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1919年5月9日，清华学校全体学生于校内体育馆举行了悲壮的“国耻纪念会”，决议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决拒绝签字。年轻的学生们高举着右手，发出了青春不悔的热血誓言：

“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性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会后不久，激动的学生们又在大操场上集合，烧毁了在校内搜检出的所有日货。

9号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离职出走。

原来，由于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五四游行示威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因此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动军阀攻击的主要目标。

早在5月4日晚间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军阀们就已经将北京这数千名学生所犯下的“罪行”都归咎于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罪行”当然就是蔡元培的过错。在会议上，国务总理钱能训曾公开责问偏袒学生的教育部长傅增湘：“你总是说蔡元培的校长地位不能动摇，那么如果蔡元培死了又该如何呢？”见事已不可为，傅增湘在6日便提交了辞呈。

蔡元培一方面要面对军阀政府的兴师问罪，一方面又要压制学生们无止无休的爱国运动，不由心力交瘁。百般思量之后，蔡元培于9日向政府递交了辞呈，于当日清晨悄悄离开了北京。

蔡元培在当时是受到广大师生尊重的好校长。特别是他积极地营救被捕学生，直至学生安全返校后，才辞职出走，这些都赢得了师生的同情。学生们坚决要求政府寻找蔡元培回校，拒不承认军阀另行安排的北大校长。这次离职出走事件，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来说，或许是消极的。但是，这一消极的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北大的教师和学生站在一起，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等教职员代表北京教职员会，向北京政府发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师生们一起努力挽留蔡元培的时候，军阀政府所谓的检察厅居然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传讯许德珩等32名同学，进行第一次“预审”，妄图追究出五四运动的“策划人”。

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军阀政府的出尔反尔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怒，一场更加浩大的运动即将展开了。

5月10日，许德珩等同学在所谓的预审结束后，发表《声明状》，谴责检察厅不检举曹汝霖等卖国贼的罪行，反而传讯无辜学生的错误行径。不久，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提出“自行检举”呈文，要求集体自首，“如爱国有罪，吾等静候处分”。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力争挽留蔡元培，一致提出辞职文书。同天下午，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发出警告，要求迅速回复爱国师生的要求，否则，全体学生将再次罢课，教职员也将全体辞职。

一连串的凌厉攻势，犹如惊涛拍岸一般，强烈震撼了北京政府。不得已之下，徐世昌终于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了挽留蔡元培的指令。然而，反动军阀是极其狡猾的。北京政府在被迫下达挽留蔡元培命令的同时，一并发表了挽留曹汝霖等卖国贼的命令。而且就在当天晚间，北京政府又连续下达了两道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命令，指令各级行政机关切实约束学生行为，严禁学生“干预政治”，严禁“学

生集会”，有不服弹压者，要“遵照前令，依法逮惩”。

最为气愤的是，北京政府的国务会议还通过了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决定，命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径与日本提携，实行中日联盟”！

所有这些，使学生们更加认清地认识了反动军阀的本质，不再对北京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心中的斗志愈加旺盛。

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及外省市学生代表共5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郭钦光追悼大会。

郭钦光是广东文昌人，是北大文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也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国捐躯的第一个烈士。郭钦光不顾自己患有肺病，坚持参加了5月4日的游行活动。在游行中，郭钦光因遭受军警追击，劳累过度，在火烧赵家楼之后又在混乱之中被军警和曹家爪牙殴打受伤，吐血不止，最后终因伤重不治而身亡，年仅20岁。

在追悼会的现场，社会各界送来3000多幅挽联，挂满了礼堂四周。其中几幅写道：“君去矣，甘将热血红青岛；吾来也，不许狂奴撼泰山”，“杀身成仁，豪气横吞沧海日；前呼后应，哭声寒咽浦江潮”。这些挽联充分表现了郭钦光烈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在会场肃穆、沉痛的七分钟，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发表了追悼烈士的演说。每说到悲壮之处，大家无不伤心落泪，心中愈加痛恨反动军阀，纷纷表示誓将斗争进行到底。这场追悼大会，实际上成为5月19日总罢课的动员誓师大会。

