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永远的向阳屯(24)

1974-1979年,父母亲一直在黑龙江那边。

回到向阳屯以后,一直到1983年,这边的土地才开始分组。然后一直到1986年,才彻底分给个人。

所谓分组,就是由几个家庭结成一个小组,联合生产和耕种,并且共同承包农业税、公粮、上交款等事宜,简称就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属于分田过户的一种过渡。

这种小组的概念一直到现在还有。比如陈路凡的身份证上,一直到现在还写着向阳屯儿五组的字样儿。

但分地的时候,因为陈路凡的年纪还太小,所以也就没什么印象了。

而且母亲的关于那一段的记忆也不太多。但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定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但大哥和大姐还有关于生产队的记忆。

那个时候,大家伙儿种地是不用化肥的,而是用一种氨水或者是类氨水的一种**。

这种东西具有非常强烈的腐蚀性。溅到身上以后很容易就会把衣服烧一个洞出来。

也不是用铁桶装的,而是用一种很厚的橡胶袋。

这种橡胶袋我见过,一直到我读初中,远房堂兄陈永元家里还有一只。

而且这种氨水也不能直接当做化肥用,必须和粪便一类的搅拌稀释才能使用,否则会把庄家给烧死的。

大概到大哥陈永国六七岁左右的时候,村子里才第一次用化肥。

大哥到生产队去玩儿,偏巧碰到装化肥的袋子。

三堂兄陈永吉就逗大哥陈永国,说这么白的白糖你不吃两口吗?

然后不懂事的大哥陈永国,还真的抓了一把要朝嘴巴里塞。

结果当然是被大家伙儿赶紧给拦住了。

陈路凡大概是从五岁左右开始记事的,也就是1987年左右,当时村里就已经有很多人盖起了砖瓦房。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也已经购买了农用拖拉机,大规模的玉米脱粒也主要用玉米机了。

但是像小麦,黄豆、绿豆、高粱等杂粮的收割,还有很多都是依靠人力的。

先拾掇好一个平整的打谷场,用滚子把地面压平,把这些杂粮铺在地上,再赶着牛马拉着滚子在上面压。

然后再用木锹把粮食扔到天上去,粮食里面的秸秆杂碎以及尘土就会被风吹走。

然后在第二年,大概到了1988年这一年,村子里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户主人姓夏,叫夏树德。

电视买回来的当天,那场面那叫一个轰动哦,全村老少全都涌到了他们家。

屋子里根本就坐不下,连站都站不下,后来干脆就只好站到了院子里,把整个院子都站了个满满当当。

当时的电视节目好像还真就是西游记,但印象不太深了,只是模模糊糊有个孙悟空耍棍子的印象。

陈路凡对电视节目的清晰印象,要到三堂兄陈永吉结婚的1990年。

当时正赶上新闻联播播报海湾战争,因为大量的石油被倾倒进了海洋里,仅仅几天时间,就导致了数十万只海鸟的丧生。

那个场面真的很惨,海鸟的身上全都沾满了石油,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但那个时候的向阳屯还会经常停电,其中有好几年还都是整年地停。

但如果村子里有了红白喜事一类的,就会有人自己去把电电闸给拉上。

然后一大群小孩就会在村子里狂跑,一边跑一边非常快乐地猛叫。

那个时候之所以会停电,并不是供电线路的问题。而是因为拖欠电费、上缴款和农业税一类的。

父亲陈万全的家里,就因为拖欠电费的问题停过几年电。

在那几年里,别人家里都有电用,只有三五户和陈路凡家一样贫困的家庭没有电用。

那个年代,过年杀年猪依然还是很高兴的事。

杀猪的时候,会请好多关系比较亲密的屯邻来一起吃肉。有很多人家不方便来的,还会送一碗肉过去。

杀完猪以后,依然还会去“南沟子”挖冰回来冻肉。

这些肉,是要吃很久很久的,最起码也要吃到第二年春天。

南沟子是向阳屯那边的一条小河,学名叫做四道沟,向阳屯的人习惯上称之为南沟子。

陈路凡小时候很懂事,父母亲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嘴馋,到别人家去的时候别人给东西吃也不能要,而屯邻们找父亲去吃年猪肉的时候一般也会叫上陈路凡。

