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风发——周恩来
20世纪初，一场启蒙运动最终转化成具有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以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的发行为标志的。陈独秀在一篇《敬告读者》中，向广大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成为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宣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更多的年轻人走上社会的舞台，将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中国的未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最早的一批先觉者。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苏北古城淮安驸马巷。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平原腹地，东临黄海，南北与运河相通，物产丰富，漕运兴旺，曾经创造过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
1913年2月，周恩来随家人迁居天津，同年8月考取了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开办的私人学校——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拥有校长张伯苓、创办人严修等一批思想开明、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成绩优秀，更提倡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养成自立自强的能力。年轻的周恩来在这里学习格外勤奋，同时极大地锻炼了社会能力。
毕业后，周恩来选择了赴日本留学，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上驶往日本的渡轮。临行前，他面对苍茫海天豪情万丈，挥毫写下了抒发壮志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到日本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情况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批知识分子信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代表者是河上肇。他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热心宣传十月革命。由于日本与俄罗斯在东北亚长期处于对抗状态，日本国民也特别关注俄国，各大报纸都从不同的角度广泛介绍了十月革命。这些情况，使刚到日本的周恩来有比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好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
不久，国内传来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周恩来欣喜若狂，他毅然决定回国进入南开大学部学习。周恩来认为自己在日本接受了进步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启发了自己的头脑。他要带着这些新思想，回国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年4月，周恩来在日本神户乘船，返回中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风暴袭来的前夕，五四运动的雷声已经轰轰欲响。在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巴黎和会上，列强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于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的口号。他们在游行示威后，火烧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亲日派官僚章宗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群起响应。特别是南开学校的进步学生，在刘清扬、李毅韬、郭隆真、张若茗、邓颖超等学生骨干推动下，已经着手准备组织学生示威游行。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先到东北探亲访友，等待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然后于4月底返回天津。天津进步学生酝酿、发动支持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都积极参加其中。和其他进步学生一样，热血沸腾的周恩来，立即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由于南开学校大学部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办，周恩来不能算南开的学生，他就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全力参与运动。
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在筹备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声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造势。学生代表一致推举周恩来担任主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联合会报》观点鲜明，内容丰富，不仅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连社会人士也争相购买、阅读。一时间，《联合会报》成为了天津学生进行爱国宣传的重要阵地，而周恩来也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19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军阀马良为山东戒严司令。心狠手辣的刽子手马良在上任伊始就杀害了救国会会长、回民领袖马云亭等3位爱国运动领导人。
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山东派遣代表来到天津，寻求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援，以集中舆论力量向政府施压，严惩反动军阀马良。周恩来立即在《联合会报》上公布了山东惨案的真相，推动了天津各界再次进京请愿运动的进程。
8月23日，天津请愿代表连同北京学生代表共25人到新华门外总统府送交请愿书时，被大批军警逮捕。北京学联立即打电话向天津学联通告了情况。经过商议，周恩来决定再派代表率领学生到北京，但这次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在总统府前露宿抗议。周恩来的意见得到爱国学生们的拥护。于是，他们重新组织了五六百名爱国学生前往北京，周恩来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到北京后，他们和其他爱国学生代表一起，在总统府外连日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学生们在总统府前和平请愿，反动政府没有理由驱逐和镇压。消息一下子传遍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纷纷声援。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斗争胜利后
，周恩来提出建立一个比学生联合会更加严密的爱国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和宣传，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个提议得到学生领袖们的一致赞成。同年9月，天津学联决定出版一本小册子，取名《觉悟》。周恩来成为筹办《觉悟》进而组建进步学生团体的主要策划人和核心人物。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觉悟》办起来了，进步学生团体也形成了。这个进步学生团体称为“觉悟社”。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领导成员还有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州学生罢课抗议，天津学生也奋起响应。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不久，检查日货的三个学联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到警察厅请愿时又被警察殴打，还有20多名学生被逮捕。
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出面在1920年1月29日召集各学校学生上千人前往河北省公署发起请愿。周恩来任总指挥，走在队伍最前面。到省公署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人以代表身份，冲破警察拦截，直接进入省公署。省公署的人员惊慌失措，下令警察将周恩来等四人逮捕。随后，他们又下令警察用枪托和刺刀驱散请愿人群。结果，重伤学生达50多人。
周恩来和一起被关押的学生商议决定，在监狱里要坚持斗争，要坚持学习和锻炼。经过他们的斗争，监狱允许他们自由阅读书报。周恩来还和马千里、于方舟3人创办了监狱中的读书团，向狱友介绍各种新思潮。
被捕期间，周恩来系统地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身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良方，中国只有学习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为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时，周恩来已经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了。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的革命意识的萌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庭以“骚扰罪”判处周恩来有期徒刑两个月，判定日期恰好和周恩来等人被关押的日期相等。法官宣布，周恩来等人“期满释放”。
出狱后，周恩来继续组织觉悟社的活动。此时，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活动，已经在国内许多爱国进步学生中掀起热潮。周恩来也于此时作为南开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学生，踏上了前往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之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