弟弟夫差乘机自立为王，阖闾无奈，率军回国，夺回王位。吴军退回了国内，越军也退回了。吴越又保持了不战不和的状态。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了，勾践继位，阖闾想教训这个年轻的小后生，于是双方展开大战。勾践先以敢死之士冲击吴军，被吴军击退，于是派犯罪的刑徒向前挑战，他们前进到吴军阵地前面，大喊一声．然后集体自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越军乘势大破吴军。
在这场战争中，吴王阖闾死在初出茅庐的勾践手中。阖闾临死前，叮嘱儿子夫差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三年后，勾践听说夫差天天喊复仇，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点齐全国三万壮丁，浩浩****杀向吴国。吴越激战于夫椒，夫差年轻气盛，伍子胥老谋深算，吴军统帅调度灵活，指挥得当，士兵怀着为先王复仇的决心，奋勇出击，结果勾践被打得一败涂地，勾践仅带着残余的五千人躲在会稽山中惶惶不可终日。
夫椒之战以后，勾践仅仅剩下五千人。这已经从一场旗鼓相当的斗鸡博弈转化成为实力一边倒的不对称博弈。在这两场博弈中，实力相当的吴、越先后主动发起进攻。按照斗鸡博弈的理论，如果双方都前进，那么必然使双方都遭受损失。
然而，真正的斗鸡博弈，在真正打击对方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削弱对手，让自己获取利益，也就是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在穗李大战中，勾践巧妙地利用死囚集体自杀来挫败对方的锐气，而在夫椒之战前，吴军制订了复仇计划，双方交战，夫差一马当先，极大地激励了士气。
所以，在这两次博弈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先后遭到失败，实际上是败在策略上。
这时候的形势对吴国极为有利，而越国则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吴国已经击溃了越国的全部主力，无论越国下一步怎么走，吴国要消灭越国，已经是举手之劳。而对越国来说，自己无论进攻还是后退，都已经无法决定越国的命运。
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吴国主动退却，给越国喘气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太渺茫了。因为吴国权臣伍子胥明白吴越同处三江之地，不能长久并存，现在越国战败，正是吞并它的土地和人口最好时机。
而在关键时刻，勾践的本性和夫差的贵族傲气同时出现了，勾践派文种“卑辞厚礼”向吴国求和，甚至愿意以身为奴，保存越国。而意气风发的夫差却小看了这位甘愿为奴的君王，在他看来，勾践为奴，无异于整个越国的臣服。这和吞并越国的国土和人口并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夫差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位穷途末路的越国君主，保存了越国。而吴王夫差的视野从此投向了辽阔的北方，那里有更强硬的对手晋国和齐国，有令人羡慕的“霸主”名分。这一切，似乎对这位血统高贵的君王更有吸引力。
从公元前489年，吴国全面转向北方，开始与齐国展开生死博弈。夫差先攻灭位于河南淮阳的陈国，解除了北进时来自侧翼的威胁，接着，攻打鲁国，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
为了建立北上的战略基地，打通向北进军的交通运输线，吴国开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阡沟。公元前485年，吴在陆地组建鲁、郑、郯等国联军由陆上进攻齐国，同时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由长江入海，向山东半岛迂回包抄，攻打齐国的侧翼。
公元前484年，夫差得知齐国动乱，再次决定攻齐。齐、吴两军会战艾陵，吴军四面合围，大败齐军，十万齐军基本全军覆灭。然而，夫差的北伐，是一场典型的斗鸡博弈消耗战，吴国精锐就这样一批批暴尸荒野，而为夫差赢得的却是一个虚假的“霸主”称号。
