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 正党保民(1/3)

遍观史籍,乱局盛世,一把笤帚扫天下,孤寡圣主治江山,美传山呼不绝,从未真有其实。近贤臣、远小人,识人善任,量才选能,大度包容,群英毕至,虽千古明训,却知易行难。无论在白区或红区,不管在革命战争或和平建设中,摈弃奸邪,擢拔忠良,无疑为克难制胜之首要。而成就愈大的事业,不仅要选用愈多的人才,更要善于造就出百千万众之英才群体!

新成立的中原局辖长江北、陇海线南的豫(原属北方局)、皖、苏、鄂广大地域。1938年11月,刘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杨靖宇的家乡、老红色游击区——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

当时,要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亲叙述,他多次向中央要,而延安也奇缺干部,他干脆提出:可以把有点“问题不清”的同志全给我,在敌后抗日,他们都会是英雄好汉!

朱理治、徐海东、戴季英,因处理陕北红军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刘少奇安排原北方局代表、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为河南省委书记,此时又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徐海东到江北的新四军四支队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

李先念、刘瑞龙、王必成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将。刘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进支队,与陈少敏(支队政委)开天地;派刘瑞龙到豫皖苏,同彭雪枫辟江山;派王到粟裕部任团长,当旅长。

原红三军团的彭雪枫和原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与北方局同驻地)任主任、副主任。父亲又把他们要来,安排罗先在陈毅部当副职,后任江北的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彭先到河南任军事部长,后任豫皖苏的六支队司令。以上仅列举少数。

当时,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走的干部全都要来,对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个儿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处任要职。至于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所列鼎鼎大名者,皆为创造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仅举一位陈少敏。她可谓中国共产党人里出类拔萃、最富传奇、文武双全的女干部,是寡言坚守危难,恬静隐于辉煌的女英雄、女将领。因少见于经传,不为众所周知,故突出简介。

1902年,陈少敏生于山东寿光的贫困家庭,其父辛亥革命时当连长,思想进步,回乡务农教学。小女随侍,上过几年学,又进教会学校接触现代科学知识。不幸天降大灾,父亲与妹妹饿病而毙,13岁的她流浪几百里,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两年童工。后被美国文美中学录取,又学知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民主常识,并在多家工厂当工人、搞工运,1927年入团,1928年转党。

中共委派原满洲省委的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因单身租不到房子,组织安排28岁的省委秘书陈少敏配合工作,假扮夫妻,自然而然,产生感情,结为伴侣。1930年8月,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夫妻潜回寿光,12月底,两人来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任国桢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次年10月,任从唐山市委书记又调任山西特派员,11月被捕,壮烈牺牲于阎锡山屠刀下。在北平的陈少敏于1932年元旦,才知道丈夫牺牲和初生幼女夭折的消息。

1936年初,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代表到北方局,陈少敏为冀鲁豫特委书记,创造性执行“彻底转变”的指示,工作上取得空前的发展成就。陈少敏对刘少奇的领导,由服从、执行、赞成,到自觉拥护、钦佩、崇敬。1937年春,父亲送她到延安学习,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她像很多“老白区”一样,起初也对刘少奇讲的“白区错误路线”和“损失百分之百”有思想抵触——难道那么多英勇就义的好同志都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我们一直拼死革命、斗争不息,怎能叫“损失百分之百”?当年,即使在老红军里,类似这两个疑问,也相当普遍。一直到数年后延安整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才逐步解决。实践结果验证,使人心服口服。

父亲在满洲省委时,任国桢为满洲省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同为白区老同志,同情同感自然天成。此时,刘少奇绝对是耐心细致地开导说服陈少敏、黎玉(刘少奇派任山东省委书记)包括北方局书记高文华等,甚至包容体谅柯庆施。但工作上,必须按纪律和要求,坚决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方针,以实效政绩评议核定。

在延安学习时,陈少敏又有一次婚姻。1937年11月结业后,丈夫涂正坤到江西省委任书记,陈随赴当妇女部长。不久,丈夫的原配女红军,从死人堆里爬出寻回。陈力劝丈夫复原,毅然分手。这段凄美婚事,动人心扉。

1938年5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语言不通,社情不适为由,调陈少敏回洛阳特委任书记,后到河南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当常委、组织部长。1938年底中原局成立,书记刘少奇把陈少敏调来竹沟直接领导。1939年4月,委派她会合李先念,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鄂豫独立支队,任鄂中区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等职。不久传来噩耗:6月12日,江西省委书记涂正坤,在国民党制造的反共“平江惨案”中英勇牺牲。