陈路凡是个小馋猫,其实很想跟着去,但听父母亲的话,一向拒绝得很干脆。

除非别人非常真心诚意地邀请,然后母亲也允许,否则陈路凡还真是很少去的。

但是如果不去的话,陈路凡心里也会有点小难过。“

南沟子是一条小河,夏天雨大的时候,可以有几丈甚至十几丈宽。但枯水期还是会经常断流的。

那时候的雨水还是很充足的,南沟子里的水量也就大一些。

里面的鱼虾也就会多一些,这也是陈路凡的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找窄一点的地方,在傍晚筑起一座一米多高三五米长的小水坝,等夜里十二点左右,把水坝打开一个豁口,再在豁口处下一个口袋网,等天亮一收,很容易就能搞到五七八斤小杂鱼以及林蛙青蛙一类的。

在更早一些年的时候,南沟子里的水就更大了。

南沟子的河道最宽的地方也就二三十米,但是大雨一来,就连河两岸的庄稼地也会被淹没掉。

形成一条非常宽非常宽的大河,足有一两公里宽可能都不止,人们可以去庄稼地里抓鱼,但是庄稼也会被涝死。

在1990年左右,村子里还有一个粉丝厂,专门用土豆也就是马铃薯生产粉丝,但用于生产粉丝的土豆却全都是最劣质的土豆。

要么就是特别小的,或者是被虫子咬过的,或者是被太阳晒绿了产生毒素无法再食用的。

这样的土豆,每一百斤才能换取大约3-5斤成品粉丝。

生产土豆粉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所以那一家小工厂就坐落在南沟子的边上。

生产过后产生的垃圾,也全都直接排放到了南沟子里面。

化学污染倒是不太严重,因为全都是机械式生产。

但是每次工厂一开工,却全都是漫山遍野的煮土豆的味道。

1988年左右,二伯父陈万江家里还建过一个瓦厂。

但是非常遗憾,这个瓦厂亏了钱。

但隔壁村那个砖厂的生意却很红火,而且隔壁村的小学生也从来都是不交学杂费的。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李电全的人在村里还开办了一个电力磨坊,专门帮村民打磨粮食。

一共有五六台电磨,细磨磨出来的粮食给人吃,粗磨磨出来的粮食给牲畜和鸡鸭做饲料。

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磨坊有点儿黑心,会悄悄地把人家的粮食给藏起来一部分。等人走了以后,自己再打扫出来。

那个时候,村子里也已经有了小卖部。但油盐酱醋一类的东西,依然还会有人骑着自行车下屯来卖。

尤其是卖雪糕的,会用一个泡沫箱装着,以保证里面的低温。

八七年以前的雪糕大概是五分钱一根,92年以前大概一毛钱一根,95年左右就涨到两毛甚至也已经有五毛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了。

那个时候的夏天里,还会有人家赶着马车到村子里来卖西瓜。

也就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一斤,但依然有很多人家买不起。所以大家就用粮食换,一斤玉米可以换一斤或者几斤西瓜这样子。

不仅雪糕和油样酱醋,就连臭豆腐都有人下乡来卖。

但那时候的臭豆腐,都是用好大一个类似于腌泡菜的坛子装着的。

臭豆腐块的大小和现在的臭豆腐块差不多,1毛5分钱到2毛钱一块,一个大坛子里大概能装七八百块。

可不要小瞧这个臭豆腐,父亲陈万全从生病开始一直到去世这十二年时间里,中年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可以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

而在这三年时间里,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毛驴车卖这种臭豆腐和一些水果一类的。

那个时候出去一天,顺利的话也能卖个大半坛臭豆腐,也能赚几十块钱。

那个时候的冬天,村子里也会有人赶着马车来卖瓦盆、水缸、盘子、饭碗一类的。

这些人晚上是要找人家住宿的,因为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父亲陈万全就蛮喜欢招待他们的,父亲很有同情心,很能体贴他们的难处。

从1990年开始,村里人也开始有人尝试种植葡萄等果树了。

葡萄会比海棠果贵很多,但是种葡萄会非常麻烦。

这也是父亲陈万全坚持种海棠和李子而不种葡萄的原因。

因为父亲有病,这些重活儿他都做不了。

但是种葡萄确实比种海棠赚钱,村里好多人都因为而致富了。

从1992年开始,德惠县城里也开始有了对外招商引资的工作,其中有一家吉林德正有限公司最为有名。

他们和农户签订合同,由德正公司统一提供白羽鸡的鸡雏、饲料、药物以及养殖技术;然后由农户负责饲养,

等鸡雏养大以后,再按照合同价统一回收。

德正公司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即便到了2016年依然还在。还依然是德惠县乃至吉林省甚至农业部的重点企业。

同样的,德正公司也确实带动了德惠县周边的很多农户都发家致富了。

比如说左右两个邻居,于广成和于广学这两家。

这两户人家是亲兄弟,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盖起了四间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父亲陈万全家里其实也想过要养这种合同鸡,而且连养鸡需要的本钱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后来担心太麻烦,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最后只好无奈放弃了。