而此时的越国呢?勾践为奴三年，甚至不惜替夫差品尝大粪，最后回到越国。在范蠡、文种的帮助下，他制订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计划。一面努力生产，一面鼓励夫差北上，又送美女西施**夫差，用大量的财物离间吴国的君臣。经过十年时间，越国君臣上下齐心，十年磨砺，养精蓄锐，吴国不停地东征西讨，大批精锐暴尸荒野，吴强越弱的形势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领全国的主力在黄池与晋争霸，勾践和他的谋臣认为时机成熟，泓水歼灭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大惊失色，率军回援，但已无可奈何，只能向越国求和。
这时候的吴越，可以说还是两只旗鼓相当的斗鸡，只是骄横的吴国忘记了一山不能容二虎的道理，又跑到北方去，把自己柔软的腹部暴露在越国的利爪下。然而，此时的吴国已经缺乏后劲，所以，过了四年，吴国发生灾荒，勾践再次进攻，在笠泽与吴军隔江对峙，消灭了吴军仅有的主力。
这时候的吴越，又形成了越强而吴弱的“一边倒”的局面。
对吴国来说，唯一的机会也就是自己曾经做过的，越国乖乖退让，给它喘气的机会。然而，从君王到奴隶，又从奴隶到君王的勾践，不会再让对手变成与自己平级的斗鸡。
于是，公元前475年，勾践率军猛扑吴国都城姑苏，围城三年，夫差求和不成，城破自杀，吴国灭亡。
吴越博弈，吴国都是由于主动退让而让对手胜出，吴国对越国而言，它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像个绅士，不把对手逼上绝路。
妥协是最好的策略
如果你对斗鸡博弈还不甚明了，下面请看这样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甲借给乙100元钱，现在要讨回来，而乙不想还钱，假设二者实力相当，那么他们之间的行为将类似于斗鸡博弈。
如果甲很强硬而乙妥协，则在讨债行动中甲收获100元，乙收获0元；如乙很强硬而甲妥协，则甲收获0，乙收获100，如果双方都妥协，达成协议，甲对乙的债务进行减免，则甲收获90，乙收获10；如果双方都强硬，则发生暴力冲突，甲不但不能收回债务，反而要支付医药费100元，实际收益为-200，而乙的收益则为-100。
如此看来，双方妥协是最好的策略，但是为什么不能成为博弈的均衡点呢？原因在于做出严格最佳策略的前提是需要假定对方的策略已经给定，假如对方如此选择，那么我如此选择将会获得最大收益。在斗鸡博弈中如果一方妥协，那么对另外一方来说强硬将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反过来亦是如此。既然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实力不差，那么双方都为了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不合作，亦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陷入“囚徒困境”。
既然自己的策略是假定对方的策略已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自己一定选择了优势策略呢？即如何知道对手的真正策略呢？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充满了反复的试探。斗鸡场上的斗鸡并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决定如何行动，而是根据对对手的实力预测来做决定，或者是通过不断的试探来推测对手的实力。博弈论专家，有时候也将骑虎难下的博弈局面称之为“协和谬误”。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例子：
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法国政府联合投资开发大型超音速客机，即协和飞机。开发一种新型商用飞机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豪赌，单是设计一个新引擎的成本就可能高达数亿美元。想开发更新更好的飞机，实际上等于把公司作为赌注押上去。难怪政府会被牵涉进去，竭力要为本国企业谋求更大的市场。
该种飞机机身大、设计豪华并且速度快。但是，英法政府发现：继续投资开发这样的机型，花费会急剧增加，但这样的设计定位能否适应市场还不知道；而停止研制将使以前的投资付诸东流。随着研制工作的深入，他们更是无法作出停止研制工作的决定。协和飞机最终研制成功，但因飞机的缺陷（如耗油大、噪音大、污染严重等等），成本太高，不适合市场竞争，最终被市场淘汰，英法政府为此蒙受很大的损失。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如果英法政府能及早放弃飞机的开发工作，会使损失减少，但他们没能做到。
