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46.思律自述(1)

我出生在一九八二年的北京。

当时,北京的春季还有些乍暖还寒的意味。

我的出生原本并未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父母计划里,一切都有些背道而驰。

理所当然,我成为了周家的老来子,父母谈不上有多爱,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大我二十几岁的姐姐身上,可姐姐却远嫁到了南方,我便成了父母排解孤独的调剂品。

小时候,院儿里有一群孩子,他们总喜欢背后谈论我的父母,觉得他们太老了,而我还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奶娃儿,兴许还没有等到我长大,他们就会老去。

这群孩子的父母也觉得我挺可怜的,虽然他们的父母有的还是我老父亲的部下,可仍旧不能阻止他们对我评头论足,我被当成了一个十足十的谈资。

有一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都覆盖在一片雪茫茫里,有白色的热气从屋子的出气口里冒出来,还发出呲呲地响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院儿里两个比我大的孩子,他们站在巷子口对我指手画脚,说我是姐姐和隔壁院儿的秦家大哥的私生子,在八十年代里,人们比现在更在乎名声,而且父亲还有军衔在身,父亲为了保住姐姐的名声和自己的军衔才对外说我是他们生的,可邻里却有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老母亲怀孕的样子,我就莫名其妙的出生了。

也许是我遗传到了父亲作为军人的特质,不服输不低头,那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被我压在雪地里胖揍了一顿,从此见了我便绕道而走,他们的父母反应到老父亲那里去,说我是顽劣的孩子,给父亲抹黑了面子。

当晚,我被父亲吊在院儿里的那颗大榆树下,差点冻死。

有那么一阵子,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就像一颗生根发芽的种子,长在了我的心里,我更加谨慎地生活着,不去结交朋友,不去任何家里做客。

也许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谁遗弃的蝈蝈儿成了我幼年时的唯一玩伴,直到后来那个比我只小一岁的侄子的到来...

姐姐已在南方安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等到了我出生的第二年里,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原本是一个长在北方一个长在南方没有过多交集的家人,可姐姐不知道怎么跟南方的那位长辈决定的,把小我一岁的侄子带来了北京。

那时,我们都已经上初中了,在他待在北京的两年里,成为了我仅有的“朋友”。

可侄子太沉默寡言了,有时候感觉像个小老头儿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有“朋友”的喜悦,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孤单。

这个侄子还有一个像古人那样的表字,是南方的那位长辈给他取的,叫赟希。

我们一起共度了两年的时光,赟希是在初中毕业的那年离开中国的,南方的那位长辈给他安排了加拿大的学校,之后,我们的联系只能通过仅有的越洋电话进行。

在电话里,我会兴冲冲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像他那样的亲人朋友,我们会结伴一起回家,他家就住在巷子另一边的院儿里。

而赟希从来不会跟我说他的近况,也从来不抱怨国外的种种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听我没完没了的说,最后他会冷漠地结束:“舅舅,电话费太贵,你废话真多!”最后,无情地挂断。

周家祖先是从南方考取功名来京为官的,到我这代已经扎根在了皇城根儿下。听老父亲讲,祖先是翰林文官,学识颇丰,仕途一片大好,可却在北京城里慢慢消匿起来,可谁也不会想到,到了老父亲这代时,却是入了军队。

小时候那段无妄的灰色记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心若是带有灰色那么言出必是灰色的,老父亲常常把我挂在老榆树下反省教育,我是到了后来才幡然醒悟,他的良苦用心。

………

一九九七年,我十五岁。

护城河边上的柳絮还没有开始纷飞,普通老百姓仍然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

如往常一般平静的北京城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彷佛从遥远的世纪里恸响的哀怨。

老父亲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便匆忙出门了,几天也没有见到人影,我倚在墙角好奇地问老母亲出了什么事?

老母亲彷佛看傻子一般看我,小声地叫我不要问了。

直到后来的不久,我才从电视里知道了一些原委末梢,可那跟我这种中学生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是一周后回的家,面色苍白了不少,一进院儿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人敢去打扰他,在“禁锢”自己的几天后,父亲苍老的身影才重新出现在院儿里,彷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而我的青春期也彷佛到了...

这一年还没有开始的夏天,我被老父亲送去了南方,姐姐所在的城市。

广州这座城市我来过无数次,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来过无比枯燥的寒暑假,转眼还得再回我出生长大的北京,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总是让我失了生气,我总觉得自己像日头刚猛里的那些看似枝繁叶茂的植物一样,看起来勃勃生机,其实只剩下一些根系来维持生迹而已。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气候,他让我异常的烦躁。

赟希有一位姑母在香港,我跟这位姑母却是同辈,跟着姐姐叫她信思姐姐,她比姐姐大了几岁,比我至少大了三十岁以上,有一年和赟希去香港玩,我是第一次见这位信思姐姐,她对我保持了异常的热情和爱护,这让我很诧异。

信思姐姐在赟希离开广州时,央求着姐姐同意我去香港上学,那时我已经准备回北京了,可姐姐不知道怎么跟老父亲说的,最后的最后我被姐姐同意留在了香港上学。

起初,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让我无所适从,我找不到生活和学习的捷径,只能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我给姐姐去电话,说我很难适应那里的节奏,想回北京。

可姐姐在电话里,表现出了比赟希那样的小老头儿还要冷酷的语气:“思律,你看赟希在国外都能适应下去,你只是在香港而已,为什么不去努力适应新环境呢?你不能总按照北京的生活习惯去要求自己,那样你会过的很累,你还记得姐姐刚到广州时吗?”

