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

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像昙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一九一四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三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一九一一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一九○三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一九一八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一九一九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直到一九二○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四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会工作和学习了一年。一九二○年八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

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开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联,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地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我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愤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首先发生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浪潮。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六月五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九日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这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摘自《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