直到英国和法国航空公司宣布协和飞机退出民航市场，才算是从这个无底洞中脱身。这也是“壮士断腕”的无奈之举。
这样看似滑稽的失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屡见不鲜。斗鸡博弈进一步衍生为动态博弈，会形成这样一个拍卖模型。拍卖规则是：轮流出价，谁出的最高，谁就将得到该物品，但是出价少的人不仅得不到该物品，并且要按他所叫的价付给拍卖方。
假定有两人竞价争夺价值100元的物品，只要双方开始叫价，在这个博弈中双方就进入了骑虎难下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这样想：如果我退出，我将失去我出的钱，若不退出，我将有可能得到这价值100元的物品。但是，随着出价的增加，他的损失也可能越大。每个人面临着是继续叫价还是退出的两难困境。
这个博弈实际上有一个纳什均衡：第一个出价人叫出100元的竞标价，另外一个人不出价（因为在对方叫出100元的价格后，他继续叫价将是不理性的），出价100元的参与人得到该物品。
一旦进入骑虎难下的博弈，尽早退出是明智之举。然而当局者往往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种骑虎难下的博弈经常出现在企业或组织之间，也出现在个人之间。赌红了眼的赌徒输了钱还要继续赌下去以希望返本，就是骑虎难下。其实，赌徒进入赌场开始赌博时，他已经进入了骑虎难下的状态，因为，赌场从概率上讲是必胜的。
从理论上讲，赌徒与赌场之间的博弈如果是多次的，那么赌徒肯定输的，因为赌徒的“资源”与赌场的“资源”相比实在太小了。如果你的资源与赌场的资源相比很大，那么赌场有可能输；如果你的资源无限大，只要赌徒有非0的赢的可能性，那么赌徒肯定会赢。因此，像澳门葡京这样的赌场要设定赌博数额的限制。
战国思想家庄子讲过一个“呆若木鸡”的故事，说斗鸡的最高状态，好像木鸡一样，面对对手毫无反应，可以吓退对手，也可以麻痹对手。这个故事里面就包含着斗鸡博弈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对手错误估计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产生错误的期望，再以自己的实力战胜对手。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两只斗鸡在斗鸡场上要作出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有时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而是要通过反复的试探，甚至是激烈的争斗后才会作出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一方前进，一方后退，这也是符合斗鸡定律的。
因为哪一方前进，不是由两只斗鸡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双方的实力预测所决定的，当两方都无法完全预测双方实力的强弱的话，那就只能通过试探才能知道了，当然有时这种试探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在现实社会中，以这种形式运用斗鸡定律，却比直接选用严格优势策略的形式，要常见的多。这也许是因为人有复杂的思维、更多的欲望。
冷战期间，美国与前苏联间的军备竞赛就是“骑虎难下”博弈。这场“拍卖”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前苏联是“输”家。美国虽然表面上是赢家，但武器竞赛过程中，耗费了美国大量的资源，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也是输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博弈。比如在一个单位之中，因某种原因，两人相互为敌，谁都想战胜对方。争斗是要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因而，争斗的双方都是输家。但谁都不想退让，因为退下来没有面子，然而进一步的争斗对双方来说，都是既耗时又耗力。“骑虎难下”博弈对双方来说均是难以忍受的。
