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康将麦克风移远,接听手机,开始还满不在乎,但是只听了不到三秒钟,就看到他脸色大变,用马来西亚语问了句什么话,语气很激动。随后他把麦克风扔在地上,转身就走。我连忙跟过去,酒吧里的人都在鼓掌奚落,可登康完全没理,出了酒吧大门,他再次接听手机,挂断后似乎有些没回过神来,左右看看,一时不知道怎么办。

“出了什么事?”我问。

登康喘了半天气:“亚罗士打的护理人员告诉我,说我父亲死了!”我大惊,连忙问原因。登康说护理人员称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还给他父亲喂了些米粥。等十一点半例行巡查时,才发现他父亲已经死去多时。而且死状很奇特,两眼圆睁,张大了嘴,蜷缩在床边的墙角,手还指着大门的方向。身体居然像被胶水固定住了似的,手臂也没有放下。

“怎么可能?”我自言自语,“难道是当年阴咒的作用再次发作吗?”

登康摇摇头,说:“没有这种可能!降头咒语已经解开,就算时间太长,也是精神和魂魄受损,无法恢复到正常人水平。但不可能突然发作致死,除非……”

我问:“除非有人用同样的阴咒,对你父亲再次施降头术?”登康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眼睛里冒着怒火,连我都害怕。

登康要连夜从香港回马来西亚,我提出与他同行,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但登康没同意,可能是不想让我插手。登康从机场飞到吉隆坡,再转长途大巴车来到亚罗士打,已经是次日过午。

按他事后给我打电话的描述,其父亲的遗体存放在医院停尸间,按登康的要求,尽量保持其父临死之前的状态,以利分析。他父亲的身体仍然僵硬,还是团成一团的模样,右臂直直伸出,不知道指向哪里,眼睛大瞪着,眼珠的玻璃体混浊,嘴长得很大,似乎临死前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

登康询问护理人员,那段时间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异常。护理人员摇摇头,说已经问过其他人,什么也没有。从遗体中看不出什么,登康只好办理了手续,但并没有将尸体火化,而是葬在他在泗务老家的那座橡胶园中。

在电话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他父亲几年前中了自己儿子亲手下的降头,变成精神错乱,几年后在儿子的努力下,已经渐渐恢复。可没想到现在又突然暴毙,对登康来讲,这期间所付出的感情、耗费的心血和金钱,全部白费。

“你当初用的是什么阴咒?”我问。

登康缓缓地说:“就是比较普通的降头咒,马来西亚很多降头师都会。”我没再说什么,这样来讲,那问题可能就更加明显。这半年来虽然出了不少事,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分家和对头,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从阿赞尤到熊导游,从吴经理到高老板,难道是登康自己的仇家?

我提出这个疑问,登康摇摇头:“不知道。我也接过不少生意,解落降都有,难免结仇,不知道是谁。”

“可是就算有仇家,也是得冲着你来,为什么非要害你父亲?”我问,“会不会是鬼王干的?他前阵子不知道怎么得知你父亲还活着,要你要么杀父要么杀阿赞巴登。当初他说给你一个月时间,现在……好像已经过了吧?”

登康说:“三十五天。”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登康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我对他说,这事得仔细调查才有可能知道真相,用不用我帮忙。可以找方刚和老谢,他们在东南亚各国都能有些朋友,也许帮得上忙,登康没说话。

我给方刚和老谢分别打去电话通报,他们俩也很惊讶,方刚说:“他妈的,除了鬼王还能有谁,非要对一个半病不病的老头子下手?这回绝不能放过他!”

“可是没有证据,万一到时候搞错人了呢?”我问。

方刚说不需要证据,也不可能搞错人,鬼王这种人,连自己的亲人都肯落降,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答应给在菲律宾的朋友打电话,帮着调查调查。

晚上,老谢也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认识吉隆坡机场的朋友,能调出这几天从菲律宾到马来西亚机场的乘客名单,可以提供给登康,看他是否有认识的人。我连忙说那当然好,让老谢尽快搞定这事。

从香港回到沈阳,一桩又一桩的突发事件让我很疲惫,同时也觉得鬼王似乎正在成为最大的敌人。当然现在和我们还没太大关系,主要是针对登康和阿赞巴登。但他俩跟我和方刚已经不是普通的合作伙伴,而是好朋友,甚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我下意识认为鬼王也是我的敌人,至少不是朋友。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朋友的敌人呢,算不算也是敌人?

小何姑娘得知我回沈阳之后,马上来找我,很不高兴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没了没了的折腾的生意。我无奈表示这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要么就得折腾做生意,要么就老老实实在沈阳呆着,但也没什么钱赚。

“就不能既在沈阳呆着,又有钱赚?”小何姑娘问。我笑着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又不想付出辛苦,又想衣食无忧赚大钱,可能吗。

小何姑娘表示不解:“按你这么说的话,沈阳市的男人要么收入平平,要么就都得成天往外想,看不见人,才能多赚钱?”我很难想象她会说出这种话,认真地告诉她,不光沈阳市,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那种不用奔波也能靠头脑轻松赚钱的人,但我不是。人分三六九等,我还算是好的。最可怜的不是天天奔波才能赚到钱,而是天天奔波都赚不到钱的那种人。

听了我的理论,小何不置可否,也没再说什么。其实我在心里已经对她开始否定,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过父母那一关,尤其是老娘。在她眼中,男女条件相当,互相不是很讨厌就可以,什么共同语言,人家小何不是哑巴,表达能力也挺强的,你又不是什么艺术家,咋就聊不到一块去。

两天后,我中午去佛牌店看望姐夫,发现店门紧闭上着锁。隔壁美术社大哥说,已经有两三天没营业了,可能是我姐夫有事吧。给他打去电话,姐夫没接,姐姐却给我回短信称两人在外地旅游,信号不好还有漫游费,回来再聊。

我用钥匙打开店门,在店里站着看了半天。从两年前开这个店到现在,还是发生了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比如王娇和孙喜财,比如可爱的少妇白梅,还有那个请佛牌的小偷。躺在里屋的**,我双手枕着头,心想还是把这个门市给租出去吧,卖佛牌看来在沈阳这种普通居民的生活圈子还是行不通。坐拥几套房产,光吃租金,以后我的日子怎么也不会过得太差。但又在想,如果不当牌商,我能干什么呢?

迷迷糊糊居然睡着了,被推门声惊醒,有顾客进来,但转了不到十秒钟就又出去,看来以为这里是装饰品店。看手机已经是两小时后,还有个未接来电,我这才想起已经把手机给改成震动。

电话是从泰国打来的,号码是居住在泰国东南端边境某城市的一位黑衣师父的助手,那黑衣师父名叫阿赞育,是我在泰国为数不多、完全是自己认识的阿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