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光——新文化运动
上海，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个著名的“十里洋场”，每天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灯红酒绿的畸形繁华背后，深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915年9月的一天，位于上海棋盘街上的群益书社门口，一辆黄包车慢慢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两道短而粗的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闪现出犀利的目光。他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在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陈独秀。他此行是来找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寻求资助的。
陈独秀，作为一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自身所处时代的悲剧。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备受屈辱。一开始，人们以为中国只是在武器、运输工具和工商业方面比西方国家落后，因此开办了军械厂、船政局，制造洋枪、洋炮、火轮、舰艇，后又开办民用企业以及铁路、航运、电报局等通讯交通事业，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挨打的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单靠“师夷长技”还不足以救国，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是导致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幻想依靠有开明思想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最终因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阻挠破坏，落了一个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康
、梁亡命国外的结局。
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政治。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富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国家政权最终落入北洋军阀的手中。
短短几年之后，“中华民国”就成了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这时，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才进一步认识到：国家政治的进步，仅靠政府本身的变革是不行的。政治的更新有赖于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而国民思想是与千百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要想改变国民思想，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要想建立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必须使国民具备近代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
陈独秀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准备创办一份唤醒青年人的杂志。在陈独秀的劝说下，陈氏兄弟终于同意每月赞助陈独秀200元的编辑费。杂志初步以“青年”为名。这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青年恰似朝阳，又如初春花朵，是未来的希望。就这样，一份普普通通的杂志在上海诞生了。与这个城市每天叫卖的成百上千份杂志不同的是，这份简单的白纸铅字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变革，犹如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发出了一声融冰解冻的春雷。
不久，因上海青年会向群益书社提出《青年杂志》与该会出版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有冒名之嫌。陈子寿与陈独秀相商，于1916年9月发刊第二卷时，将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转移到北
京。很快，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加入了《新青年》撰稿人的行列。一时间，一篇篇热情洋溢、充满自由气息的文章在这些文化战将的笔下诞生，通过《新青年》向全国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呐喊。
《新青年》面世不久，就被广大青年视为良师益友。它的发行量也由最初的每期1000份，很快增长至每期15000多份。
由《新青年》发起的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历史上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它要求在中国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科学”。
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中文音译为“德莫客拉西”和“赛因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诙谐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一开始就坚定地树起民主与科学的鲜明旗帜——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不仅仅是庄严的誓词，更是战斗的檄文，闪烁着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之光。
新文化运动如强劲的春风，一举扫**开封建思想的枯枝败叶，努力探索着救国之路。一批满腔热血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文人锐笔，鼓**起民主与科学的风雷，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透过那裂开缝隙的乌云，准备接引新纪元的黎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