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的时候和谁坐同一班火车吗？”多莉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之后说，“和沃伦斯基！他去塞尔维亚。”
“还不是一个人去，是自己花钱带了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个性，”列文说。“难道还有志愿兵去那吗？”他看了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补充了一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回答，他用刀指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淌着的蜂蜜里、还有生命的蜜蜂捡出来。
“是啊！您真没看见昨天车站上的情景！”卡塔瓦索夫说，一边嘎吱嘎吱地吃着黄瓜。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在耶稣的面子上，跟我说一下，哪些志愿兵都往什么地方去了？去和谁打仗？”老公爵问，显然，他在继续列文没在时已经开始了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打仗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刀尖把那只在蜂蜜里绝望挣扎着，已经发黑的蜜蜂挑出来，放在一张厚实的山杨树叶上，平静地笑了笑，回答道。
“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开战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和施塔尔夫人吗？”
“没人宣战，可是大家同情受苦受难的同胞兄弟，希望能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公爵没有说支援，”站在岳父一旁的列文说，“谈的是打仗。公爵说，个人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是无权去参加战争的。”
“科斯佳，小心点儿，有只蜜蜂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不小心，我们会被它叮上的！”多莉一边说，一面挥手赶走了那只黄蜂。
“哦，这可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那您又有那些高明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笑着问列文，显然是想挑起他的谈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其一，战争是没有人性的、冷酷而又可怕的事情，每个人，更不必说是个基督徒，都不能胜任挑起战争任务，只有担负着这个责任而且难以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承担。其二，依据科学和常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都准备好了，反驳他的话。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老弟，通常政府不按公民的意愿做的时候，社会就要宣告自己的意愿，”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也不赞成这个观点，听了这番话，不禁皱起眉头，接着说了一些不同的见解：
“你不能这么说，这谈不上什么宣战的问题，只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体现，他们在杀害我们同一个民族和同一个宗教的兄弟，哦，就算杀害的不是我们的兄弟，而只是一些普通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人们也不会坐视不理。会群情激昂起来，俄罗斯人也会赶去制止这种可怕的行为。你想想，要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几个酒鬼打一个妇女或小孩，我觉得，不论你是不是宣战了，都会马上冲过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不过，我不会打死那人的，”列文说。
“不，你一定会打死他。”
“我不敢保证。要是我亲眼看到这种事儿，我也许会因为一时冲动，奋不顾身地行事，但我事先不能保证我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斯拉夫人遭受压迫，我的感情不会冲动，也不可能冲动。”
“也许你不会冲动。可别人却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皱着双眉说，“人们中现在还流传着东正教徒曾在‘亵渎神灵的阿加尔人’的欺压下遭受苦难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同胞兄弟在受欺负，就大胆发言了。”
“也许是这么回事，”列文含含糊糊地回答，“但是我看不出来，我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却没有发现这点。”
“我也是，”公爵说。“以前我住在国外，经常看报纸，说实话，在保加利亚惨案发生之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突然爱上斯拉夫兄弟了，但我对他们却没什么感情。那时我觉得很伤心，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小人，或许是卡尔斯巴德钾盐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可一回这儿，我就放心了——看得出来，只关心俄罗斯而不关心斯拉夫兄弟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看，康斯坦丁就是其中的一个。”
“个人意见在这里也没多大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全俄罗斯——全体人民表示出自己的意愿时，个人的看法就无足轻重了。”
“哦，请原谅，这点我没有发现。人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公爵说。
“不是，爸爸……怎么会不知道呀？礼拜天在教堂的时候还讲过呢！”多莉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插了一句。“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的老人说，“实际上也不可能每个人都……”
“礼拜天在大教堂里到底干什么呢？神父领命宣读，他读完，也就完了，他们什么都不明白，就跟往常听布道一样只会长吁短叹，”老公爵继续说，“后来有人对他们说，教堂要为挽救灵魂而募捐，于是他们每人拿出一戈比来交上去了。要干什么用，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肯定知道，人民总能对自己的命运有认识，现在这个时候，这种认识就显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了看那个养蜂的老人，坚定地说。
这位老人面目和善，留着一把花白的胡须，满头银发，高高的个子，手里端着一杯蜂蜜，静静地站着，温和而又安静地俯瞰着老爷们，显而易见地，他什么都不懂，而且也不愿意懂。
“事情确实是这样，”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似懂非懂地摇了摇头。
“对，那您就问一下他好啦。他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列文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过战争的事儿吗？”列文问那个老人，“教堂里讲的什么？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我们还用想什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已经替我们想好了，任何事情他都帮我们考虑得好好的了，他足智多谋，看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还要不要拿些面包呢？再给这个小男孩点儿吗？”他指了指刚吃完一块硬邦邦面包的格里沙，向多莉问道。
“我不用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以前见过、现在也见过，千百万人牺牲一切去服务于正义的事情。他们来自俄国的各个角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他们或者拿出钱来，或者亲自上前线，爽快地表现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依我看，意思就是，”列文有点儿上火，“在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总有几万个——或许不只像现在的这几百个，没有社会地位，会不顾一切的亡命徒，这些人随时准备投靠普加乔夫那伙人，或去希瓦，或去塞尔维亚……”
“跟你说吧，他们可不是几百个不顾一切的亡命徒，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气愤地说，就像在保护自己的最后一点家产，“那捐款呢？这就是全体人民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呀。”
“‘人民’这个词太不确切了，”列文说。“也许，只有乡间的文书、学校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才知道，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于八千万人就好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心意，而且根本也不了解，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表明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表明了人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