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终于给我安排了一张床，一张单独属于我的床。
躺在这张**，我很难准确地表达此时的心情。按理说，我应该感谢爸爸，毕竟他拿了主意，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我高兴不起来，这个解决方案终归有点不伦不类。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向要好的同学来介绍这张床。
我总不能对金铭春说，我有床了，它就搭在修鞋铺子里面。真好玩，它是一张活动床，晚上铺早上拆。
通过床的安排，我基本上认识到，爸爸这个人不简单。在学校他是老师，在家里他是我的爸爸。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有一个身份，类似京剧《沙家浜》里老谋深算的刁德一。这不是说他有多坏，而是因为他的鬼点子多。
他是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他对我们姐弟三人做出了细致的分工。他鼓励我们自力更生，不要指望父母插手。一早一晚，我和哥哥每天负责搭床收床，姐姐负责收拾铺盖卷。尽管这样很麻烦，尽管我睡在修鞋铺子的怪味里，但我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爸爸早就打了预防针，说要向人家杜辉学习，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自己。
杜辉是对门杜家抱养的儿子，我叫他辉子哥。从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看到他每天都要临时搭铺。他家小，只能放一张床，实在放不下另一张了。他都上初一了，总不能还跟养父母挤在同一张**吧。随着我的加入，他的日子不再孤单。我们两张床一左一右，我和他在梦中并驾齐驱。白天这里是修鞋铺，晚上成了我们的卧室。
平常从修鞋铺进进出出，我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屋子的跨度很大。直到铺上了床，我才发现房屋很宽。两张床的中间，过道显得很宽敞，就是挑一担水过去也不会感到狭窄。这一点非常重要，通向后面院子的这个通道必须给行人留着。
从长凳和床板的准备，到床摆放的位置，爸爸其实早就胸有成竹。以后我才明白，他早就留了这么一手。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我睡得心服口服。他把选择权交给我的同时，也交给了我一个道理——追求想要的东西，哪怕是必不可少的一张床，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睡在自家大门的外面，这是我自找的结果。我谢绝了哥哥的客气谦让，我不会答应让他睡在堂屋。虽然他是班长，我只是一个小兵，但我也不能表现出太低的觉悟。我把学习的榜样，锁定在杜辉身上。我决心像辉子哥那样，乐观地对待这一切。我要带着笑容入睡，我希望好的心情可以伴我一觉到天明。
自从我的床和杜辉的床搭在一起，共同的命运把我们两家联系到了一起。围绕住房，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悄悄进行。我家和杜家，联手发起了这场持久战。两个叱咤风云的女人，经常凑到一起。我的妈妈和杜辉的妈妈，开始了亲密的合作。
杜辉的妈妈姓苏，我平常叫她苏妈妈。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高大，不管往哪里一站都很有气势。和她的壮硕身材并不相称的是，几乎所有人背地都把她叫作“一口酥”。
其实她并不是卖糕点的，她是卖鱼的。老街唯一的鱼行里，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掌秤权。只要生活在城关镇，你就不可能绕开一口酥。无论买鱼的还是卖鱼的，都要经过她这一关。她右手提起秤毫，左手挪动秤砣的吊线，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最绝的是报价，她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秤上是几斤几两，而是直接报出最终的价格。一块二毛三！八毛九！她声音铿锵，一口一个准。
价格永远掌握在她的口中，没有人可以挑战她的权威。如果有人胆敢质疑，不知好歹地问起鱼的重量，就等于是自寻烦恼。对这种不识时务的顾客，她永远只有一个反应——把秤盘翻个底朝天，让盘中之鱼纷纷落入筐中。然后如若无事，朗声叫道，下一个！
顾客如果这时还想和她较劲，立即就会淹没在一片汪洋大海的声讨之中。排着长队的买鱼人群，会出奇一致地爆发出愤怒的呐喊，让开！不买就滚一边去！再较真的人，也无力和这种高亢的情绪抗衡。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重新排队，要么灰溜溜地和鱼告别。
不止一次，我看到被围攻的顾客迅速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沸腾的鱼行。他们孤单落寞的身影，让我记起自己小时候被小伙伴围猎的场面。我没有仇恨，我只是好奇。一口酥凭什么，能让人民和她站在一起，来帮她说话？
每一次吃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伴随熟悉的香味若隐若现。我们家爱吃鱼，我妈说它价钱公道。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个一口酥，我的爸爸吴老师某次酒后感慨。只要她坐镇鱼行一天，一条街的人吃鱼就有了保障。
如果说苏妈妈称雄在生活现场，那么我妈妈则是活跃在高高的舞台。我妈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阿庆嫂，她经常在台上扮演这个开茶馆的女人。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阿庆嫂，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真名叫周毓英。
