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四军军魂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积极同敌人的“扫**”、“清乡”、“伪化”、“蚕食”、“摩擦”做斗争，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粉碎了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走出了成百上千的元勋将星、治国大才，最终赢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新四军中的很多将领也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长眠于地下的革命先烈，难以数计。他们中间，有些人留下了姓名，功勋彪炳史册，但更多的则是无名英雄。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新四军的忠烈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必将与日月同辉，流芳百世，光耀千古！
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叶挺
生于农民家庭的叶挺，自幼家境贫寒，却懂得“人穷志不穷”的道理。上小学时，他受启蒙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民报》等进步书刊，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叶挺立志要起来反抗，救国救民。
1916年，叶挺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接着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学习。学生中，有人家境尚好，生性顽劣，总是讥笑叶挺出身贫寒，衣袜破旧。但是叶挺却丝毫不受影响，常常与那些求知若渴，积极上进的同学一起讨论问题，相互勉励。学习期间，叶挺除了努力学习军事课程外，还积极阅读提高思想认识。当时，新创刊的《新青年》给了叶挺很大触动。它所提到的科学、民主等新思想为叶挺开辟了思路，拓宽了眼界。为此，叶挺还专门写信给《新青年》，表达了自己探求革命真理和救民强国的远大志向。此后，叶挺在漳州参加粤军，任第一支队处参谋，因表现突出，得到了参谋长的赏识，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加入国民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叶挺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留意活跃在政坛的共产党所发表的革命主张。对于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唤起民众起身反帝反封建，叶挺表示很支持。同时，共产党的组织发起的很多革命活动也提醒了叶挺。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到国外看一看，去学习，去提高自己对于革命的认识。于是，在国民党改组之际，叶挺提出去苏联了解那里的革命情形。当时，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去苏联学习，叶挺是第一人。
1924年秋，叶挺进入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与聂荣臻、王若飞、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成为同窗，共同对《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等进行了学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叶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性。1925年初，苏联红军学校开设了中国班。叶挺被选入中国班，进行了军事运动方面的特殊培养。他的同学还有聂荣臻、颜昌颐等人。
通过在苏联的学习，叶挺的革命人生观得以确定，曾多次提出希望加入共产党。他说，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24年12月，叶挺心愿得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广东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此时，北方军阀蠢蠢欲动，准备集结各方，恢复势力。为了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统治，早日实现全国统一和民族解放，广东国民政府应人民之期盼，断然决定出师北伐。为此，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艰巨的北伐任务，最终落在了叶挺和他所创建的独立团肩上。早在1925年，叶挺奉命筹建“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共约两千余人，包括铁甲车队、黄埔军校部分人员以及自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调集的部分士兵。叶挺任团长（兼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北伐在即，叶挺鼓励战士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胜利。”
1926年5月1日，叶挺率领独立团兵分两路，从肇庆、新会同时出发。出发后，独立团在团长叶挺和参谋长周士第的带领下，经广州北上，翻山越岭，于5月底到达湖南永兴。此后，叶挺与唐生智部三十九团团长见面，详细了解了敌方的情况，并进行了周密的对敌作战计划。6月5日，叶挺带领独立团以战胜自身六倍敌人，攻占攸县的胜果，宣布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首度胜利。从此，叶挺和他所创立的独立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了响当当的名号。
首战告捷，叶挺没有因此而骄傲，而是计划增强独立团的战斗力。在浏阳驻防时，叶挺组建了一支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加强了独立团的后备力量，为之后的战斗增添了保障。
8月19日，平江战役打响。独立团与三十六团协同作战。上午时分，叶挺率领独立团移动至江平城北侧，从敌人的后方发动进攻，一举攻入平江城。此后，西、南两侧进攻部队借势发动猛攻。占领平江城后，天岳山、鲁肃山附近的敌人仍困兽犹斗。叶挺果断下令，各营迅速南渡泊罗江，趁敌不备，彻底歼灭了全部敌人。平江战役大获全胜，苏联军事顾问对叶挺及其带领的独立团做出了高度评价：“该城和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由叶挺独立团解决的。”
平江战役之后，叶挺率领独立团继续北伐之路，并在汀泗桥和贺胜桥分别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汀泗桥战役中，叶挺审时度势，按照战事发展及时调整了战略，轻松取得胜利。事后，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对叶挺的军事指挥大加赞扬，称其“具有军事天才，能见机进取。”贺胜桥战役中，敌人投入了大量兵力和重型武器，声称让北伐军无路可走。战前，叶挺仔细地分析了战斗形势，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攻破贺胜桥是有把握的。但贺胜桥战斗与过去几次战斗不同，这次吴佩孚亲自指挥，有一部分生力军，敌人炮火较强，防御纵深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战斗打响以后，叶挺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几次冲锋，最终击溃了敌人的优势兵力，为进军武汉开辟了道路。