逆境而上、风雨无阻,37岁的“陈大姐”,成为赫赫有名的“陈大脚(未缠足、‘解放脚’)”。百姓传颂“上马手挥双枪,下地赤脚作田”,带兵的好将军、民众的好大姐,鬼子的真敌手、革命的女英豪!1941年,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她任副政委兼地方党政多职。1945年,陈少敏被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夏,“中原突围”血战后,父亲派她赴山东老家解放区,与黎玉搭班子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

陈少敏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纺织工会首任主席等职。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再度当选中央委员,八届十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时期,陈少敏刚正不阿,捍卫真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她当众走到刘少奇面前,大声要求汇报工会的工作。父亲环视众人说:我知道同志们都担心我。请放心,我一定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地反思、检讨,生命不息,改造不已。衷心感谢大家的关心。当场,陈少敏泪流不止。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表决当口,陈少敏低头伏案,拒不举手。耀邦叔叔向我叙述:康生厉色点名呵斥,坐在前排的陈大姐气得发抖,硬是用头压住双手,真是铸铁成钢的豪杰啊!

“**”结束后的1977年12月,老妈妈悄然病逝,身边珍藏的遗物,仅一张永远挂在卧室的任国桢相片。陈少敏妈妈,堪称真正的舍生取义!

百折不挠、军民公认的良将领袖,无私无畏、盛世隐名的巾帼英雄!

这里,我们再回到1938年11月。刘少奇到达中原地区后,就提出要扩展军队,反对摩擦。但情势要比华北更为复杂:日、伪、顽、匪盘踞,日寇、汪伪、中央军汤恩伯等、非嫡系韩德勤等,加上占山为王的帮会土匪,蜂拥横行、硬挤强压。共产党的军队想要在这豺狼蠹蝎之地、犬牙虫蛇之间插足、生存、发展,更难上加难,如赴汤蹈火。长话短说,中原局在竹沟,谋篇布局统一思想,指挥用兵派出干部,融于百姓培训战士,厉兵秣马、蓬勃兴旺,被誉为“小延安”。

不久,父亲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务。周恩来意外摔伤,赴苏联治疗。这段时间,可谓是到处、多方、诸事需要他。仅举一件在当时远悖功利、绝非彰显,日后却历久弥新、隔世生辉的大作为。

1939年夏,全国抗日已两年,敌后抗战大发展。我党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呈几何级数增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踊跃参军热情高涨。新形势、新党员、新青年、新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知之甚少。知识青年与工农兵怎么结合?党和军队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发挥?怎样做合格的党员和战士?谁是楷模榜样?缺少准绳。

毛泽东(45岁)、张闻天(38岁)和刘少奇(40岁)等,深感必须回答这些大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修养》)应时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渑池,父亲手拿几页提纲演讲,反响甚佳。

回到延安,刘少奇又丰富了思想内容。宋平叔叔多次对我回忆:张闻天让他接父亲到马列学院。因听众越来越多,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刘少奇生动地讲了好几天(每天三四小时),实事入情、鞭辟入里,经典哲理、深入浅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甚至忘了记录。宋平记了厚厚一大本,课后不少同志借去补记传抄。演讲轰动延安,整理出部分讲稿压缩提炼,许多精彩的实例、经典和故事不得不删减了。精品发表,成为那一代以至几代共产党员与军人的教科书。

后世之影响,我不评价了。

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1961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三十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32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且,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曾(增)益其所不能”;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亲身诠释出典型榜样,正如朱爹爹赞扬的“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因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在华中这段时间,刘少奇还著有《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1940年7月)、《人的阶级性》(1941年6月)、《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人为什么犯错误》(1941年10月3日)等著作。与《修养》和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党》合撰汇集,被党内誉为“党书”之一。今人品读反思,仍会倍感受教。

心力所至,神来之笔!土生于乱世山野、情真意切,勃发后盛世传今、自在出新!

被誉为理论家的刘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备的著名实干家。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惨败,共产党的飞速扩展,父亲预料到国民党反共**将临。再三催促中原局机关及所属单位分批转移,并做出具体安排,再次(在北方局时已提出)响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最困难的最前线,是共产党应站的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号蕴涵的胆魄与坚毅,仍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挺进敌占区,离河南,赴皖东。仅十多天后发生“确山惨案”,国民党军突袭竹沟,杀害我二百多同志。回

头千百里,“掩面救不得”;故人长决绝,“血泪相和流”——何其悲愤!