一个是称霸鱼行的一口酥，一个是开茶馆的阿庆嫂，两个不寻常的女人，为了同一个目标，结成了战斗同盟。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鞋匠铺子赶出去。
在这一场特殊的战斗中，爸爸一直躲在暗处。阿庆嫂的任务是支起八仙桌，凭一张嘴造势。一口酥的武器离不开一杆秤，利用一条条鱼引实权派上钩。两个女人战斗在不同战线，经常互相交流各自的战果。而教书育人的爸爸从不抛头露面，在我看来他就如同出谋划策的刁德一。因为只要有了风吹草动，阿庆嫂就会立即向刁德一汇报。
别看阿庆嫂风风火火的，拿主意都是刁德一。我发现了其中的端倪，这证明我也开始聪明起来。我狗肚子装不了四两油，在钻进被子之前，得意扬扬地向辉子哥发表自己的见解。
辉子哥正在洗脸，他洗了一半。他露出湿漉漉的脸问，那我妈是谁？
他把我问住了，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口酥早已声名远扬了，但我不能当面说。总之，她和我妈是一伙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杵也能磨成针。我们两家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有人上门了。这天修鞋铺一开张，有两个人就找上门。让师傅们失望的是，他们不是来修鞋的。让我和辉子哥高兴的是，他们是房管所派来的。他们是公家人，手上捧着比铁饼还大的皮尺盒，包里面还装着表格本。
我从家里找出了雪峰牌香烟，辉子哥给他们泡好了茶。我们俩屁颠屁颠的，围着他们像两条哈巴狗。他们见怪不怪，公事公办地四处查看。年纪大的那一位对年轻的说，这个房子的格局，是有那么一点奇怪。房子本身并不奇怪，皮匠杨爷爷在一旁插了话。要说奇怪，是你们分得奇怪。
他的话像小锥子，听起来有点扎耳。杨爷爷拍拍腿，从马扎上站了起来。他来到大街上，指点着一溜房子，像一个历史老人在交代来龙去脉。他说从左到右，杜家，鞋铺和吴家，四间屋子本为一体，都是清一色的门面房。吴家住的地方是两间商铺，杜家的那一间则是账房。连接两边的鞋铺子原有两个功能，后门关上时会客，后门打开就是通向后院的通道。
这么一说我总算搞明白了，我们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古怪。无论是我家和杜家，初来者一般都摸不着门。为什么呀，就因为我们两家的门不是对着大街开的。大门都不朝南，一东一西都开在修鞋店里。鞋匠铺就像两家共同的堂屋，里面藏着两个家庭。难怪爸爸说，如果是解放前，我家最适合做秘密联络点，就像阿庆嫂的茶馆一样。
真相大白之后，我对杨爷爷另眼相看。越看越觉得他不简单，不像一个普通的鞋匠。
平日里他对人友善，从不倚老卖老。他不吸烟，喝茶，工余时他手握一把紫砂茶壶，不时地慢慢呷上一口。他的壶很袖珍，一掌可握，和他的身材很般配。壶经多年的摩挲，发出细腻的光泽。他的眼睛也很有光泽，不因为年老而浑浊。
杨爷爷每天从事的工作，大多是钉鞋掌，换鞋底。但他爱学习，听收音机，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我慢慢和他走近，我喜欢和他吹牛。傍晚放学回到家时，若鞋店里没有什么顾客，杨爷爷一般会坐在鞋铺对面的树下，翻看刚刚到手的报纸。
一把茶壶一张报纸，构成了他一天中最惬意的工余时光。毫无疑问，他手中拿的是《参考消息》。整个修鞋铺，只有他一人看这份报纸。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凑上前去。和他一起看，要么天南海北地乱扯一气。
我们一老一少坐在小皮扎上促膝谈心，很快成为街头一景。
认真说来，杨爷爷并不是我谈话的首选。我最初选定的对象，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个由清一色教师组成的谈话圈，有时也会在我家聚会。谈话深入时，他们会低声交流一些小道消息。这种时候我可以选择在一侧默默旁听，而一旦忍不住插话，就会引来轻斥或哄笑。
相比之下，杨爷爷是一个完美的对话者。他有足够的耐心，能够倾听我的表达，也能够心平气和地和我交流。尽管我们之间的年纪相差有60岁，但并不影响我们相谈甚欢。起初的话题都是由报纸上大事引起的，我们说着最近的新闻。谈着谈着就会联系实际，落到眼皮底下的房子上。
房子测量都几个星期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整天搬弄着手指头，在计算着测量后的日子。我本不想当着杨爷爷的面，提起搬鞋铺的事。但我实在是沉不住气了，还是向他开了口。我狠下心来问杨爷爷，鞋铺到底有没有要搬的意思？
我们也想搬，谁也不想耽误你们两家。杨爷爷苦笑，冤有头债有主，找我们没用。房子都属公家的，搬不搬，只有房管所说了算。
那房管所能帮我们吗？我小声地问。我不敢告诉杨爷爷，我家都给他们送东西了。我无意间曾听到父母两人在一起商量，给姓韩的所长送什么？讨论了半天，最终敲定了一条大前门烟和两瓶洋河大曲。对这种“走后门”做法我很鄙视，但我知道不好对外人说。
他不占理，欠着你们两家的老房子。杨爷爷压低了声音，现在有政策，公家占的房子要么还，要么补。只要盯得紧，不怕他不松口。
只要我和杨爷爷一谈到房子，辉子哥十有八九会凑上来。他的耳朵像毛驴一样竖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当然比我更关心房子的进展，他没有任何退路。我知道他怕的不是麻烦，而是担心鸡飞蛋打。我们两家已经达成君子协议，房子要回来一家一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意味将拥有一张岿然不动的床！
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辉子哥学这话时，变成了“人欲睡而梦不停”。树叶纷纷飘零的深秋，房管所终于有了动作。只不过动的不是鞋铺子，而是后面的院子。这一次的调房，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后面已经动了，前面还会远吗？妈妈像念着台词，一连几天在家里兴奋地哼起了《沙家浜》的唱段——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