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不久，县里的文艺会演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第一次穿上了雪白的“的确良”衬衣，它是妈妈专门为我演出准备的。爸爸贡献出一条新皮带，金属皮带头锃亮发光。我把衣服的下摆扎进了裤腰，我对着镜子端详。白衬衣挺括滑润，整个人都显得精神。我穿着它就要出门，妈妈叫住了我。她说你不加一件外套，想冻死自己呀！
在县电影院的后台，我和汪泓相互打量着对方。她戴着亮晶晶的发卡，人变得更加神气。她掏出了两条崭新的红领巾，我们一人一条。我系得不好，汪泓她不满意。她走过来站到了我的面前，像大人一样为我仔细整理着。看到我们挨得这样近，有同学在一旁酸溜溜地交头接耳。
我不理他们，他们就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我的心里甜滋滋的，我昂首挺胸，和汪泓站在一起。
在一片掌声中，我们上了场。我和汪泓站在最前面，面对黑压压的观众。我们不用看着对方，我们早已熟能生巧，我们就是天生的一对领诵人。这个重要的时刻，我调度了自己全部的感情。舞台上的表现没有辜负台下的付出，我们配合默契，直到掌声又一次响起，我才明白我的这次演出抵达了终点。
鸟声在校园里无忧地鸣叫时，宣传队宣告正式解散。我们各就各位，课后不再进行排演。下午放学后，我不太适应无所事事的状态。偶尔会不由自主地来到排练的地方，面对我的是一把冷清清的锁。我站在窗前向里面张望，我说不清楚自己在打量着什么。面对空空****的屋子，我总觉得有一些东西丢在了这里。
终于有一天，我和汪泓又来到这里。她主动来找我，她约我再打一次球。她做了准备，带来了一只好球。这只球不是塑料做的，而是一只真正的羽毛球。
我打得小心翼翼，我不忍弄断了羽毛。
在空空的排练厅，我们都没有多话。我们用羽毛球的对练，结束了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再是领诵人，我们已经回归到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她是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女生，我是一名四年级的男生。
从家里到学校，身边的春天已经轰轰烈烈。家里的一件大事，已经尘埃落定。寒假归来时，姨父让姐姐给家里带来了一封信。信中摆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外公的墓碑怎么办？石料早已刻好，石匠正在待命。姨父征求家里的意见，立碑人的名字怎么摆？
妈妈把这个问题推给了爸爸，爸爸开了一个家庭会。他讲民主，要我们都发表意见。
哥哥是班长，有大局意识，他主张把舅舅倪本周的名字刻上去。一家人就像一个班级，他说，点名时总不能落下其中的一个。我也表示赞成，我说人家毕竟是外公的亲儿子。妈妈听了我的话不乐意，说儿子怎么了，他为什么一直躲着不露面？
姐姐没有直接表态，她表示出另外的担心。刻上舅舅的名字也没什么，但是外婆的名字怎么办？刻还是不刻，这个恐怕要由外婆拿主意。
大家七嘴八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爸爸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还是让他常主任拍板。
妈妈不满意，说你这不是又把球踢给他了？
不踢给他还能踢给你？爸爸笑着说，人家其实早就有了主张。
清明节的时候，我随着爸爸妈妈给外公上坟。起伏的坡地和秋景截然不同，我看到了金黄的油菜花连成了一片。我们家和姨父家先行了一步，我们先来到外曾祖母的墓前。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我面对她的坟茔磕了三个头。
我的外曾祖母，她一直生活在我听来的故事里。现在她的身旁，埋着红旗饭店的老同事。据说她是真正的名厨，是站在外公背后的高手。但她精湛的手艺，注定是只为少数达官贵人服务的。我从来没有尝过她的手艺，她的名气只是一个传闻。她只能代表过去，她的故事并不属于新的时代。
镇上的人都记得外公，是他开辟了为人民服务的掌勺之路。
外公人走了，他的身份在春风里仍然扑朔迷离。这个清明节，也许是揭开谜底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一辆吉普车远远驶来，舅舅倪本周和表姐周洁下了车。我们三家人，一起站在了外公的墓前。外公的墓碑是一块青石，上面刻着他后人的名字。倪本周的名字名列第一，他重新回归了长子的角色。
舅舅没有让我们失望，他给每一家都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传到了我的手里，原来这是一张翻拍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外公周瑞祺，身穿府绸洋服。他的身后是一幢造型奇特的房子，房子很像外国的建筑。这时他非常年轻，他一点也不像厨师。
坐在向阳的坡地上，春风从我们中间吹过。我们静静地坐着，把舅舅围坐在中间，聆听着风一样远远吹来的往事。
外公不是厨师出身，他是一名大学生。和大外婆倪立淑相识时，他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做会计师。这符合我的认识，他们门当户对。他们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孩子叫周天健。他们后来分手了，变成了两家人。而周天健一直生活在他的外公家，名字改成了倪本周。