北伐的最后一战是攻克武昌，同时也是一次艰难的作战。由于武器装备不足，独立团先后几次进攻都没成功，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叶挺果断改变攻城计划，歼灭了守城之敌，而后又强攻蛇山，占据了武昌城的制高点，彻底控制了武昌城内的敌军，取得了武昌战役的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叶挺功不可没，他所率领的独立团也获得了“铁军”的美誉。北伐战争中，叶挺的果敢指挥，军事才能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也正是从北伐战争开始，叶挺迈上了人生更加辉煌的台阶。正如陈毅所称：脱颖自北伐，初胜湘江曲，秋风扫落叶，铁军声威立。
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的叶挺，之后的人生经历了几多沉浮。北伐战争以后，他历经沙场、十年漂泊，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却在皖南事变中遭扣押，后被囚禁长达5年之久。
叶挺出狱后，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党中央予以的答复是：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斗争，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的多次交涉，叶挺于1946年3月4日终获释放。当天，国民党反动派有意为叶挺准备了一套崭新的军官呢料制服，叶挺则坚定地表示一定要穿着新四军的军装走出去。
出狱后，叶挺受到了由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组成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见到久违的同志们，叶挺激动不已，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狱中的新四军战友，强烈要求继续释放在押人员。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被关押的五年零两个月中，叶挺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他全部的力量，为全中国人民服务。
重回党的怀抱后，叶挺诚恳地表示：“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后，叶挺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在重庆，他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组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
4月8日，叶挺乘机从重庆前往延安参加党的整军复原会议，途径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时，不幸遇难。同行的还有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和党中央高级干部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事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他的毕生奋斗，是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每个中国军人为之感动，足以使反动派羞愧无地。”4月18日，三万人在延安举行了悼念大会。周恩来在悼文中说：“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岁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继续交涉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叶挺，在其50载的戎马生涯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奋斗。叶挺，人民眼中的“革命彗星”就此陨落，但是人民却不会忘却他在北伐战争、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将星陨落——项英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悍然袭击遵令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几次组织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屡遭挫折。至13日，新四军各阵地均被突破，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决定分散突围。
在部队掩护下，项英及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警卫人员李德和、夏冬青、黄诚等冲出第一道包围，来到大康王一带荆棘丛中隐蔽待机。
14日傍晚，项英一行突然遇上突围出来的军部副官刘厚总，便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走。18日晚，项英带着大家离开大康王，来到罗丝坑。这里只有两三户人家，他们弄来一些油菜、细糠充饥。第二天，在一个棚子里找到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等几个同志。彼此见面，百感交集。
项英拉着谢忠良的手，难过地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也插话：“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他指定李志高为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并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不久，他们与突围出来的五团二营营部取得了联系，合起来有40多人。当时敌人搜山很紧，项英他们找不到粮食，只摘到一二百斤红枣，每天就靠一把红枣充饥。
2月下旬，项英和一部分人员从濂坑石牛坞村的地下党处了解到，村后的赤坑山上有个蜜蜂洞，地势险要，十分隐蔽，进洞时要攀住凸起的石头或树枝才能上去。洞很小，也不平，进去时头部不能抬起来，只能容纳四五个人。
项英决定在这里隐蔽一段时间。他和周子昆、刘厚总、黄诚住在洞里。其余十多人住在山下一个大岩石下，与蜜蜂洞相距三四百米。当时项英跟大家开玩笑说：“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在蜜蜂洞的20多天，项英一直在筹划突围渡江，准备工作进展较顺利。
3月13日夜，项英、周子昆的心情似乎比往日轻松一些，他们边下棋边谈心：“找到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
“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
“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
夜很深了，警卫员黄诚对他们说：“首长睡觉吧，天很晚了。”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不一会儿，大家都睡下了。从里到外的顺序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这天晚上，刘厚总失眠了。黑暗中，他摸索着，他没有抓到梦幻中救生的绳索，却触摸到身旁一件硬物——那枝在微亮中闪着寒光的崭新的驳壳枪。项英对刘厚总很信任，几天前看到他的那枝枪太落后了，便专门嘱咐人给换了一支崭新的驳壳枪。