实际中有可能发生的是这样一个博弈：对一方来说是“骑虎难下”博弈，而对另一方来说则不是。比如，人们常常选择以“按揭”形式来供房：房屋购买者与发展商之间确定一个购买价，然后发展商、购房者与银行三者订立一个协议，购房者先交少量购房款，银行将余额付给发展商，购房者分期将本和息还给银行。这是一个三方均得益的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购房者很有可能进入“骑虎难下”博弈。当房价跌破当初买的价格并且没有升的希望时，购房者面临着继续按揭供楼还是停止按揭供楼的两难选择：继续按揭供楼，就等于不断地将钱扔进水里，而停止按揭供楼，以前的钱就等于白花了。还有一种情况，在售房过程中，销售人员往往通过多种手段使购买者订立合同，并先交一部分定金。购买者一不小心便进入了“骑虎难下”博弈：若终止合同，定金便收不回来，而如果不终止合同，将可能承受更大的损失。当然，销售者的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购房者以按揭形式买房也不一定必定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当房价在攀升时，买房者还可以大赚一笔；只有当房价不断下跌时，买房者才会陷入骑虎难下的博弈。
在当今的商业社会，设下“骑虎难下”博弈来进行欺骗是常有的事情。作为策略家，最好的方法是避免进入这样的博弈；如果因某种原因陷入了博弈，要以某种方式诱使对方先退出这个博弈，使对方成为出第二价格的人，使对方承担退出的损失；如果无法使对方退出，自己及时抽身为上策。
威胁，让自己很受伤
在生活中，人们惯用威胁和恐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理性的参与者会发现某些博弈中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即所谓的“空洞威胁”。
比如有一个垄断市场，唯一的垄断者独占市场每年可获得100万元的利润。现在有一个新的企业准备进入这个市场，如果垄断者对进入者采取打击政策，那么进入者就将每年亏损l0万元，同时垄断者的利润也下降为30万元，如果垄断者对进入者实行默认政策，那么进入者和垄断者将各自得到50万元利润。现在，为了防止进入者进入，这家垄断企业宣称：如果进入者进入，那么它就会选择打击政策。
但是，我们会发现均衡路径是进入者进入，而在位者默认。在位者的威胁将是不可置信的，因为假定进入者真的进入了，在位者选择默认而不是打击将更符合其利益，所以在位者宣称要实施打击，也只是说说而已。不可置信的威胁的产生，是因为威胁者选择其威胁所宣称的行动时，对其自己并没有好处，因此威胁不可置信。这里，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应当做一个稍宽泛的理解，有时候它可能并不是表示对自己伤害更多，而是因为实施该行动的成本太高而使之无法实施。无法实施的威胁行动，自然就是不可置信的威胁。这一观念可以解释生活中的诸多现象。
在一堂博弈论课上，一名教授对学生们说：“你们每个人需要给我l0元钱，否则我就要去自杀。学生们哄堂大笑，因为他们觉得他在开玩笑，他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如果他真要以自杀威胁来讹诈学生的钱财，他该怎么才能成功？那他可不能简单地口头说说而已。博弈论中是否相信一个人，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行胜于言。所以教授应该爬到高高的教学楼顶，翻到栏杆外，站在危险的边缘，然后再提出每人给他10元钱，这时候（至少是大部分）学生们会乖乖地掏出10元钱来。因为他威胁变得可信了——他现在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博弈中，威胁、承诺，还包括报复，都是惯用伎俩，这些内容也是要探讨的主题。大家会发现，博弈论思维的确有助于我们洞悉某些不可置信的威胁、不可置信的承诺等。在家庭里，也经常出现不可置信的威胁。因为家庭的成员彼此利害相关，惩罚一个家庭成员也会给惩罚者带来负效用，结果就使得惩罚常常并不是很可信。父亲常常会恐吓在墙壁上乱画的孩子，说如果孩子继续乱写乱画就把他耳朵割掉。但是聪明的孩子对此毫不理会，因为他知道父亲不会割掉他的耳朵。是的，父亲怎么可能会割掉他的耳朵呢，这样做对父亲本身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事情啊。家庭中管教孩子是父母深为头疼的。因为对孩子没有什么可置信的威胁。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衣穿?不让他上学?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即便家长威胁要揍孩子一顿，甚至他真的揍了孩子，可是这揍一顿又管什么用呢?