刘少奇到皖东定远、滁县,举旗高呼:“东进、东进、再东进!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到敌人后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装,建起军队、游击队、民兵以自卫,“东进!把日寇赶进大海!”成为划时代的口号!同时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

几个月中,父亲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深透分析敌友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片面的“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摩擦”等重大方针,三次会议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动工作转变。

中原局向各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立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

之前,北方局在河南周边的豫西(河南省委朱理治、陈少敏)、豫南(王国华)、豫皖苏(彭雪枫、刘瑞龙),中原局在鄂豫皖(李先念、陈少敏)大张旗鼓建起根据地。而受王明片面的“两个一切”影响,项英一直反对所谓的“招兵买马”,不许建根据地,怕产生摩擦,刺激国民党,导致新四军在苏皖的活动地域局促,发展很难。

徐海东大将后来回忆:他同父亲到中原局后,按指示组建发展新四军四支队,与罗炳辉的五支队同时,很快由几百扩充到两三千官兵。项英却严厉批评,命令实行“精兵主义”,都砍到不足千人,令徐、罗两位司令痛心顿足,使大家的抗日情绪很受打击。刘少奇率中原局到皖东后,放手发动群众,四、五支队很快都发展到5000人,前后一年多,各自近万指战员,兵强马壮。

魏文伯叔叔对我回忆:国民党叫我们去杀敌,却不补给枪支、粮弹、资金。我们赶走日伪,打下地盘。没有政权,求着国民党派县长,好给部队征兵、征粮。国民党不仅不派,反倒百般刁难。刘少奇反复说:这就叫“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咱们怎么能办这傻事!又讲起“要人要粮要枪,首先要有家”的道理,“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当即,委派魏文伯去当了第一个共产党县长,父亲叮嘱道: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我们打下的地盘,国民党派县长咱们还不承认呢!就这样,在苏皖敌后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委派掌控的县(定远)政权。

之后,刘少奇通电:“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县长、区长”,又陆续任命了几百名,确立起小片根据地,再连成几大块。

游击战争,前提是人民被“逼上梁山”;核心是捍卫人民权利、保护群众切身利益;本质是人民的战争。就战争的本体定义、属性和规律,与各种战争无异,区别就在于人民性。没有民心民力,想打也打不久,打不赢,打不了。游击战争——人民战争中,军队和武装力量当然不可或缺,但决定性的,无疑是领导指挥者——党和政权,能否植根人民为人民,能否得到人民全力支持,能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托付!正如父亲所说:“只要有数百万群众积极性的发动,并善于去组织与运用这种积极性的时候,我们的党与数百万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战争的最终胜败,取决于民力民心!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武装人民,就是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那时,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无工资,吃军粮、穿军衣、同军籍,而军人地方征召,伤残军烈属地方优抚,军粮军费军衣军鞋地方筹集。无家哪来的兵?无国哪来国防?无民事哪有军事?谁说地方党政与军队无关?那是营盘那是根哪!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夺权执政为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时,共产党人舍身拼命,不就是为了报国保种救百姓嘛!中原局建起根据地,没忘这个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众保民权,尊重劳动倡民主,救济难民利民生,组织群众生产生活、查田均赋减租减息,拥军爱民轰轰烈烈,村镇一派欣欣向荣!阴晦华夏,晴空一方!

父亲说:“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未有对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发动民众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利益,也就是直接的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战场”。著名老历史学家吕振羽当年留诗为证:“心怀人民转乾坤……春风**漾大江天”。

举一桩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举动,在几十年后多次应时创造了中国历史: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首推“包产到户”。在皖东、淮南、淮北,军地开荒平坡、群众拥护,分给无地农民、取信于民,种公田缴军粮、足兵足食,余粮自家全留、成效显著。农民生产生活比敌占区和“国统区”都温饱红火。刘少奇击节赞赏,加以推广。

追根溯源,“包产到户”打根儿上就是“红色基因”。邓子恢,这位曾留学日本军校却“土得掉渣”、作为闽西红军创始人的“老军头”,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最坚定强烈地呼吁“包产到户”。父亲又再次鼎力支持。后来,邓老被称为“中共头号农村工作专家”,或许就此可找到渊源?

“包产到户”,对今日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可还记得首创的那些人们和功绩!是否想知道他们的遭际命运?

登高望烽火炊烟、千古江山,荒草埋将士村妇、英雄无觅。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曾经说过:那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