他缓缓地举起了驳壳枪，对准了熟睡中的首长和战友。几声沉闷的枪声过后，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卧在血泊中……
刘厚总行凶后，仍按头一天的安排于黎明前下山邀警卫排长李德和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岳凡家里遇到执行挑粮任务在此休息的郑德胜等人。刘掏出一包“小刀”牌香烟给大家抽。郑说：“这香烟是首长吸的，你从哪里搞来的？”刘说：“管他哪里搞来的，你抽就是！”这时李德和问：“你们刚才听到枪声没有？”大家说没有。刘厚总说：“天快亮了，我们走吧。”说完拉着李德和就走。他俩走到一个岔口，听到狗叫，刘厚总说：“前面有个戴军帽的人，可能是敌人，你等一等，我先下去看看。”说完他丢下李德和，就慌慌张张跑起来。李见他不回来，就在后面喊他等一等。他不理，反而跑得更快了。李德和追不上，联想到出发前听到的枪声，估计山洞里首长的安全可能出了问题，便折回来要郑德胜他们赶快下山。
李德和等几个跑到赤坑山，喊醒正在睡觉的谢忠良。大家一起跑到蜜蜂洞，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在血泊中。项英躺在洞口，头朝南，头部中了两枪；周子昆头朝北，胸部中了一枪。黄诚中了三枪，一枪在右臂穿透，一枪在脖子上，还有一枪从左臂擦过。当时黄诚昏了过去，刘厚总以为他死了，大家见到他时，他已醒过来，趴在洞口，一边哭，一边说刘厚总叛变了。大家检查洞里东西时，发现项英、黄诚的手枪没有了。项英的手枪还是斯大林送给他的。项英、周子昆所带的经费以及项英用的金挂表、派克自来水笔等都被刘厚总拿走。
谢忠良和大家商量，觉得这里呆不下去了，刘厚总要是投敌，一定会把敌人引来。他对大家说：“我们先把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的遗体埋葬好，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取回去。项英穿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穿皮鞋，三五年不会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这样，他们就在离蜜蜂洞一百多米的一个地方挖了两个坑，项英埋在稍高一点的坑里，周子昆埋在下面一个坑里。谢忠良向大家交代说：“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几个人，总有个在的。”
黄昏，他们便转移了。不久，这批人员渡江到了无为，与新四军第七师会合。
解放后，根据刘伯承的指示，项英、周子昆的遗骨被移至南京雨花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那里为项英、周子昆以及在突围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造了三座墓，项英的墓置于中间，人们称作“三烈士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厚总枪杀项英等人后，投奔国民党。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将他押送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就是几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隐姓埋名，潜伏在江西新余县的一家盐铺当管账先生。1952年7月28日，他行迹败露，在新余县被捕。同年8月，刘厚总被执行处决，告慰了烈士的在天之灵。
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彭雪枫
在河南镇平“彭雪枫纪念馆”，有一把自遥远国度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国风情的宝剑。那是英国女皇在1994年诺曼底登陆50周年之际，赠给彭雪枫陵园的“威尔克圣宝剑”。这把宝剑是对彭雪枫将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民族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和纪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战将如云，可谓群星璀璨。彭雪枫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一颗。他身材高大，长相俊逸，而且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是上马可杀敌、下马笔如椽的不可多得的军中儒将，其形象几近完美。彭雪枫将军纵横驰骋的一生，真可谓“萧萧剑气漫漫路，熠熠将星夜夜辉”！
彭雪枫，
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他智勇双全，率军南征北战，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前锋，战功卓著，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成为红军时代闻名全军的青年将领。
抗日战争中，彭雪枫初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处少将处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他为民赴汤，经略长淮，率373名壮士出征，带出3万正规军，12万地方抗日武装，创建了豫皖苏和淮北抗日根据地。
“逐鹿中原飞骏马，鸡鸣拂晓响黄钟，文工歌舞壮军旅，皓月晨光照雪枫。”这首诗里面描写的是彭雪枫抗战中的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团和骑兵团。
《拂晓报》是在彭雪枫的倡议下，于1938年在豫南确山县竹沟镇创刊，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机关报。《拂晓报》创刊后，为了加强对报纸的领导，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彭雪枫亲任主任。从此，《拂晓报》在彭雪枫的培育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展现在全体指战员面前。彭雪枫非常重视《拂晓报》，他认为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拂晓报》作为党的一支铁军，其威力赛过千军万马。彭雪枫自誉是《拂晓报》的“名誉社长”。他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路上，或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都亲自为《拂晓报》撰写社论、评论文章。
《拂晓报》不仅在豫皖苏受到欢迎，还远邮延安、华北、重庆、西安等地，引起社会的关注，曾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题词鼓励。《拂晓报》甚至还漂洋过海流传到纽约、莫斯科及东南亚等国，并作为敌后抗战的优秀报纸，在法国举行的“万国新闻报纸博览会”上展出。《拂晓报》所创造出的奇迹，是集体心血的结晶，也是彭雪枫心血的结晶。
拂晓剧团作为《拂晓报》的“孪生姊妹”是由彭雪枫精心培育起来的。拂晓剧团组建于1938年10月。随着游击支队的深入敌后，它以舞台为战场，战斗在豫皖苏边区，成为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文艺轻骑兵。人们热情称赞拂晓剧团是华中战地艺苑里的一枝奇葩，是彭雪枫挚爱的又一“宝”。
彭雪枫曾说过：“文化斗争并不比军事斗争或政治的斗争次要。相反的，文化运动总在革命斗争中起着先导作用。革命运动首先反映出来的是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先做了革命实践的思想上的准备，而后又直接指导着革命实践。除开那些单纯军事观点的人，我们共产党是没有不重视文化工作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拂晓剧团的高度重视，也正是以这种深刻的认识为基础的。