也正是从那几年开始,村子里偷狗、偷鸡、偷鸭的开始多了起来,很多的狗都被毒死了。

然后用老鼠药的人家也多了起来,很多的猫也都被毒死了。

那个年代,村子里还经常会有外地人去讨饭。具体来自哪里不知道,但他们大多数都自称是安徽人。这也是陈路凡第一次与安徽结缘。

这些人到东北去讨饭,并不是讨嘴巴里的吃食,而是要玉米穗。

每一家讨三四穗,一个村子也就能讨到几十斤了。

等再攒多一点就在当地卖掉,然后就可以把钱寄回家,或者存起来带在身上。

东北人是蛮慷慨的,每一个人来都会给几穗。

但大冷的天,整日里在外风餐露宿,日子过得也真是相当艰难。

其中有一年还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而且还死了人。

那一个案子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破,而那个男人的坟一直到现在还依然在村子西边“西树地”的乱葬岗里。

等后来过年的时候,父亲还带着陈路凡给那个男人烧过纸钱。

这一群人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讨饭,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演马戏或者猴戏。

十几个人一队,表演吞宝剑、吞铁球、翻跟头、小山羊爬楼梯以及硬气功一类的。

而且无论演马戏还是耍猴的,只要一来,周边几个村屯的人就都会去看。

因为他们会派人去宣传,然后来看戏的村民的热情也都很高,里里外外总是会围很多人。

到过年、过节以及有钱人家的父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村子里或者集市上也会有人表演二人转,一般为期都是三天。

然后在那周边,就会有各种人贩卖瓜子、麻花、油条、雪糕、茶水一类的东西。

但陈路凡却很少会去看这样的戏,一是大人都忙没时间带他去看。另外一个原因是去了也没有零花钱。

而且那样的戏陈路凡大多数也都是听不懂的,其他的大人也一样听不懂,很多人去到那里也都是为了凑热闹。

到过年的时候,也有人会组织大秧歌表演队,挨家挨户地给人拜年,同时讨要喜钱。

父亲陈万全生病以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91年,家里也开始供奉祖先了。

其实,在父亲生病以前,家里是不供奉祖先的,也根本就不会摆香案和宗谱。

只是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到坟地里去给爷爷奶奶和烧一点纸钱而已。

而且除掉供奉祖先以外,父亲陈万全还为家里请了两尊佛像,就供奉在陈路凡睡觉的西屋的门后。

小的时候陈路凡还不懂这些,但现在的陈路凡猜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父亲自己本身的病情导致的。

人在生病无助的时候,难免就会胡思乱想,就会迷信,就会求仙问佛,就会祈求祖宗的保佑。

那个时候家里面过年,是有很多说道和讲究的。

除掉贴春联放鞭炮以外,在大年三十夜里11点钟左右,还会在院子里生一堆火,同时开始放鞭炮。

生完火放完鞭炮以后,再回到屋子里吃年夜饭。

但东北人的年夜饭很简单,就只吃几个水饺就够了。

但是水饺里面会包几个硬币,吃到的人很高兴,就会觉得自己下一年很幸运。

而且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三,家里是不能关灯的。

一方面是这样子比较亮堂和红火,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爷爷奶奶和老祖宗们都还在家里,关灯是不礼貌的。

而且也不能打扫屋子,否则就会把好运气给扫出去。

也有一个原因是,祖先们在家里却扫地,有点儿“扫地出门”的意思,是想把祖宗们赶走。

而且在过年之前,还要到外面去挖一点黄土回来,洒到屋子和院子里。

这是因为黄土的颜色和金子是一样的,寓意来年多多发财。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东北也是一个很大的节日。除掉燃放烟花以外,还会撒路灯。

每家每户,从屋子里到院子里,粮仓、再到牛马棚、猪羊圈、鸡鸭鹅狗窝、再一直到大街上,全都要点上一小段蜡烛。

每隔两三米就要点一小段,要么就是用煤油搅拌玉米芯然后点一堆火。

所以元宵节这一天,整个村子里是比大年三十这一天还要亮堂的。

而且在元宵节还有一个习俗,那就是新婚的夫妻,必须要到姑姑或者是姨娘家里去躲灯。

而如果是在自己家里,那就会很不吉利,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公公也就是丈夫的父亲,就会更加不吉利。