我沉默片刻,突然明白姐姐的想法,也许她是想要我走出北京那个怪圈,也许并不是信思姐姐要我留在香港,而是姐姐央求的。

姐姐在电话那头没有听到我的回答,自顾自地又说道:“思律,你在北京过得并不开心啊!我知道周遭的闲言碎语并不会因为父亲的军衔而改变多少,你有没有哪怕一刻也怀疑过?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的孩子?”

最后那句话着实把我惊得不轻,我自然反应般地反问:“那姐姐,我…我是你和秦家大哥的孩子吗?他们都说老母亲根本没有怀孕过,我就突然出现了…!”

姐姐一听我反问,不等我再开口,在电话里惊呼出声:“思律,你是不是疯了?你就是爸妈的孩子,是我的弟弟!”

“以后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事情,你给我好好地在香港待着!”可想姐姐一定是生气极了,如果我在面前,肯定是会被她狠狠地教训一番。

自此,我开始了在香港的生活,索性信思姐姐对我无比的热情和耐心。

………

七月第一天里,我站在金紫荆广场上目睹了神圣的升旗仪式,那抹鲜艳的色彩终于正式的飘扬在了阔别多年的土地上。

那一刻,我竟然感觉到无比的光荣,兴许是我从小生长在皇城根儿下的原因吧!

我越来越喜欢这片遥隔北京的土地,它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起来,在我成长到了十五岁的时光里,原来也庆幸一切都如此美好。

我会在同学们的一个个好奇的问题下反思,会想念远在北京的父母,想念胡同里的流浪猫,墙角里被人遗弃的蝈蝈儿,那些曾经被我打倒在雪地里的大孩子,还有那棵吊过我的老榆树。

我会趁着假期的时间跟姐姐一起回北京看父母,那些场景、语言、人物依旧让我熟悉无比,彷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二零零零年,千禧之际,维多利亚港上燃起了绚丽的烟花。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街道里充斥着欢快的气氛,而我以十八岁的年龄迎接了人生里第一个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过程。

这一年三月,我参加了高级程度会考,在这之前我已经参加并通过了中学会考,姐姐问我愿不愿意出国上学?我没有犹豫地告诉她:“我想就在香港上大学!”

姐姐没有反对什么,只道:“我尊重你的决定!”

在随后的七月里,我收到了成绩通知书和考试证书,并顺利地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就读,一切都挺平静地进行着。

在不自不觉间,我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并且十分开朗,可在香港的这些年里,我那口让本地同学好奇地京片子依旧也没有改变,用曾经的中学中文老师的话来说:“你的中文比我的好多了,我应该聘请你来当我的中文助理的。”

在大学生活进行到第二年时,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演员。

那是暑假回北京看父母的间隙。

一个剧组正好在我家院儿门外取景,原本以为我是剧组的某个新人演员,有一个自称是副导演的人拉着准备进家门的我,说:“你是哪个公司的演员?怎么随随便便就进别人家的门啊!知道这是谁家的大门吗?”

当时的我太过于莫名其妙了,甩开那人的手就往院儿去,也没管那人生不生气,我心道:“我进自己家的门还要经过你们这些人的同意不成?”以前在北京的混子劲儿又快被激发出来了!

那人看我脸色不太好,瞬时就把话放软说:“我跟你好好说话呢?问你知道这是谁家吗?还敢乱进去,告诉你也不怕,这门儿咱导演都不敢乱进,上头叮嘱了,拍戏别人不反对,可要是打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了,那可就要换地儿拍了。”

我瞅那人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觉得特别想笑,以前我在北京时也没见谁给过我好脸色看啊,反而这几年父亲的军衔越来越高了,便成别人敬畏对象了?那我那几年恶霸的样子是做给谁看的啊?

也有可能是有心炫耀一下,我扬扬脖子说:“这是我家!”然后就进门了,也不知道背后那人听到这话是个什么反应,管他呢!

院儿还是那个院儿,甚至连那颗老榆树都还依旧挺立。

可我总觉得是自己这几年的心性变化了,看哪儿哪儿不对劲。

父亲正倚在墙根下的椅子里,而母亲正拿着水壶给院儿里那些花草浇水,都是我走后才栽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