骑兵团是彭雪枫的第三“宝”。遵照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四师于1941年7月底在淮宝县仁和集召开了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在研究整编部队问题时，彭雪枫提出了组建骑兵团的建议。这是他久经思考、深思熟虑的想法。
在津浦路西，新四军四师之所以失利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有效地对付敌军骑兵。论作战勇敢，敌军骑兵不如我；讲行军速度，我不如敌军骑兵，所以多次战斗四师常常陷入被动局面。现在到了津浦路东，组建骑兵部队，就是接受过去的教训，在平原地带，面对配有快速骑兵部队的敌人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彭雪枫建立四师骑兵团的建议，得到了邓子恢等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没过几天，1941年8月1日，四师骑兵团成立大会便在淮宝县岔河镇胜利召开。张震参谋长到会宣布了骑兵团的正式成立，并任命黎同新为首任团长兼政委。
1942年初夏，淮北平原一片金黄，老百姓盼望着有个大丰收。一天，骑兵团领导听到消息，说是屏山、黑塔据点里的300多日伪军在水牛刘家抢粮，便果断地命令三大队迂回过去切断敌人的退路，一大队向日伪直扑过去，抢占村子，将日伪军逼进开阔地，展开猛攻。三大队的战士们催马飞驰，舞刀猛劈，很快冲乱了日伪军的队形，然后尽情地砍杀起来。不到半小时，300多日伪军便倒在开阔地里，剩下的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粮食又回到了群众手中。
骑兵团整训后首战告捷，此时正在师部开政工会议的彭雪枫听了极为高兴，参加政工会的同志也纷纷表示祝贺。彭雪枫趁此机会号召各单位支持骑兵团的工作，并首先将自己心爱的坐骑——青白马送给了骑兵团。
自此以后，彭雪枫每隔十天半月，不是把骑兵团调到师部去会操，就是自己一清早就骑着马到骑兵团的操场来。他对骑兵团的培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骑兵团指战员也没有辜负彭雪枫对他们的期望，在淮北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打出了骑兵团的威风。正如淮北群众说的：“骑兵团跑起来像条龙，遇到日寇只要尾巴一卷，日本鬼子就丧命了！”
1942年至1943年，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人领导新四军4师在洪泽湖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纵横驰骋，浴血奋战，取得了著名的33天反“扫**”斗争的胜利。1944年，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大举向河南腹地进攻，攻陷了郑州、洛阳、许昌、郾城等38座城池，中共中央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收复失地，彭雪枫奉命西征。1938年至1944年，彭雪枫麾下的新四军第四师进行了大小战斗3760次，累计歼敌4万8千余人，取得了敌我伤亡比例5∶1的辉煌胜利。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国民党顽固派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亲自指挥战斗。正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他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时年37岁。他是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共淮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边大王庄，分别为彭雪枫将军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共同挽联是：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1989年11月，彭雪枫被中央军委确认为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彭雪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戎马三十载——罗炳辉
在新中国诞生的道路上，伴随着战火与硝烟成长起一大批天才横溢的铁血指战员。他们将星熠熠，或纵横疆场无往而不胜，或血溅玄黄马革裹尸。电影《从奴隶到将军》，讲述了一位特殊的军事家——罗炳辉。
罗炳辉的家乡位于偏僻而遥远的云南彝良县。年幼的罗炳辉习惯了跟在父亲的身后，在田间辛勤耕作。即使是这样的勤勉，日子仍然是越过越艰难。田地里收获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上缴给地主，留下来的少部分粮食，全家人要节衣缩食才能捱过一年又一年。
罗炳辉每次看见一年辛苦换来的粮食白白被地主拿走的时候，心里都会异常愤恨，凭什么他们就能风不吹、雨不淋地呆在家里不劳动，而我们却要给他们送粮食？
后来家乡发生的一件事，对罗炳辉的影响极其深远，也是他弃农从军的直接诱因。当时家乡有一黄姓妇人，独自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平日里备受恶霸的欺凌。然而，黄家的两个儿子在出外参军几年后衣锦还乡，将当年寻隙滋事的恶霸流氓们通通暴打了一番。
这件事对罗炳辉的触动很大，他开始萌生了参军的念头。就这样，刚刚12岁的罗炳辉偷偷跑出了家门，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把土造的双筒手枪，徒步向省城的招兵处走去。
然而，罗炳辉的参军梦被心疼他的家人打碎了。看着父母热泪横流，懂事的罗炳辉只得答应他们，不去报名，留在他们身边。话虽如此，在罗炳辉的心灵深处，依然保存着参军的想法，他暗暗下决心，依靠自己来改变这世代不变的命运。
1915年初冬，16岁的罗炳辉已经是一名父亲了。成家立业也无法抑制住那颗跳动不息的心，罗炳辉再次离开了父母妻儿，开始了漫长的路程。
罗炳辉千里跋涉，以其惊人的毅力，步行了500多公里，来到了云南省的中心——昆明。在这里，他报名参加了蔡锷将军组织的护国讨袁滇军，终于踏上了他纵横沙场的征战之路。
军中无岁月，转眼间罗炳辉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十几个年头，他已因功升至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长，手里掌握着600多号人和400多条枪。但是，实现了少年从军初衷的罗炳辉却越来越感到困惑，他不知道手中的枪到底应该指向谁。
罗炳辉害怕自己会沦落成记忆里的地主恶霸，他害怕辛苦训练成的精兵会成为屠杀百姓的刽子手。从小性格倔强的罗炳辉不甘心就此沉沦，他开始睁开眼睛，观察起军队之外的世界，寻求新的改变。
这时，一封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罗炳辉一生的轨迹。发信人是共产党员赵醒吾，他是云南宾川人，曾经和罗炳辉一起在北伐军中共过事。后来赵醒吾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发展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决定冒险争取罗炳辉。
罗炳辉接到信很兴奋，他一直视赵醒吾为良师益友，正好可以向他诉说一下苦闷，排遣愁绪。就这样，随着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罗炳辉逐渐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清晰地认识。贫苦农民出身的他，心里的天平渐渐倾向了那些曾经清剿的对象——中国共产党。
