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众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自己,徐平道:“我起自进士,入仕以来,先历州县,再入三司。为官做的是实事,做实事讲的是提纲挈领,你们或许重说理,说理是不是这个规矩我说不清楚。兼览博照,多知道一些别人做事的办法总是不会错的。”

众人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徐平做事的办法,在三司如此,在军中也是如此。尽量以最简洁的方法把事情说清楚,理出其中的头绪,才好找出合适的对策。儒生确实不习惯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发明,这种说理办法与他们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们讲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探治乱之源。人生于天地之间,本于地气风俗,必受天理影响,却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东西还是由人自己来思辨做事形成一个样子。故曰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要讲人的事,还是要看人自己。”

张载点头,转身对身边的人道:“都护所讲,柳河东之论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在社会推崇韩愈的大背景下,他却喜欢看柳宗元的文章。刚开始是以为自己不喜欢跟这些儒生一样寻章摘句,所以才喜欢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开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判与解构,完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不可能发生工业化,不可能发展出进步的文明,走向腐朽与落后是一种必然。对历史的表述就表现为,夸大异族带来的文化的先进性,贬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后。一切的发展是因为异族来了新鲜的血液,而落后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汉族文化以文来表述,便夸大鲜卑入侵带了尚武的基因,而对外战争不利是文官压制武将,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科举引导聪明人全去读书,文人瞧不起匠人。总而言之,本身文化传统就是原罪。只要把这一切全都打倒,让人一提起来就觉得羞耻,才好引入新的文化与制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说历史都是编的,历史就是历史,就在那里。而这个历史怎么讲述则是有价值取向的,同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只看当代的人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

徐平现在所处的年代与他前世正好相反,中原文化的外来基因是被强行灌进来的,五代乱世说明了继续下去行不通,表现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挑拣与剔除。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学习是必要的,善于学习是一种美德,固步自封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汉人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的生活习惯,深受周围异族的影响,就连说话都几百年间就会大变。这是一种学习的美德,无可厚非。

交流与学习,与保持传统是一对矛盾,矛盾是发展的,是会变化的。急需学习的时候表现为对保持传统的压制,是先进对保守的革命。而随着矛盾的发展,学习和保持传统会发生变化,革命的会变成反动的,反动的会成为革命的。这是一种必然,出现了这种转化才说明真地学习到东西了,自己的传统在学习中焕发了新生。

现在徐平面前坐着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要在自己文化焕发新生中出一分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追述道统,要续汉祚,不是排外,而是对前几百年的历史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办求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生。

柳宗元作为中唐之后儒家复兴运动中的大家,其学述水平毋庸置疑。徐平接着他的步子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才更好让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接受。

看了看众人,徐平又道:“人世治乱,本于人,非天理所外化。正是本于人,才能近于天理。故孔子所论多是仁,孟轲所讲多是义,仁义,天下之本也。”

“何谓仁?这字很明白,就是两个人。道家讲阴阳,天下莫不在阴阳之道中。凡是有两个,你和我,君和臣,父与子,夫与妻,国和民,天下和百姓,尽在其中。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仁之一字,就是两两相对,相处之道,为忠恕。臣事君忠,而君待臣以恕。民对国忠,而国对民恕。夫妇、孝弟,人世一切,尽在这仁之一字,忠恕之道中。”

“仁是两个人,那么义是什么?二生三,义是三个人。你、我、他,朝廷、百姓、外邦,祖、父、孙,夫、妻、子,有了三个,就有了义。仁曰忠恕,义怎么讲?可惜两千年来,义这一个字还是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讲,义是本于仁。为什么讲不清呢?因为有三个人,你我之间的忠恕,可能刚好与你和他间的忠恕相背,怎么论?诸生如果有志于学,可以在这上面用功,强似去求天理,而究人性。”

“数至三已极,哪怕有再多的人,都可以分成三来论,不会再遇到以仁求义而不得的事情。是以人世之道,最大是义,最难也是义,仁义二字已包罗世间一切。”

仁义道德,说到底是表述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用矛盾论来讲,有两个人便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一对矛盾是简单矛盾,所以孔子可以用忠恕这两个字表达出来。而三个人,则就由简单矛盾变成了复杂矛盾,很难再用一句话讲清楚。

三是复杂矛盾,故再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分解到三,不会再出现本质的不同。三生万物,事情到了三这个地步,已经包罗世间万象了,一切都可以由三的复杂矛盾生发出去。一生二,因无二便无一,无二有等于无,一就不是一。二生三,是能称为二的必是一对矛盾,有内在的联系,必然要发展,否则不足以称二。夫妻生子,正电子与负电子相撞湮没,必然生出三来。当这个世界有了三,则就可以变化为丰富多彩的宇宙。

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用了儒家的仁义体系。但为了维持皇权,又引入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引入了天命。从唐至宋的儒学复兴,从根本上说是把天命从体系中剥离出去。因为奉北朝为正朔,对天命论的讽刺太大,故出现了复古的表象。剥离出了天命,宋儒的选择是向人去找答案,以人的本性来代替以前天命的作用,是以性情之论在各家学说中占了重要地位。徐平给这些年轻人推开的这一扇门,是让他们不再穷究人性,而是把心思放到人与人的关系、矛盾中来。

(说句闲话,我前面写徐平喜欢读《柳河东文集》,真的是因为以为柳宗元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