父母关心子女的婚事，乃人之常情，通常还是好事。我们所谓干涉，不是一般的关心，而是家长不喜欢子女的心上人，并且采用威胁和各种手段企图以自己的意愿改变子女的选择。家长为什么反对孩子自己的选择，情况非常复杂，“理由”千差万别，我们这里就不费笔墨了。设想父亲不喜欢女儿嫁给她的心上人，最严重的情况，会首先试图禁止他们来往。“再要跟他好，我就打断你的腿！”这是文学作品上一再出现的句子。这就是威胁。
这个威胁是否可信，女儿多半心中有数，会采取相应的对策。通常，这是父亲对女儿婚事态度的声明，父亲并不是真要打断女儿的腿。除非父亲不近人性。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打断女儿的腿对做父亲的会有什么好处。如果女儿相信父亲的话，她大概会中断与恋人的关系，因为恋人是可以重新选择的，而父亲则无法重新选择。问题是，假使女儿真的与恋人结婚了，父亲难道真的会走断绝父女关系这一步吗？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断绝父女关系对父亲的损害更大。这就是说，父亲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聪明的女儿当然明白这一点，她知道，一旦生米煮成熟饭，父亲只好吃下去。结果通常是女儿会勇敢地恋爱下去直到结婚，父亲最终承认那个最初并不喜欢的女婿。
按照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原则上威胁只有在如果不实行的话当事人将遭受更大的损失时，才是可信的。威胁一般采用“如果你那样做，我就这样做”的形式。所谓更大损失，就是说在你真的那样做的条件下我不这样做我的损失会更大。女儿真的和那个小伙子结婚了，在这个既成事实之下，父亲再断绝父女关系只会更加损害自己，所以父亲的威胁不可信。许诺，就是当事人使自己的威胁变得比较可信的一种办法。既然许诺了，但如果当事人不施行发出的威胁，他就要为自己的失信付出代价。信誉的代价也许不能马上计算出来，但是后果明显。
显而易见，在你作出一个许诺的时候，你不应让自己的许诺超过必要的范围。假如这个许诺成功地影响了对方的行为，你就要准备实践自己的诺言。这件事做起来应该是代价越小越好，因此也意味着许诺的时候只要达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就行了。不那么容易看到的是，适度原则其实同样适用于威胁。你不应让自己的威胁超过必要的范围。
在公司里，员工常常会策略性地提出加薪，而威胁老板加薪的一个常见版本就是“如果不给我加薪，那我就将离职”。问题是，老板会不会理睬员工的威胁昵?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老板可不像小孩那样缺乏理性。如果员工并没有其他的去处，老板就不会理睬员工的加薪要求。只有老板相信员工会离去，并且他觉得多花点钱留住员工是值得的时候，他才会给员工加薪。
譬如，两个国家之间没有犯罪引渡条约，一个罪犯若在一国犯罪而又能成功潜逃到另一国，那么尽管前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法律制裁规定，但是它对罪犯将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对于罪犯来说，那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威胁，他可以成功地逃避惩罚。这可能就是劫机之类的犯罪更多地发生在缺乏引渡条约国家之间的原因。如果存在引渡，那么惩罚威胁将是可信的。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贪污犯的外逃。由于有外逃的路线，因此法律惩罚的可信性大打折扣。贪污的行为并不会因法律如何严厉的规定而有所收敛。显然，法律惩罚要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关键不在于是否严厉地规定，而在于是否严厉地执行。
抛开国家层面，在微观的经济单元比如企业中，一样存在着大量的不可置信的威胁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麻烦。众所周知，家族企业很难制度化管理，为何?原因也在于不可置信的威胁。公司对待违反制度和纪律的员工，常常以处分、开除为威胁，重者触犯法律还可能遭到起诉。但是，对于公司中的家族成员，这些威胁似乎都是不可信的——无法开除家族成员。因为如果家族成员减少，则势必引入外人来经营企业，信任度低了；当家族成员侵犯了公司的权益时，公司也并不会真的起诉，因为公司中的领袖并不愿把家族成员推上法庭。因此，在家族企业中，更多是靠血亲文化而不是靠制度来维系其运转的。因为制度所规定的惩罚是不可置信的，因此制度就没有威力。
在师生之间，有时也会存在不可置信的威胁。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加努力学习，有时会故意夸大命题和阅卷的严格程度。但是，学生很清楚的是教师不可能让大面积的学生不及格，所以他们就不会理会试题的难度。如果他们预计95％的学生会及格，那么他们就只需要让自己进入那95％就行了，并不会担心绝对分数是否会达到60分。如果教师真的想通过考试压力来迫使学生努力学习，那么他应当公布更低的相对及格标准，比如无论考多少分，都只有70％的同学才算作及格。但是，几乎没有老师会这样公布，因为如果他真的公布了这样一个过低的相对及格率，那么学生会向校方投诉教师强行规定了不合理的及格率。