1929年7月，罗炳辉在经历了很多坎坷曲折之后，终于踏上了一条寻求真理，走向光明的道路。32岁的他完成了由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同年，罗炳辉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吉安靖卫大队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员转移到赣西革命根据地，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
罗炳辉领导的吉安起义，及时而深刻的鼓舞了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人们，给了国民党反动阵营一记响亮的耳光，壮大了赣西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从此，罗炳辉南征北战，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军事生涯。
1931年7月，随着中央苏区的愈加壮大，和第一、二次“围剿”的相继失败，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的军事顾问急匆匆赶往南昌压阵。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及3个旅，共约30万大军，以密集的大包围姿态向苏区逼近，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针对此次“围剿”，红军总部迅速召开了战前会议，已经是红12军军长的罗炳辉及政委谭震林，参加了这次决定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会议。经过仔细的分析探讨，毛泽东及朱德决定采取“虚张声势，诱敌深入”的方法，伺机打破敌人的“围剿”。
罗炳辉的红12军当仁不让的接受了这项计划中最艰巨的部分，冒充红军主力引开敌军大部，为红军主力休养生息创造时机。毛泽东信任的看着罗炳辉，诙谐的打趣着说，炳辉啊，你这个游击专家可是名不虚传啊。第一次“反围剿”活捉了张辉瓒，第二次又掩护主力把敌人牵得团团转。这次，又要派你牵着蒋介石在山里散心啦。毛泽东幽默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由得冲散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当夜，在火把摇曳的光影下，罗炳辉率领着不足3000人的红12军与主力部队背道而行，转身走向了茫茫地黑暗之中。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独自面对着国民党的30万大军。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员，罗炳辉心中燃烧着一团烈火，那是自信与魄力交织、勇敢和智慧并在的锋芒外露。他看着火把照映下的一张张年轻的脸庞，那上面的恐惧和信任同样能刺伤他的眼睛。为了他们，这一仗必须要赢，罗炳辉攥紧了拳头。
罗炳辉率领12军趁夜穿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间隙，一路向东北的山区走去。为了伪装成红军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的追赶，罗炳辉和谭震林绞尽了脑汁。他们命令行军中的部队拉开距离，把所有能展开的布条都当成旗帜一样挥舞开，声势造的越大越好。
果然，国民党军队很快发现了这支“浩浩****”的军队，马上掉头跟了上来。罗炳辉和战士们一样感到欣喜，毕竟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为了不让敌人跟“掉了队”，12军的战士们走走停停，若即若离的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早晨清凉的阳光再一次投影在大地上的时候，山野间仍然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嗡…嗡…”，无头苍蝇一般跟了一夜的敌人终于派出了侦察飞机。罗炳辉知道这是一个麻痹敌人的好机会，他挥手向前进中的部队打出了手势。早有准备的战士们立刻将行军队伍拉开了距离，一个营的队列足足拉成了一个团的架势。战士们有红旗的展开红旗，还有的将花色包袱也展开来高举在头顶摇晃着。未脱稚气的年轻战士们调皮的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喊声震天，行进的队伍激起大片烟尘。空中的侦察机看着下面人喊马嘶的“庞大队伍”，乱转一会后满意地回去复命了。
谨小慎微同样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应该具有的良好品质。虽然敌人已经上当，罗炳辉依然要求部队不要松懈，国民党军队中也不乏高明的指挥官，很可能就在下一秒识破苏区主力已经转移的真相。在罗炳辉的要求下，红12军的将士们集思广益，又设计了新一轮的“游戏计划”：在行军道路的每一处岔口都标上箭头，写上“红4军团由此前进”，“红10军在此驻扎”，还有红3军、红7军……每逢一处宿营地，只要是会写字的，都会拿起粉笔来逢墙就写，遇树就画。在红12军走过的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到这样的字样：“红6军的某某同志，请在前方等我，有要事”等等类似的留言，番号可以随意写，只要能让敌人相信他们追的是红军主力部队就行。
在红12军将士一心的努力下，国民党军队终于上当了。在他们看来，足有数万红军接连向北挺进，大有直逼南昌之势。此时，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委员长已经慌了手脚，即令各路大军迅速回援南昌，共同围歼红军“主力”。至此，罗炳辉的红12军已经完成了任务，成功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预定区域开始整训休养。
然而，一名出色的指挥员不会仅仅满足于完成任务的层面上，他会敏锐的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进一步创造战机。如果非要说这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厚积薄发的话，那么更要相信这是能成就军事家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天赋，而罗炳辉就恰恰拥有这种天赋。
罗炳辉为了给主力部队创造出更有力的歼敌时机，毅然决定放弃红12军的隐匿计划，再一次出现在国民党大军面前，将敌人引进深山，拖垮敌人的机动力量。
这样一来可苦了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像一头笨重的野牛喘着粗气跟在红12军的后面满山乱转。在崎岖的山路上，国民党的美式先进装备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了累赘。国军的老爷兵们哪受过这个罪啊，半个月下来，真的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士气低落了不说，就连行军也变得有气无力了。
盛夏八月的山区，正是暑气逼人的时候。罗炳辉和红12军的战士们也同样的汗流浃背，在深山中穿行，既缺少补给，又要带着敌人“游山”，这并不是说起来那么简单的，不少战士的手脚被荆棘刺得鲜血淋漓。但是战士们依然无怨无悔，半个月的急行军下来，部队的士气反而提升了许多，因为战士们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几天的辛苦换来的却是几十万敌人的狼狈不堪，甚至是被歼灭的绝路。
罗炳辉看着这些疲惫的年轻战士们，心里由衷的升起一丝感动。就是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勇敢的撑起了苏区的一片天空，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何谈革命的成功呢？
