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最后的微笑
——王孝和
40年前，王孝和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王孝和永垂不朽！
——江泽民
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人。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由党组织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6年，在“上电”工人“九日八夜”罢工斗争中表现出色，当选为厂工会干事、工会常务理事，为维护工人利益，不顾特务威逼，领导工人与厂方斗争。1948年4月被捕，备受重刑，威武不屈，以监狱与法庭为战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同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杀害。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服从组织安排
24岁的共产党员王孝和留给世人的仅有的几张照片里，清澈的目光中露着青春、质朴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他面带微笑接受审讯，泰然自若地走向刑场……
王孝和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尽管一家人生活拮据，可父母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一定要送王孝和读书。王孝和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学期都会得到奖品和奖状。
1938年，14岁的王孝和考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他边学习、边做勤杂工，还挤出时间参加读书会。也是在这个学校，王孝和认识了高年级的一位地下党员许统权，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5月，由许统权介绍，王孝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原本在外资轮船上当伙夫的父亲，因为常年和煤灰、粉尘打交道，最终压垮了身体，失业赋闲。丧失了经济来源的一家人更是艰难度日。眼看为了供自己读书，年迈的父亲每天要拖着虚弱的身体，挑货从浦西去浦东贩卖，王孝和决定辍学工作。
王孝和同时报考了邮局、海关和电力公司，并且都被录取。父母希望他去邮局工作，因为是铁饭碗。他自己希望去海关，因为学的是英文，在海关工作用到英文的机会多，能够发挥专长。可是，最终他还是去了电力公司，因为组织希望他进入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参加工人运动。最终，王孝和的选择是“坚决服从组织”。
除了工作，就连王孝和的婚事也严格符合组织的要求。
学过洋文、又有稳定工作，加上俊朗的外表，二十岁出头的王孝和一表人才，深得长辈的喜爱，有户有钱人家想让他做女婿，而王孝和的婚姻最终却是由组织“拍板”的。
王孝和与妻子忻玉瑛是宁波同乡，儿时便定了“娃娃亲”，之后一个在上海求学工作，一个在乡下生活。转眼忻玉瑛长成了18岁的大姑娘，却迟迟没有等到王家的聘礼。为了一探究竟，忻玉瑛和母亲来到上海。
两个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开始相互了解，不过姑娘从没想到，就在她和王孝和约会时，马路对面还有一个人正密切关注着他们。当时，王孝和向组织汇报了恋爱情况，组织派人暗中观察忻玉瑛，认为忻玉瑛头脑聪明，又不失农村姑娘的善良朴实，能帮助王孝和做好掩护工作。
有了组织的肯定，王孝和才最终和忻玉瑛走到了一起。
斗争的风浪
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美商企业，由于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王孝和在企业里当起了抄表员，当时是三班倒，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工会帮忙，开始的时候是负责秘书的工作，做会议记录。后来王孝和开始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一些进步的、帮工人说话的文章，并帮忙成立了工会图书馆，让工人有条件学习知识，传播进步思想。
1947年“富通事件”发生。富通是当时上海一个比较进步的印刷厂，包括杨树浦发电厂在内的很多工厂进步工人刊物都在该厂进行印刷。国民党当局暗中查封了富通印刷厂，并且派特务在厂里等待所有去印刷或取报的工人，将他们统统抓起来。
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抓走的工人。国民党当局见势，变本加厉将没有抓捕到的登在报纸上通缉，并称工会干部都是地下党人。工会干部没法再去上班，杨树浦的工会于是失去了作用。
富通事件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了几个人到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杨树浦的工人及工会，
其中就包括一个名叫万一的人。3个月后，这些人认为时机成熟了，就策划了一场工会干部选举大会，想借此机会将国民党的人大量安插进工会领导层中。本来已经打好事后唱票作弊的如意算盘，不想选举当天在地下力量的带动下，工人代表要求当场唱票。这一唱票，王孝和等人就当选了工会的常任理事。
1948年1月之后，王孝和正式到工会工作。此后，万一三番五次到家中找王孝和谈话，希望他为国民党效命，去陆京士掌管的社会局工作。当时的社会局主张镇压工人运动，身为地下党员的王孝和当然不肯，他说：“我什么党都不相信，我是为工会2800名工人工作的，是他们选我出来是为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什么党都不参加。”
面对上海愈演愈烈的罢工风潮，“借人头，平工潮”的压制政策悄悄出炉了。由于组织没有指令撤离，王孝和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1948年4月1日，杨树浦发电厂门口气氛紧张，处于戒严的状态。万一声称在一座直流发电机中发现粗铁屑，并找人抓来假证人姜阿六，指证王孝和指使他在发电机中放进粗铁屑。警察局明知这是布下的局，却非常配合地立即“认定”王孝和所犯罪行。面对子虚乌有的罪名，王孝和当然不愿承认：“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有什么可自首的？”
黎明前的黑夜
1948年4月19日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王孝和家庭表面的平静。
王孝和正与妻子忻玉瑛吃饭，万一来了。相比平时的谄媚套近乎，那天万一话格外少。
“孝和兄，你我关系很好，像亲兄弟一般。可是你我走的是两条路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王孝和说。
“我因为待你如亲兄弟一般，今晚特地来通风报信，我告诉你，你很危险，明天你赶紧到陆京士那里自首，就没事了。”“我自首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有什么好自首的？”万一留下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走了。
王孝和与妻子像往常一样将万一送到楼下去，后门一开，就看到眼前有好几个鬼鬼祟祟的特务。王孝和关上门压低声音和妻子说：“不好了，有坏人，你再去前门看看。”忻玉英去前门一看，也有好几个特务，他们知道这栋房子被敌人包围了。
回到屋里，王孝和对妻子说：“阿瑛，敌人怕是要动手了，我们快点做准备工作。”王将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拿出来，分成两份，不用保留的让妻子烧掉；必须保留的藏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一大堆垃圾盖住。直到半夜，确定特务全部离开了，忻玉英才将烧纸的灰烬拿下楼倒掉。
这个难熬的夜晚，忻玉英无数次哭着求丈夫赶紧逃跑。王孝和毅然拒绝：“我不能走，我有工会的工作，我要是走了工会怎么办？”
两人一夜未眠，王孝和向妻子交代了很多话。首先是工作：“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什么都不要讲。就算对方用金条引诱，也绝不能讲；如果对方问平时都有什么人来家里，你一个也不能说，他们提起你认识的谁，你就说不认识。”
