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的耻辱

如果说耻辱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那么近代中国就是被沉在冰冷水底的青石；如果说耻辱是一堆熊熊燃烧的柴火，那么近代中国就是架在火上烘烤的鼎镬。水深火热的反复煎熬使得中国民众如同压抑的火山，即将喷发出炙热的岩浆。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的外交失败，则成为了这场惊天动地大爆发的导火索。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卷入了33个参战国，死伤3000多万人之后，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

“一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虽然只是“宣而不战”，却也向法国派出了15万华工进行战地劳作。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出现了数十年来少有的举国欢庆场面。从上海到重庆，从北京到广州，到处都在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

欢庆的人群不同，欢庆的地点也不同，但是所有国人欢庆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收回山东的主权。

胶州湾及山东主权是被德国用武力霸占的。德国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战败国，那么青岛等地的主权理应归还中国。因而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

当时流行着一句话，那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德国用武力霸占了山东，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一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这不仅仅是存在于普通百姓中的观点，也是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其中就包括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人。

北京各学校一连放假3天，学生们聚集在东交民巷和天安门一带举行庆祝活动。异常激动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这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了。”他还盛赞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其：“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在天安门进行了演说。其中，在《劳工神圣》一文里，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在法国的15万华工”，并且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最为兴奋地是胡适，他在演说中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的加入是为了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

胡适所宣扬的“解决武力”的办法，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轰动一时的《和平条款十四条》。

威尔逊在这个所谓的《十四条》中声称，世界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提出战后在殖民地问题的处理上“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他还鼓吹要组织起国际范围内的联合会，为所有的国家提供政治上自主的保障，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应享有相同的受尊重的权利。

但是，不久后上演的闹剧证明，威尔逊的所谓“开诚布公”也好，“国际公意”也好，不过是一块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遮羞布。对试图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而言，要扩张势力，就要限制日本对中国的独霸，利益均沾是列强隐藏在“公意”背后的狰狞面孔。

不可

否认的是，威尔逊的这番漂亮话，对渴望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中国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力。11月30日傍晚，亢奋的北京各校学生举着火把、灯笼游行，甚至有不少人跑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所以，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下，就连陈独秀、胡适等这样的知名教授也无可避免地被其迷惑了。

不过，在这场幻想与错觉交织的狂欢中，仍有一些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冷眼旁观这一切。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曾仔细地研究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必将对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李大钊才没有陷入这场对帝国主义盲目信任的狂热中。他以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的思维，将“一战”的胜利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

在演说中，李大钊冷静地指出：“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李大钊的观点不可谓不鲜明，分析不可谓不深刻。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狂热的国人，“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的口号仍然是口口相传的“至理名言”，就连从东单转移至中央公园的那块克林德碑上面也写着“公理战胜”四个大字。

公理真的战胜了吗？答案就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美、英、法、日、意等20多个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其中，北京军阀政府派出了由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意大利公使魏宸祖和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两项提案：一是废弃外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撤退驻华军队，撤销各国在华的邮政电报机构，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即所谓的七项希望条件；二是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

令中国代表意想不到的是，第一项提案刚提出，即被所谓的会议决策机构拒绝了，理由是中方所提要求不在会议讨论的范畴之内。此时，中国代表才如梦初醒，原来标榜公意的会议决策机构完全控制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四人的手中。

第二项议案的提出则颇具有戏剧性。中方代表顾维钧，这位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在和会上发表了一番精彩绝伦的演讲，有理有据地申明了中方收回山东半岛的理由和决心。精彩的演讲激起了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乔治等人也纷纷上前握手道贺。

日本代表牧野迫于会场气氛，不得不表示愿将山东归还中国，但须由德国先交给日本，再由日本交付中国。

顾维钧一眼就看穿了牧野的诡计，当即表示中国希望采取直接的办法，两步并作一步，简单明了。

日本人极其恼怒，他们难以相信一向唯唯

诺诺的中国，居然能派出这样一个丝毫不留情面的代表。第二天下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气急败坏地冲进北京政府外交部，像一名无理取闹的泼妇，表演了一出寡廉鲜耻的丑剧。他无理地指责顾维钧等代表事前不征求日本代表意见，擅自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是想依靠英美的势力来压制日本政府。

可笑的是，北京政府竟然受制于小幡西吉的颐指气使，很快与巴黎代表通电，警告参会代表要时刻考虑到中日和善的关系，不要再发表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更有甚者，当时的内阁总理钱能训认为，仅仅“告诫”恐不能消除日本方面的怒气，一再敦促总统徐世昌撤换顾维钧等代表，其卖国嘴脸可见一斑。

巴黎和会上的暗潮汹涌和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举动，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一时间民怨沸腾。国内各界纷纷致电北京政府，指责其卖国行为。北京万余名学生联名致电巴黎中方代表，恳请他们务必“保持国权”，“对于中日争执坚持到底”，并声明“誓为诸公后盾”！

旅居海外的华夏子孙也冲破层层阻力，来到巴黎中方代表的驻地外声援，密切关注和会的进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华夏民族的荣光受到玷污的时候，一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在此时彰显无遗。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回山东主权的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横跨大洋两岸，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事实已经足够清楚，顾维钧等代表的表现足够出色，山东问题的提案足够详细，举国上下的呼声也已经足够响亮。然而，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这不是一个“公理”、“公正”、“公意”的“和会”，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各怀鬼胎、你争我夺的分赃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谁又会在意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国家呢？

由于日本以退出和会为要挟，坚决反对中国收回山东半岛的提案，所以会议竟然将中方代表拒之会场门外，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写入合约草案。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仅仅是口头通知了中方代表，连会议记录和合约草案也没有交由中方过目。顾维钧等人的抗议也被选择性地忽视了。5月7日，《对德合约》最后定案。中国梦断巴黎，山东问题的交涉完全失败。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自请辞职，以谢天下。

长歌当哭！这是何等的屈辱！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吗？一时间，多少华夏子孙无语望天，泪水滂沱流下，任苦涩的滋味在心中翻滚。

中国民众从满怀期待的希望之巅一下子跌入了愁云惨雾的失望深渊。五光十色的幻想之梦被毫不留情地践踏成泥，狠狠地碾压在地上。欺骗、羞辱、受损的感情交织在一起，顿时蜕变为愤怒的情绪。国人被激怒了！

愤怒的陈独秀在得知消息后写道：“什么公理，什么和平，什么威尔逊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陈独秀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如梦初醒的国人，他们开始从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谎言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公理。

愤怒的情绪在全国各地蔓延，如即将喷薄的火山一触即发。相信那一天的到来，必将给腐朽的中国带来凤凰浴火的重生，为现代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