当国民党最终发现半个月来追踪的不过是红军的小部分人马时，已经无力再“进剿”了，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
但是，经过了休整的红军主力此时是兵强马壮，哪容得敌人说走就走。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统一部署下，红军各部开始了全面反击。罗炳辉指挥红12军调转枪头，迎头就给了身后的敌人一记重击。半个月的躲躲藏藏早就让战士们积攒了一肚子的火气，他们如下山的猛虎一般，配合红军主力奋勇杀敌，取得了三战三捷的好成绩。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罗炳辉表现出了优秀的指挥艺术，他率领着红12军巧妙地调动了敌人，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大“围剿”起了重要的作用。一颗年轻的将星正在革命根据地冉冉升起。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负责担任整个左翼进军任务的红9军团，军团长正是罗炳辉。
1934年11月底，湘江一线。
蒋介石在这里布置了几十万重兵，决心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边，广西桂军李宗仁和白崇禧部5个师牢牢控制着湘江一线。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央红军已别无选择，唯有拼死一战。
中央红军自进入湖南到达湘江地区以后，几乎天天是白天打仗，夜间行军。加之湘西山路
崎岖难行，有时一夜也翻不过一个山头。在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战役中，罗炳辉的红9军团担负着断后任务，与红5军团交替掩护主力红军前进。将士们不分昼夜地一边打仗一边行军，整个部队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不仅身体上十分疲劳和被动，就连士气也下降了许多。
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罗炳辉深知部队士气的重要性。但是，紧张的战争节奏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顾及到部队士气这样的问题，他每天担心的是数万人的生死，他害怕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导致革命的火种被湮灭在湘江岸边。
11月28日，桂系白崇禧部向红军湘江渡口急进而来，企图夺占渡口。形势非常危急，中央军委命令罗炳辉率领红9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的进攻，保证中央红军侧翼的安全。罗炳辉借机亲自上阵动员，他鼓舞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党中央安全渡过湘江。”
不久，罗炳辉身先士卒，率领红9军团在湘江一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国民党飞机的疯狂轰炸和强大火力的双重压制下，红九军团处境十分艰险。
但是，英勇的红9军团战士们，浴血奋战，不顾牺牲，同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用刺刀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集团冲锋，阻止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
罗炳辉看着已经被鲜血染红的湘江岸边，不禁潸然泪下，这一战又不知有多少怀抱理想的战士埋骨他乡。但是，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终于胜利的完成了阻击任务。
不久，中央军委又命令红9军团绕经全州以南的石塘圩再返湘江边，从浅水区徒步过江与主力会合。罗炳辉力排众议，将红9军团立即分成10余路纵队向湘江边强行军，国民党军在后面追得很紧，流弹不断从战士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当红9军团到达湘江渡口徒涉场时，国民党追兵已经从后面压上来了。
情况万分危急，红9军团将士们顾不得严寒，纷纷跳进冰冷的江水，举着枪支和包袱，有惊无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部队上岸后迅速地摆脱了追敌，与主力会合，顺利完成牵制任务。
湘江之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大部都安然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元气大伤，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罗炳辉的红9军团在一路的血战中也伤亡大半，被迫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至3个团。
长期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罗炳辉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和胃肠病，因为没有好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但他从不将自己的病放在心上。党中央领导数次要求罗炳辉回到后方修养，他每次都笑着拒绝：“战斗就是包治百病的好药，我只要到战场上立刻就生龙活虎起来了。”
1946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不久，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罗炳辉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出现在第一线指挥作战。连续的征战，让他的病情日益严重，曾经因疲劳过度而几次晕倒。
这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指挥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进攻，仅向华中、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即达1000余次，战争局势陡然紧张，形势十分危急。
之前已经数次呕血晕倒的罗炳辉不顾中央军委的反对，强撑病体赶往山东战场最紧要之处——枣庄。临行前，罗炳辉留下了上面的几句话，他也许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来说，还有什么是比马革裹尸更好的归宿呢？
罗炳辉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用自己的生命打了最后一仗。6月9日晚，在罗炳辉的统一指挥下，所属部队全力向枣庄敌军王继美部盘踞的据点发起攻击。在解放军猛烈冲击下，敌军很快溃退，王继美当场被打死。
此一役，共俘虏敌军3000余人，轻重武器数不胜数。由于罗炳辉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枣庄，不知情的蒋介石还客串了一回“运输大队长”，空投了若干弹药，全部落入了罗炳辉手中。
枣庄战斗是罗炳辉征战32年，参与指挥的数不清的战斗中的最后一战。这一仗的胜利，既是他对自己诺言的实现，也是他毕生戎马的终结点。
枣庄战役刚刚结束，血压一直居高不下的罗炳辉又犯了肠胃炎，并发高烧。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在返回临沂治疗途中，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49岁。
就这样，一生征战沙场的罗炳辉，最后倒在了即将迎来解放的战场上，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他钟爱的共产主义事业。