所以东北那里的俗语就是——“正月十五不躲灯,一定先死老公公”。

那个时代,或者说,越是穷苦的时代,各种迷信和封建活动就会越多。

那个年代,过年的年货,比如冻梨、其他水果、鞭炮、春联、年画等,有很多是不需要到集市上去买的,会有人送货上门。

尤其“财神爷”就更是如此。

那个年代,每一家的墙壁上都会张贴一张财神爷的塑料油印画。

批发的成本价估计也就几分钱一张,但是送到别人家里的时候,大概就要收取5-10元钱左右一张了。

这和大秧歌表演队的性质有些类似,条件好的人家哪怕家里已经收了三五张了,也都不会拒绝。

但是送财神和大秧歌表演队,都很少会进陈路凡家的院子。因为大家伙儿都知道陈路凡家穷,连财神爷都不敢请进家门。

那个时候逢年过节,还都非常流行走亲戚串门一类的。

串门儿的时候带的礼物也都差不多,不外乎就是瓶装白酒、麦乳精、罐头一类的。

其中尤以山楂罐头和黄桃罐头最多。

但很少有人家会把这些礼物给吃掉或者用掉,大多数时候都会被转送出去。

有亲戚来串门的时候陈路凡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母亲会做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因为父母亲都是要脸面的人。

但不仅仅是在父亲生病以后才如此,父母亲本来也都不小气,也都很有人情味,从来不会怠慢了客人。

其中,有一个客人来的时候最特别,那就是母亲同学薛长仙的丈夫潘海德。

潘海德来的时候,通常都会坐着镇里的老式吉普车来。

那种老式的吉普车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车篷全都是军绿色的帆布,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寒酸。

但在那时候也已经非常拉风了。

潘海德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一共有6个孩子,但却全都是女儿,没有儿子。

然后他又很喜欢陈路凡,所以就想父母亲能够把陈路凡过继给他。

陈路凡那时候确实很讨人喜欢,既懂事又乖巧,来客人的时候也都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而且也蛮注意卫生的,从来不会像村子里其他的小孩儿一样,总是满脸大鼻涕。

但这件事到陈路凡十岁的时候就再没有提过了。

因为十岁那一年的下午,陈路凡在西屋睡觉,醒来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然后就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很伤心。

然后父母亲以及潘海德就明白了,陈路凡虽然长得瘦小,但却已经完全懂事了。

那时候,如果陈路凡的年龄能再小一些,五六岁甚至七八岁,这件事都是有可能成功的。

因为当时,家里的条件确实太困难了,到潘海德家里去,陈路凡的前程可能确实会更好一些。

小时候的陈路凡,还比较喜欢村子里有人家办喜事。因为这样的日子里,小孩子是可以去吃酒席的。

很丰盛的一大桌,二十几个菜。凉的热的都有,鸡鸭鱼肉也都有,尤其是那一条大锅炖的鱼,特别好吃。

而且那个时候的红白喜事,所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什么的,也都是挨家挨户借的。东家凑几个,西家凑几个,也就够了。

然后富裕的人家,也都会雇佣二人转表演队。

陈路凡在向阳小学读书的时候,向阳小学还是蛮大的,向阳屯的人口也多一些,全班一共五十几个同学。

然后像鲁迅先生一样,我们也有在课桌上刻过“早”字。

但是,绝大多数人刻下的还是自己的名字。

那个时候的校园里,有一间教室很神秘,总是关着门,黑乎乎的。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进去看看,但却始终都没能如愿。

一直到2001年已经高中毕业了,陈路凡才有机会进去看过一次。

里面其实是一间破仓库,装的全都是破破烂烂的淘汰下来的桌椅。

还真别说,陈路凡还真在那当中找到了自己当年刻下过名字的那张课桌,不过却早就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

在向阳小学读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冬天要生火炉取暖。

这个活大多数都是陈路凡来干的,因为陈若凡的家离向阳小学最近,早晨早一点起床,先赶到学校把火炉生好。

等其他同学赶到的时候,屋子里就会特别暖和。

那时候有一些同学的家,距离乡小学也还是蛮远的呢,大概有三四里路的样子。

在那时候的东北农村,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经常会有非常猛烈的,七八级以上的,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风。