王孝和又交代妻子，如果自己真的被抓，让她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婆婆，然后去给别人当奶妈来维持家庭。还特别强调：“如果生活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家里面的一切都卖了来维持生计。要是我能够出来，我一定会努力把一切都还给你；如果我出不来了，你要另外找一个好人成立家庭。你将来要是因为我吃苦，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安心的。”
忻玉瑛抱着丈夫号啕大哭，王孝和赶紧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被抓进去的，你丈夫没做坏事，尽管放心好了。”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忻玉瑛还是让丈夫走了，她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送丈夫出门。这天晚上，王孝和平安回家了，但是妻子的紧张一点没有消散，脑海里回**着一句话：今晚会不会动手？她不住地观察房子周围，没见特务，终于安心了一点。
第三天，也就是21日早上，王孝和准备上班，10个月大的女儿佩琴正扶着墙学走路。王孝和去逗她，佩琴开心得手舞足蹈，王孝和对女儿说了句“拜拜”，一如往常给了妻子一记飞吻，出门了。夫妇俩都不知道，王孝和这次再也回不了家——他被事先潜伏好的特务抓走了。
当天中午，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青年来到家里找忻玉瑛，问今天王孝和怎么没去上班。忻玉瑛紧张地说：“他去了的啊！”青年说厂里都没见到他。青年走后，忻玉瑛的心跳得厉害，很担心丈夫被抓走了。当天晚些时候，一封信的到来平静了她内心的恐惧。忻玉瑛不识字，让人帮着念，信中写道：“阿瑛，你放心，我在外面避风头。”
接到信的忻玉瑛放下了心，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可几天后，有人突然跑来告诉忻玉瑛：“你丈夫被抓了！”原来，王孝和等人被捕的消息已被报纸登了出来。原来，那封信是别人冒充王孝和写来的。王孝和是被秘密抓捕的，恶毒的敌人为了不惊动其他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放松警惕，方便反动派继续抓人，因此伪造了这封短信。
面对就义 泰然自若
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王孝和，将他关押在警备大队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王孝和一言不发，坦然处之。特务恼羞成怒，对王孝和轮番施以“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等酷刑。王孝和怒目以示，敌人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 1948年4月22日，王孝和再次被施以酷刑，直至昏迷。 1948年4月23日，王孝和受刑升级，特务对他动用电刑。王孝和以其坚强的意志，顶住了敌人的摧残。特务对王孝和无计可施。一个参与施刑的特务边摇头叹息，边说，这个人真厉害，上这么重的刑，居然什么也不讲！
被捕后的几个月，王孝和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凶残的敌人。他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敌人酷刑逼供的暴行。敌人黔驴技穷，1948年9月24日，刑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判王孝和死刑。在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候，王孝和毫无惧色，以满腔的**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狱中难友；一封给年迈的双亲；一封给妻子。给难友的信中，王孝和写道：“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在给双亲的信中，王孝和写道：“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在给妻子的信中，王孝和写道：“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你已尽了做妻子的责任，我很感激。”给难友的信经各监房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难友们无不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完成王孝和未竟的事业。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刑。那天清早，刑场上人头攒动，其中很多是上电厂的工人，他们都想见王孝和最后一面。王孝和的妻子哭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女儿在母亲怀抱中也不停地啼哭。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怒火万丈，纷纷抗议。惊恐万状的敌人害怕了，只好对王孝和改期执刑。 1948年9月30日，难友们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王孝和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各监房纷纷传来向王孝和致敬和慰问的纸条。纸条上言语不多，却充满了同志的深情厚谊，“我们一定为你报仇！”“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我们将前仆后继，踏着你的血迹前进！”……看到同志们这些动人心魄的心声，王孝和热泪盈眶，深受鼓舞。为了勉励两位同甘共苦的战友，王孝和留下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绝笔：“张世宝、吴国桢两兄，今天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把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不出所料，这天上午几个法警闯进监房喊道：“王孝和提审！”王孝和从容不迫地穿上了白衬衫，向牢门处走去，他边走边怒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在特刑庭上，王孝和镇定自若地提出：我要向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讲几句话。庭长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面对在场的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他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王孝和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当局蛮不讲理、滥杀无辜的残暴行径，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事实真相。面对王孝和不屈的英雄气概，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王孝和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表示：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特刑庭居然成了王孝和对反动当局进行控诉和示威的地方。接着，王孝和又神情坦然地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使国民党特刑庭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敌人担心，如此下去场面将越来越无法收拾，急急忙忙强行将王孝和押赴刑场。在刑场上，王孝和被绑在一张木椅上，法警颤颤地举起枪，一颗子弹击中王孝和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大口喘气。执行官下令补枪，执行的法警被王孝和的浩然正气所折服，拿枪的手抖动不已，连发数枪，竟然一枪未中。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踢翻椅子，用脚对王孝和腹部猛踩。殷红的鲜血流淌在大地上。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王孝和的入党誓言。这位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这一誓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