几十年的征战生涯，罗炳辉早已不再是那个出身乡野的倔强小子，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事家。在战斗中，罗炳辉十分注重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创新，他创造性地总结了一整套游击作战的战术，诸如“火烧野牛”、“四两拨千斤”、“狼牙签与滚雷西瓜战”、“梅花战术”等等。随着作战经验的增加，罗炳辉的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把握好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上，他真正具有了一名军事家的战略性眼光。
罗炳辉，他从一名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成长为统率千军万马、屡建战功的杰出军事家，是共和国早早陨落的将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
1989年11月29日，罗炳辉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全国36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是云南籍军人中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军事家称号的将军。1997年7月18日，在罗炳辉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罗炳辉题词“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2011年9月，新中国诞辰60周年之际，罗炳辉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袁国平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丰碑。袁国平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袁国平早年就投入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1906年5月26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袁家台村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1922年，袁国平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他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1925年10月，袁国平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战役，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将起义军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此后，他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8年3月，袁国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他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开展大江南北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他协助项英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
1941年1月14日，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时身中四弹，卫士连的战士轮流背着他继续突围。1月15日凌晨，突围部队到达江边章家渡，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袁国平再次要求战士丢下自己未果，便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这意外的情况把大家震惊了，战士们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几天前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剿，袁国平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将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袁国平牺牲时年仅35岁，其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毛泽东曾对袁国平作过高度评价，把他誉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并于1938年3月18日，致电项英，称他“政治开展、经验亦多”。周恩来说，袁国平“牺牲很英勇，是政治工作的专家，对我们军队建设贡献很大”。刘伯承说，他是“我军有名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红军的理论家，既有远见卓识又能身体力行”。陈毅说，“他是才子，才华横溢”……
新四军“总教头”——周子昆
周子昆（1901~1941年），广西桂林人。原名周维宽，字仲和。1920年参加桂军，1925年夏转入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同年10月，周子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已经担任营长一职的周子昆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湘赣边地区。1934年年初，周子昆参加湘南起义，4月随部队抵达井冈山。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周子昆曾历任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第三军军长、第五军团参谋长，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并于1928年10月，随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后，周子昆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局局长。1937年，周子昆出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因参谋长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工作，他实际上负责新四军司令部的全盘工作。同年6月，周子昆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为提高参谋业务水平，加强司令部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7月，周子昆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亲自编写教材，讲授军事课，组织实战演习，为部队输送了一批批训练有素的干部，加强了大江南北的抗日力量。1939年3月，周子昆又主持了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对新四军成立一年来的参谋工作与今后任务作了总结报告。会议还制定了《参谋工作条例》、《军事工作条例》，对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建设和军事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日军万余人对皖南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国民党守军5个师全线撤逃。周子昆根据新四军首长指示，部署第一团、第三团、第五团分头迎击日军，相继取得三里店、汀潭镇、泾县城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寇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大“扫**”。
