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1/3)

父亲极少对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总是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1967年春和夏,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他被隔离监禁,我被特许出入,为简单照顾他的生活,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也是唯一能与他独处交谈、又无可忌惮被牵连的人了。他很想知道社会上的质疑,也愿回答询问。遗憾的是,16岁的我懵懂无知,对所闻死记硬背。仅凭少年强记,不舍经年捉摸,按图索骥、补学旧史、寻求新解。漫忆中,穿插点缀了一些他的叙述。

1927年10月,父亲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局势险恶,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父亲向我叙述:白色恐怖中,安源是被封锁的重中之重,中央的党费来源成了大问题。为送大批主要领导赴莫斯科开“六大”,急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原党费第二大来源)和京东唐山路矿(原党费第三大来源)催缴上解党费。以前,这些经费多半返还“北方党”自用,此时中央急调,引起顺直省委不满,从政治上反中央,又闹经济主义截留扣款,甚至明抢暗夺财物。3月底,中央干脆授权正在当地交涉的刘少奇,同时以“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

令我印象颇深的是,父亲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正史上鲜见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访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外,国内党费和军供,各种来源与开销,仿佛空白。我们常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的新领域。为此,下文几处还将涉及,不再提示。

回到当年,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半年中党员总数从3000名锐减至1024名,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中共领导层的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可以说是几年来各种落伍分子的集堆”,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二次北伐”。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为省委起草发出“十五号通告”,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与北伐军对战失利,败北退回“满洲”,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一怒之下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

煽动闹经济纠纷的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频出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进占京津,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近“圣旨”,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因改组省委、撤换书记,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后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之间,促进新革命**”的口号,特别强调“指导机关的工人阶级化”。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同时却当选中央委员。他先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向中央“请愿”抗议,后又带头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毫无顾忌的闹起来。愈闹愈糟,愈糟愈闹的厉害,到现在顺直的党闹的不像样了”。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代行省委职权”的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

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吞并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又称“冀东大起义”)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也是战场!外间,不计其数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之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1928年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告全体同志书》和《中央通告十九号》,强调“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必须“坚强党的阶级基础……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的“快刀斩乱麻”,“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

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

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开除王藻文的中央委员,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原名傅茂公)叔叔当年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我去拜望,直面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看我尴尬的傻样儿,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罗迈(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寻觅多年,终于看到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片段,为解答刘少奇、陈云对中央处理顺直省委和“京东请愿团”问题的质疑,专事作说明。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中牵涉许多领导人)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拉几十上百工人和党员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不得不急令“红队”采取极端方式“锄奸”!胸中两枪的王垂死报复,王的老婆带引国民党特务警察大肆搜捕共产党,制造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从省委领导到大量党员被捕、顺直省委崩溃,多数组织失联、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4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

1929年初,斯大林开始清算布哈林,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免除布哈林共产国际主席职务,将其与托洛茨基(1927年已“清洗”)同列为敌。共产国际紧跟整肃右倾,2月8日向中共中央发出重要指示信。3月15日,李立三修订发布《中央通告三十三号》,提出,“反对盲动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不动主义”!4月10日《中央通告三十四号》更狠批“十足的不动主义”!这更加剧了全党上下的思想混乱和行动失措。

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身闪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严酷。

插段后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以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国民党长沙地区负责人的公开合法身份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刘少奇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污蔑构陷为奇耻大辱的“罪行”。新中国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吕振羽,“**”时身陷狱中感怀赋诗:“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作为“中国最大的冤案”载入史册的,其知名度和历史分量,远超刘少奇当年赴汤蹈火的奋斗和事实本身。然而,史实铁定!古今中外,史学界都遵循公正:荣辱分明,毁誉同当——伪证错案的侮辱愈甚,证伪翻案后荣誉愈高。

回到1929年的东北,5月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共产国际指示发动“武装保卫苏联”运动,7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苏联的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因铁路当局驱逐了苏联的管理人员,自己搞不成,只好又请白俄的原班人马,恢复那套资本主义管理办法,解雇工人、停发“花红”(类似现在的效益分成奖金)等。刘少奇抓住这点,提出“拥护红毛子,打倒白毛子!”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东北还是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父亲主持省委作出《决议》:“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和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满洲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省委组织部的杨一辰,联系东北大学附中学生,支持办好进步刊物《

冰花》。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

省委指示“即刻组织反帝大同盟”,刘少奇派任国桢、饶漱石、赵尚志开展群众工作,还向中央请求派“有能力的代表来公开活动”。很快,在几十处地方建起公开的分会,同时秘密发展党员。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奉天,就以海军部中校副官身份,住在讲武堂宿舍。他指示省委:“夺取敌人军队的下级干部,无论在军事阴谋或在敌人军队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都是有意义的。就在制造我们党自己的军事干部,也有大的作用”。继而在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上海或省委的培训班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

刘少奇派省委秘书刘伯刚到上海培训,归来后利用我特科地下党人、讲武堂教官赵唯刚联系安排进东北讲武堂当学员,先后发展了十多名师生为中共党员。同时,父亲还派遣多人进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后来,竟然还在激愤反日的朝鲜侨民中做工作,发展大量党员。

需要强调,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极端复杂、环境极度险难时取得的。仅仅几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缘于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关门)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来看,他确实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中不少官兵最早拉起“义勇军”抗日。中共东北抗联建立,杨靖宇、赵尚志成为最英勇的抗日将领、最著名的抗日英雄。事实证明,父亲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抗日义勇军”的涌现,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作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

如今,历史时期延伸为“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更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大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为军事乎?不亦国防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正是经实践检验出来,由历史选择判定的。

回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在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中惨败,而回收铁路却成功,并得到全国各界支持。斯大林咽不下这口气,打算直接攻取哈尔滨,推翻军阀,建立苏维埃,并支援武器给中共,以期发动军事行动牵制蒋介石兵力北上。之后,中共中央加速向“左”疾进,1930年2月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可认为是“立三路线”的起始点。

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的1930年春夏,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贬称“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父亲在莫斯科戴帽挨批时,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后,共产国际紧急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召开六届三中会议批判李立三,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因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论”与“调和主义”(见上顺直省委段),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如此,证明父亲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中共中央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负重要工作。父亲曾被称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向忠发、周恩来语),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也证明了谁的主张正确,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苏省委书记,派已被免职的李立三赴苏接替刘。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努力工作,坚持抗争。而中共中央再三“请求共产国际允许不去莫斯科”“暂不到国际”的李立三,也不得不挂了个名义赴苏联。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父亲受立三叔叔领导不到半年,他们又共同致力于建立和壮大汉冶萍总工会。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作为执行局委员留赤色职工国际;李因“极左”撤职送学——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驻职工国际。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中,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共产国际十分不满中共中央在“立三路线”上的“调和主义”立场和态度,对所谓的“老干部”彻底失望,转而急于换上留苏学生。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三个月后的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导演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米夫主持,改组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主流),使没有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