那种冷风,吹在身上会特别特别冷,要很厚很厚的棉袄才能抗得住。

所以我们在冬天里,都是有两件棉袄的。一件薄的,刚入冬的时候穿;一件厚的,在最冷的时候穿。

那种冷风,真的很冷很冷。尤其刮在脸上的时候,真的是比刀子还痛的。

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背着身走路的。

那个时候,风和雪都很大。下大雪的时候,地面积雪足有一尺厚都不止。

雪太大是没办法走路的。直接踩进雪里,就会把我们的棉鞋和棉裤弄湿。

所以同学们就都带着铁锹,由高年级的同学负责开路。

他们在前面先用铁锹铲一个坑,然后把脚放进坑里去。铲一个坑走一步路,一直铲到学校。

如果路实在太远,就有父母亲和家里的大人帮着铲。

那个时候的农村,娱乐活动是非常非常少的,想读书都没得读。

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图书馆,到高中虽然有图书馆了也从不开放。

陈路凡在读小学的时候,唯一有印象的而且蛮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由学校里统一组织的看电影。

在最大的一间教室里,有县里统一派来的电影放映车。

印象最深的是三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小兵张嘎》。

放暑假的时候会稍微好一些,陈路凡和小伙伴儿们,偶尔会到向阳小学的篮球场里去打篮球。

但负责看管校园和“打更”的老于头儿,会在篮球场上浇水,不让我们打。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很多小孩儿会在打球的时候,会顺路摘校园里的花。

这些,全都是各个班级自己种的,每个班级门前都有一个花池。

花籽都是小学生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每年春天会种一次。五颜六色的,什么品种都有。

但印象最深的一共有三种:扫帚梅、土豆花(芍药花)、凤仙花(又叫夹桃花)。

凤仙花又叫指甲花,花开的时候,大一点的女生就会把它摘下来捣碎包在指甲上,过一两个小时,手指甲就会被染成红色。

凤仙花是这种花的学名,它还有好多别名,比如急性子、女儿花、金凤花、桃红、家桃谷一类的。

那个负责看守校园的老于头儿,为了防止我们摘花,想过很多很多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在盛开的花朵上涂抹大粪。

现在想来,那个怪老头儿的脾气和性格,确实也蛮是奇怪的。

他是一个老光棍儿,有儿女,但都不太孝顺。所以他也乐得出来清闲,还能赚几个钱花。

他这种工作的工资很低,一直到2005年,每个月的工资依然才只有三百元钱。

时间到了1995年,陈路凡开始读初中了。但是这三年,向阳屯并没发生太大变化,还和以前差不多。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也能感受得到。

首先是方便面和火腿肠在校园里都开始有卖了,而且还比较多了。

饼干一类的也都是整盒地卖了,不像小时候,一只盒子里装好多块,一毛钱一块。

那种老式的,磁带式的,很小的随身听也已经流行了起来。很多人都会把它带到学校里来听。

不是很贵,大概几十块钱一台的样子,但是它的挂钩却非常容易断掉。断掉以后很多人就用透明胶带把它给粘起来。

自行车的款式也丰富了起来,从最早的二八式,到1993年左右的二六式,再到1995年左右的直把和燕把等花式的,越变越好看。

1993年大姐结婚的时候,买的就是二六自行车。

但是我自己读初中时,骑的却是非常老的一辆破自行车。就连脚蹬子都是父亲自己用木头块自制的。

而且也没有车闸,弄了一块马车的外轮胎,用铁丝绑到前轮的上方,想刹车的时候就用脚踩一下。

但如果车速太快,这块刹车皮就会被前轮卷翻掉。

在1999年以前,写信还是很流行的。

尤其是我在读初三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复读生,都会和他们正在读高中的原先的初中同学通信。

那个时候收到信件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陈路凡开始读高中以后,也会给几个复读的初中同学写过信,但是非常少。

而且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陈路凡还依然给王雨欣写过非常古老的信件。

从九六九七年开始,外出到较远一点的地方打工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比如陈路凡的邻居兼小学同学于成荣,她在辍学以后就到大连去打过工。

而且一走就是两年,然后村子里就开始传起了风言风语。

比于成荣再早一些,村子里也有人到很远地的地方打过工。

比如陈路凡的一个远房侄子陈发秋,他就到过珠海做厨师。

然后村子里有很多人就羡慕他,说他在珠海赚了很多很多钱。

但实际上他工作的那个小饭店,其实非常非常小。

比陈路凡大三岁的一个同村邻居赵恩波,他到北京市做过保安。但回村的时候,大家也很是有点羡慕他。

他在北京做了两年保安以后,回德惠学起了厨师。

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厨师毕竟是一门手艺。

但是刚读初一的陈路凡还小,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保安。

然后陈路凡还给他讲过,说他应该继续留在“大城市”,而不应该回到德惠县这种小地方。

现在想来,当初真是笑死了。

确实是这样的,人都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的。

无论你再怎样智慧超群,但这件事情只要你没接触过,那么你就一定不会知道。

更何况陈路凡还是如此平凡的一个人,而且当初还是那么小的小孩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