从读书的时候起，倪本周就很少见到自己的母亲倪立淑。读完了大学他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部队搞科研。漫长的岁月里，他也一直在打听父母的下落。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在地下，另一个在香港。
舅舅的叙述平静而简洁，仿佛是说着别人的事情。他的口风很紧，丝毫没有泄露外公婚变的蛛丝马迹，更没有解释，外公为什么会选择厨师这个行当。虽说会计师和厨师都有一个“师”字，但它们注定分属不同的阶级。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这中间的故事远远没有展开。
我听得很不过瘾，但舅舅并没有给我提问的机会。吉普车很快离去了，倪本周都没有接受姨父的挽留。他们连中午饭都不想吃，就一走了之。好在洁表姐临走时，悄悄地塞给了我一件东西。她附耳告诉我，这是给奶奶准备的。她的话让我一阵激动，她第一次把外婆称呼为奶奶。她用迟来的称谓，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外公的三个儿女，现在正慢慢地变成了一家人。只有外婆一个人，还远远地站在外围。这块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她成为一个局外人。姨父说不止一次征求过她的意见，她本人执意如此。
在回家的路上，大家说起了外婆的身体。姨妈说外婆经常全身疼痛，妈妈问医生怎么说。表姐鸣男插嘴，说医生要用“杜冷丁”止痛。爸爸大吃一惊，说这怎么行？！我们都看着他。爸爸说杜冷丁基本上就是鸦片，人沾上就会上瘾。妈妈很害怕，说我们必须想想办法。
大家都停了脚步，站在油菜花丛的中间。说来说去都集中在一点，就是不能让外婆一个人住。目的很明确，办法却都行不通。姨妈家她不愿住，我家她又不肯去。我妈突然异想天开，说不行我们就把她骗到我家去。姨妈鄙视地看了妈妈一眼，说我们还能骗得了她？妈可是在大上海读过书的人，她还能上我们的圈套？！
我一直站在一边，听大人的议论。表姐鸣男却不停地拉我，让我和她一起追蝴蝶。那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蝴蝶，我不明白小表姐为什么大惊小怪。我懒得理她，我觉得她的表现完全称不上姐姐这个称呼。我渐渐地和她拉开了距离，我心里装着更重要的事。
我打开了洁表姐给我的荷包，里面装着一把锁。这同样是一把心形的锁，和我发现的钥匙很匹配。锁上镌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周瑞祺和倪立淑。我有些激动地掏出钥匙，我想证明它们本来就是一套的。
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响声，锁打开了。我惊叹不已，锁上的几十年岁月，就这样出现了松动。
我在油菜花地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平复着激动的心情。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小时候我经常来玩。这里的土很黏，我们把它挖回去做手枪，我记得一定要用盐水和土，这样烧出来的枪才不会开裂。
我当时做不好枪，连二狗子都不如。但我的胆子比他们都大，我一个人敢来到这里。每一次来我都大声唱歌，这样我就不会害怕。如果没有这一片坟地，也许我的歌喉就不会如此嘹亮。那我就不可能成为领诵人，更不会和汪泓站在一起。想到汪泓我就感到温暖，她毕竟那么信任我。
远远地，大人还在讨论，他们仍旧一筹莫展。我知道他们想找到一把钥匙，打开外婆的心结。他们并不知道，一把古老的锁已经被我打开。我在想洁表姐为什么把锁交给我。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外公的墓地。外公在坟茔里面，他的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鸣男表姐捉来了蝴蝶，兴奋地向我炫耀。我没有理她，继续对着坟墓发呆。鸣男不高兴，她说你现在发呆有什么用，外公走的时候你都没哭。我发现她心眼很小，还在记着过去的事情。我问她，哭有什么用，你能把他哭活吗？
你怎么能这样阴阳怪气？表姐显得十分气愤。她一生气，蝴蝶就飞了。她赖上了我，让我赔。我看着远去的蝴蝶，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我问表姐，你说外公他最喜欢谁？
当然是你了，她酸溜溜地说，他总是带你去饭店。
我不满意她的答案，她不动脑筋。我第一次觉得，我不是最傻的孩子。在外公的坟前，我突然感觉到从所未有的醒悟。我觉得此时可以回答汪泓的问题了，我不恨外公。我在原谅他的同时，也原谅了自己对他的误解。
风从我的脸上吹过，我感到舒畅。我一身轻松，向大人们走去。我走在小时候走过的坟地，我走在又一年盛开的油菜花中。我的手插在裤袋里，抚摸着锁和钥匙。我知道它们并没有完全打开，它们只是表面上打开了。要让它们真正打开，我必须去完成一个使命。
带着这个使命，我回到了大人们的中间。面对着外公的女儿和女婿，我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来，和外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