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在中国的幻灭

1920年初,五四运动的风暴渐渐止息,生活似乎又要回到往日的轨道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五四运动领导者们的面前,那就是斗争目标的确认。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合约,这些已经取得了胜利。但这不是彻底的胜利,只要中国仍处于军阀的统治下,卖国贼还会出现,拳拳爱国心的学生仍会无辜被捕。

早在五四期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求社会之根本改造”。随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推翻军阀政府,图谋根本改造社会的设想。

但是,究竟该如何改造,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现实再次将难题摆在世人面前。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当时,除资本主义学说外,人们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的议会主义等思想学说,通通归为社会主义流派。在众多学说中,空想社会主义以其描绘的美妙前景,吸引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也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社会,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这种学说最早见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

西欧。

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这些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的觉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

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家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建立了“新和谐公社”,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但“和谐公社”最终以欧文耗光积蓄而宣告失败,“乌托邦”理想也随之破灭。

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倡议实行一种“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命名为工读互助团。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空想社会主义的尝试。

工读互助团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其中教育界人士居多,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陈独

秀、胡适、罗家伦、周作人等人。近百人向工读互助团发起捐款。王光祈很快筹集到足够的启动资本。不久,工读互助团正式开张了。

工读互助团的《简章》中规定,务必贯彻3个原则:公有制,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

北京建立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传出后,使广大青年感到好奇的同时,不由心生向往。很多外地青年专程赶往北京参观,其中就包括第二次来京的毛泽东。

作为当时的青年先锋,毛泽东对这种社会主义形式非常感兴趣。他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到:“我想我们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大学里实行共产生活……”

但是,这种如水中幻影的社会主义蓝图注定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好景不长,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就在经济危机和人心涣散的双重难题下失败了。

中国的“乌托邦”之梦,不过是一批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工读互助的社会理想。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地幻想。”

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看,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是一件好事。它使青年们不再沉迷于“乌托邦”所编织的美丽幻想之中,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者们大步向前,进一步触摸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