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傅斯年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学生掀起的游行风暴席卷了全国各地。作为当天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被称为“五四之子”，可谓当之无愧。
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其所在的傅氏家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自古文化气息浓厚的聊城被称为鲁西“八股文化中心”，这种氛围对傅家影响极大。诗书传家的祖训奠定了傅氏成就名门望族的基础。百年间，傅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者不下百人，在朝为官出任封疆大吏者更是几代不绝，甚至在顺治年间出现了一位宰相。
傅斯年就是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之中。傅家人才华横溢的世代积累，傅氏先辈的孤高傲物，这些通通在傅斯年身上得到体现。三四岁时，他便被祖父教授《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5岁入私塾学习。在祖父的督导之下，傅斯年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底，这让他一生受益无穷。傅斯年曾回忆说：“祖父生前所教的，净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思想。我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
1901年，祖父顺应潮流，支持傅斯年进入开明人士开办的中小学，接受现代教育。1913年夏，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风云际会的北京大学。据当时同学回忆说，傅斯年在北大预科期间，虽然常常生病，但成绩仍是第一，似乎全校再也找不出比他天资更好的人。
这并非夸张。年轻的傅斯年，以其满腹经纶，在北大不仅赢得了刘师培、黄侃等旧派人物的赏识，把其当做衣钵传人；更因为他对西学的敏锐与见识的通达，使得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诸人对其青眼有加。
学识的渊博，使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威望极高，甚至达到影响教员去留的地
步。1917年进入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便是一个例子。
26岁的胡适留美归国后便进入北大，学生们并不欣赏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教授，甚至一度想将他赶走。傅斯年在听了几次胡适的课以后，告诉同学们，胡适讲课的方法和思路是正确的，“这个人虽然书读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傅斯年用自己的威信，平息了一场风波，让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
若干年后，胡适才知道傅斯年不知不觉做了自己的“保护伞”。每当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是百感交集。对于傅斯年这位亦徒亦友，一向心高气傲的胡适满口赞誉：“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傅斯年）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这样一位学业优秀、威望极高的青年成为五四游行的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傅斯年想看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发生，让傅斯年感到失望，但那时他已经无法约束情绪失控的学生，所以他愤然退出了学生组织。之所以失望，是因为傅斯年是传统文化土壤所孕育的新派知识分子，是活在20世纪的“士”。他遍读历史，认为野蛮的暴力对抗是历史的后退，只有精神上的革新才是最终的进步之道。
傅斯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仅明确提出了对传统文化
的改造意见，而且鼓励青年人通过向西方学习，从而承担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1919年6月，傅斯年考取了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英、德游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且不谈政治观点上的取舍，傅斯年的风骨中秉承了传统文人的真性情。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彼此的政治信仰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曾任教于北大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期间，他屡次撰文痛骂“倭寇”的无耻，甚至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绥靖政策。他曾在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坚决不聘请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文人和教员。在傅斯年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当过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
1945年7月，当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赞扬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傅斯年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临行时，毛泽东曾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1950年，傅斯年因突发脑出血，卒于台湾大学校长之任。不论生前信仰之争，不论诸多耀眼的头衔，也许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才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