皖南事件爆发后，周子昆协助叶挺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在突围前，周子昆动员部队说：“我们是革命之师，正义之师，宁可战斗死，决不跪着生。”突围后，他与项英一起隐蔽于泾县茂林山区。3月13日凌晨，在泾县南部蜜蜂桶山（亦称赤坑山）蜜蜂洞，周子昆与项英同时被叛徒杀害。他的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苏南抗日名将——罗忠毅
1941年的一天，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在苏北军部接到苏南茅山发来的电报。他不相信自己看到的内容是真的，随即抓着电报，冲进军部译电室，脸色十分吓人。
谭震林把电报“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大喊道：“你们是不是把电报译错了？再给我译一遍！”译电员一见是谭震林，个个吓地一声不响。他们早就从老机要员那里听说谭震林是个脾气大的首长，今天他们真正遇上了，个个心里又委屈又紧张，又将电文翻译了一遍。电文还是一样：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六旅在塘马与日军清乡部队相遇，激战一日，旅部、教导大队和地方机关一千多人突围。第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和十六旅政委廖海涛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谭震林看完电报，愣愣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噩耗被证实，他难过得痛不欲生。
罗忠毅，1907年出生，湖北省襄阳人。他早年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罗忠毅随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剿共，并于同年12月参加了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班长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后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罗忠毅率领部队走出山林，到江西改编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参谋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率部在苏南抗日。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
自从敌人开展“清乡”行动以来，罗忠毅和旅政委廖海涛带领第十六旅旅部机关和教导大队以及地方政府的上千人，由四十八团四连、六连担任警戒任务。他们每天都在同敌人转圈子，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最多的一天晚上移动了三个地方，搞得大家十分疲惫。一个月下来，指战员们筋疲力尽，人人都瘦得变了样子。这一天，他们来到了茅山的塘马，这里是丘陵山区，比较偏僻。罗忠毅觉得这里回旋余地大，即使和敌人遭遇也能应付敌人，就决定马上派出警戒，封锁消息，让部队在塘马做短暂地休整。
三天后，罗忠毅和廖海涛商量，早饭后集合部队向东转移，廖海涛同四十八团一起行动。山脚下塘马河水在静静地流着，河滩上、山峦间及附近的村庄都十分安静，丝毫没有大战的征兆。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塘马的安静。警戒部队的哨兵在村西头的树杈上发现西边山包上有鬼子的队伍。他数不清有多少人，便对着前边的鬼子打出三枪，鸣枪报警，有两个鬼子倒在他的枪下。
政委廖海涛刚走到四十八团，听见枪声，马上带上四连、六连的200多名战士，向枪响的地方跑去。廖海涛手提驳壳枪带战士们跑到村西的乱坟岗，利用坟墓作掩体，准备阻击日寇。
这时，日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占领了西边的山冈。罗忠毅、廖海涛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陷入了日寇的包围之中。随即，两人指挥部队同下山的鬼子交上了火。旅部教导大队也在村南面与日寇的骑兵连交上了手。罗忠毅先是命令教导大队要把日本骑兵连彻底消灭，然后冒着激烈的炮火，跑到村西的乱坟岗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廖海涛。
廖海涛正抱着机枪，代替牺牲的机枪手冲着阵地前的日军扫射。见旅长罗忠毅来找他，便把机枪交给四连连长，转身对罗忠毅说：“老罗，敌人是有准备而来，我估计至少有3000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同敌人硬拼，得想办法赶快突围呀。”
廖海涛又对罗忠毅说：“我在这里掩护，你马上组织部队突围。”罗忠毅了解廖海涛的脾气，他说要留下来掩护部队突围，你和他争也没有用，如果你和他争，他是会发火骂人的。
罗忠毅在村口召开紧急会议。和平常一样，他在紧急关头镇定自若，不急不躁。为了稳定军心，他在会上说：“同志们要保持稳定，不要慌乱，我和廖政委指挥警戒部队掩护大家突围，大家要放心地向东走。”山上的日军发觉了十六旅的突围意图后，用更加猛烈的炮火阻止部队的突围行动。主力部队在警戒部队的掩护下，相继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罗忠毅想到主力虽然突围，但是离敌人太近，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掩护部队阻击日寇时间越长，他们越安全。因此他没有跟在部队后面突围，而是留下来指挥警戒部队阻击日军。廖海涛见罗忠毅没有突围，大声埋怨他为什么不走，这里有我就行了，你留下来干什么？
罗忠毅回答说：“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分钟，突围部队就多一分安全。”廖海涛提醒他说：“你不仅是十六旅长，还是六师的参谋长，你的责任重大呀。”但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话。之后，廖海涛在西面指挥战斗，罗忠毅到东边去指挥阻击战斗。他们两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与日寇激烈战斗了4个小时，为突围部队的安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阻击战斗进行到中午时，罗忠毅身边只剩下六七名战士，阵地前到处是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罗忠毅为此感到自豪。自己的战士以少制多，硬是没让日寇从阵地上跨过。随着几声追击炮弹炸响，日军又一次进攻开始了。罗忠毅指挥剩下的几名战士，分散开来，继续阻击进攻的敌人。
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正好击中罗忠毅的头部，警卫员慌忙扑过去，抱住旅长。只见罗忠毅头部鲜血直流，无论警卫员怎样大声呼唤，年仅34岁的旅长再也没有睁开他的眼睛。
2009年9月14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罗忠毅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