1919年5月19日，狂风又起。北京26所大中小学宣告罢课。不久，罢课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市所有中等学校的学生加入了罢课风潮，罢课总人数达到25000人。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罢课，也是一场更具威力的爱国主义风暴。罢课学生们不再困守在校园里，而是像海潮一般涌上街头，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宣传活动。

学生的罢课运动很快赢得了爱国商人的支持。5月24日，学界和商界联合会宣布抵制日货，鼓励使用国货。商界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很快承受不住日货滞销的压力，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胁迫取缔学生的“反日”活动。

唯命是从的北京政府马上遵照日本人的旨意，再次加强了对学生的镇压力度。段祺瑞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将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推上了步兵统领的位置。由此，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了。

学生们无畏无惧，竟然带着面包和牙刷走上街头继续演讲，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反动军警没想到学生们居然无视他们的存在，不由得恼羞成怒。6月3日这一天，军警、宪特轮番出动，共逮捕了学生170余人。

然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学生们在第二天仍然坚定地出现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这注定又是悲壮的一天，在冲突中又有大批学生被捕。有的学生双手被捆缚在身后，被蛮横的军警推搡着前行，脚下的踉跄毫不影响嘴里不停地演说。围观的群众深受震动，悄悄地低下头，不敢让军警看见脸上因同情而流下的眼泪。这一天，被捕的学生达到了700名。

6月5日，走上街头的学生人数增至5000多人，他们肩背行李及日用品，一路高呼口号，轮流演讲，甚至连警察局门口也聚满了勇敢的学生。

这声势浩大的活动，已经不再是北京一地的学生运动，而是中国民众

争夺自由与尊严的斗争运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场席卷各地的风暴展开了。

在天津，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各校学生纷纷发起了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随后，还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团体。这些爱国团体发动学生、教师、教徒、店员、工人开展罢课、集会、讲演、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

5月31日，天津码头工人7000余人拒绝给装载日货的洋轮卸船。6月5日，数千名学生集会，提出“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惩国贼”的誓言。6月9日，社会各界2万余人召开公民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6月10日，天津商界罢市，人力车夫全部罢工，其他行业工人也纷纷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急电北洋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并保护学生，以挽救危机。天津各界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程，同时也涌现出了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大批杰出青年。

在山东，早在1919年2月5日，山东就组织过外交后援会，致电巴黎和会代表：“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待。”电文告诫中国代表，一定要坚持爱国主义民族立场，维护国家的神圣职权，不要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

4月20日，济南举行空前规模的国民请愿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青岛、山东和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山东主权的罪行。大会明确提出了“外争青岛，内惩国贼”、“废除非法的卖国条约”等口号，成为全国五四运动的先声，对全国的群众斗争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5月4日，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和王鸿一，当即会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代表赶赴北京，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废除非法的卖国条约，指责内阁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为支持北京爱国学生，为挽回山东主权，他们奔走呼号，表现了山东人民反帝爱国精神，唤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青岛、山东问题的关注，对五四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法国等国的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展开了爱国宣传和游行示威，响应国内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数十万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这是五四爱国运动初期的一个特点。但是，仅凭一城一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就使全国范围内联合组织的出现成为了必然。

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昌等全国各省市学生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同时，教育界、商界、报刊界等都派有代表出席了学联成立大会。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代表着五四运动已经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主义运动。它不再是自发的、孤立的学潮，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一时间，北京、上海、山东、天津等地纷纷开展起各种爱国活动：召开大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抵制日货等等。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愤懑和仇恨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开来，人民被激怒了。在这场轰轰烈烈地时代大潮中，中国工人很快取代了学生的位置，为五四运动的延续注入了更为强大的力量。由此，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