MBA学员的录取中同样有不可置信的威胁。尽管大学的商学院常常是按照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如l∶1.2）来确定面试人选，即应有20％左右的面试参加者将不被录取。这样的压力之下，理应是大家为面试充分准备，激烈竞争。但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哪个MBA学员将这当回事。原因是MBA高额的学费是大学商学院的高额收入。少录取一名学员，就损失数万元的收入（要知道，这是净收入，因为无论增加不增加这名学员，学校的成本都是一样的）。结果，面试淘汰就是不可置信的威胁。相反的结果是，大学总会争取到更多的名额将参加面试的学员一网打尽。
报复，人的本性
虽然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是人们有时采取绝不原谅的方式也很有利的。当然，也并不绝对如此，因为有时绝不原谅也有麻烦的时候。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中曾提到一个窃贼的故事：
一天，一个持枪的窃贼潜入一所房子行窃，房主听到楼下的响动之后，同样持枪一步步向楼下走来。于是，危机和冲突发生了。不排除一种可能结果是窃贼成功逃逸，双方均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主人担心窃贼会先开枪而率先向窃贼射击，致使窃贼身亡；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窃贼担心主人会开枪射击，而首先射杀主人。但是，还有一种通常的形势是双方拔枪对峙，互相探测着对方的意图，谁也没有先开枪。
毕竟，主人只是想赶走窃贼而不是要其性命，只要他相信窃贼不会对他下毒手，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把窃贼推上绝路。要知道，窃贼的行为正好是跟他对主人的意图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发现主人试图置其于死地，那么他就会尝试先置主人于死地；而如果他发现主人仅仅是想赶走他，那么他一般就并不会想射杀主人，毕竟盗窃未遂的罪名比杀人抢劫的罪名要轻得多，何况他可以安全离开呢。即便主人想要窃贼的性命，那么他也必须对自己的枪法充满自信（确信可以一枪打死窃贼），他才可能表示出射杀窃贼的意图，否则一旦他表示出这种意图（即使先开枪），那么窃贼也有机会对主人进行报复性射杀。同样的逻辑推理过程也适用于窃贼。
在这样的对峙中，除非一方确有把握一招制敌，否则谁也不想先动——没有一个人先动，那么危机就不会升级，这对双方都是相对较好的结果。任何一方都很清楚，一旦自己先动而又未能一招制敌，对方会疯狂反扑，危机因此升级。此时不管谁胜谁负，双方的结果其实都比大家不动的状态要糟糕。
在这样的拔枪对峙中，对枪法自信的一方率先开枪的可能性的确是有的，但这对其本人来说实际上增加了危险，因为对方可能也会因为担心他会开枪而率先开枪。相比较而言，如果双方只是手中持刀，那么对峙就更容易形成，因为谁都明白自己难以一刀令对方毙命，只要一方先挥刀，那么结果就是双方都会受伤。还不如在对峙下逐渐缓和，而窃贼慢慢退向门外并逃逸。
在这个例子中，对峙的危机常常并不会演化成血案，原因在于每个局中人都知道对方具有报复能力，从而谁也不愿去加剧危机。正因为如此，在博弈中，报复能力常常比攻击能力更重要。因为报复能力所形成的震慑往往约束了局中人，使其不会去采取攻击行为来恶化对峙危机。
比如，在幼儿园中，力气大的小朋友可能会欺负力气小的小朋友，但是，如果力气小的小朋友有一个能力更大的哥哥会在他受欺负时为他出头，那么力气大的小朋友实际上就不会去欺负力气小的小朋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无异于找揍。
在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借助于报复能力来增加谈判筹码的情况。比如两个人，其中叫张三的人掌握叫李四的人的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证据，足以令李四终身入狱。然后张三提出一笔交易，若李四给他100万元，他就销毁证据。然而李四在约见张三时常常会设下圈套，试图杀人灭口。电影中常见的结果是，聪明的张三并不会带去证据，而是把它保管在第三方，且他告诉李四，如果自己死在他手上，那么秘密证据马上就会出现在警察局——这就是一种报复力量。因为这种报复威胁的存在，李四将无法处置张三，而只好将钱给张三，让他销毁证据。当然，读者会问，他怎么可以轻信张三会销毁证据而将钱付给张三呢?原因在于，一方面张三要在道上长期混，就有动机实践自己的诺言而保住其在“江湖”的诚信。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李四也会告诉张三，如果张三拿了钱但是又没销毁证据的话，那么他会将张三碎尸万段——这也是一种报复力量。
