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萨尔浒战役——白山黑水，满洲兴起(1/3)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由于建州军侵犯明朝边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实则10余万。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李永芳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
明朝以杨镐为首，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二十七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三万人对付杜松的八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20万。
努尔哈赤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
(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
，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彼等专恃骑兵，组织单纯。从满洲资料看来，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子洪台吉(皇太极)、安巴贝勒(大贝勒)、侄阿敏台吉均为高级将领，宜其在战场上指挥如意。
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八万明军，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年，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四月十日，刘綎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十五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揊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五天之内，在三个地点进行了三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