不少人认为，军备竞赛加剧了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危险。核武器是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但是，冷战以来及冷战后的世界发展现实表明，核武器的威胁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拥有核武器的目的并不是用它来先发制人，而是将它作为一种报复威慑力量，只是为了体现国家军事实力，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正因为其巨大的报复能力而使其他国家不敢对它动之以武。当然，这也告诉我们，来自于策略应用的智慧，更来自于实力。
不过，也正是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所以各个国家都会试图去拥有这种巨大的报复能力作为保证自己安全的手段。因为从个体理性出发，自己首先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利益要高于信守承诺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了著名的“囚徒困境”出现：每个人都不遵守承诺，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尽管存在各种限制发展核武器的公约和组织，但无论是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和伊朗，还是在之前的伊拉克，这种游戏反复出现，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借口。
从对报复能力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启示是：作为房子的主人，如果我们不仅具有充分的打击报复能力和实力（一旦窃贼行凶，我们可以将其绳之以法），同时向周边的人（包括窃贼）示善，如果足够幸运生活在一个崇尚和平的社会，则窃贼即使闯入房子也将平静地离开。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看守一所房子如此，保卫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人们常常在教育孩子时告诉他们要学会宽恕和容忍。因为，当一个人伤害了你的时候，你即使报复了他，也不能消除对你已形成的伤害。如果你还希望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继续，那么最好是宽恕他。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策略，更好的策略应该是不宽恕。
其中的原因在于宽恕某个对手等于向其他人宣布你的报复威慑是不可置信的，因为你不会采用它，另一方面在于，这个被宽恕的对手在以后就会得寸进尺，可能一直有意无意地、不停地伤害你。为了使你的报复可信，为了使你避免遭受无休止的伤害，因此你应当学会不宽恕。
有许多教授一直被学生认为“心太狠”，因为如果学生没有按时交作业或参加考试，那就铁定不及格了。事实上，绝大多数教授是宅心仁厚、宽大为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教授变得铁石心肠呢?原因在于：聪明的教授知道，如果他原谅了一个迟交作业的学生，那么这个学生下一次作业也可能迟交，而且其他的学生都有可能仿效这个学生，不断编造美丽的借口来获取教授的原谅。既然教授无法区别哪些理由是事实而哪些理由只是借口，所以，“概不留情”成为教授避免麻烦的一个最好的策略。
就像我们在一些影片中看到某些心地善良却遇人不淑的女子，她们一次又一次原谅胡作非为的丈夫，希望用真情感动他回心转意，但结果是丈夫反而得寸进尺，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只要说一些花言巧语，扮一扮可怜就会获得宽恕。
所以有时候，人们会对伤害选择报复。当别人打你一拳，你若打回一拳，这本身并不能减轻你已挨那一拳的疼痛，而且用力打回一拳通常也得不到快感。那为什么还会回击呢?原因在于，你知道打不还手只会让对手更加猖狂，而选择回击是遏制对方进一步侵犯的方式。
有人曾经主张废除死刑，理由是处死一个杀人犯并不能挽回被害者的性命，即犯罪的后果已经无法事后补救，因此这个杀人犯不必也去死。若是为了这样的理由，那么犯罪分子就不会对犯罪产生一种威慑感。但如果有死刑的威慑，至少让那些犯罪的念头会多权衡几次。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潜在的犯罪。比如说，大学对博士生教育的规定是：凡是有一门学位课不及格就自动退学。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规定太过分，而且对学生的压力也太大了。但事实是，学生的压力反而轻了，因为不及格足以让学生退学，所以教师在评分时通常就更为宽松。相反，倒是那些允许补考的学校，看来规定宽松，但教师评判正考成绩时往往并不留情。
所以，有些时候宽大为怀不一定好，有些时候毫无回旋余地也不见得更差，这就是奇妙的人类互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