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是非决定国运(1/3)

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赴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了,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作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泽东一边,以华北的抗日**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机”(老机会主义)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

历史往复谕示:真理最初常在少数人手里!“市中可信有虎”、毛刘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为、他们同守战壕。激烈地抗辩和抵制,使会议没能形成错误决定。

南京沦陷后,极其自负的王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带团到武汉见蒋介石。出于对苏联援华抗日需求,蒋介石还算重视王明,听多了夸夸其谈,出乎意料,根本不甩什么共产国际书记或“中共原代理总书记”,倒是照顾周恩来的面子。在长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两个一切”的右倾路线,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八省十四地区坚持在老红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成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主张。

当时,王明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周恩来语),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和陈云三位,在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项英。王明认为,长江局占了常委的多数,没把延安放在眼里,持对抗立场,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拒不遵守组织纪律。武汉即将失陷,王明、周恩来与博古随到重庆,又回延安,项英留

在新四军军部任长江局书记。后来,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义”“武汉中央化”,就指的这半年多。

插一句家庭要事:在武汉期间,与何葆贞同狱的难友夏之栩妈妈受父亲委托,在恩来伯伯关怀下细致查访,找到被卖作童养媳的我大姐刘爱琴,亲自带回延安。父亲初见11岁木讷胆怯的女儿,说了句“太瘦了,真是太瘦了”,就将女儿紧搂怀中!一直紧张呆滞的孩子,放声大哭!项英精心安排,派人到老家联系上我大哥刘允斌(保华)。不久,我六伯刘云庭送允斌、允明(六伯长子)到延安,回父亲身边。小哥俩成了“三八式红小鬼”。

“十二月会议”后,刘少奇和彭德怀带几十名干部回前线。

前面说到,刘少奇提出要在短时期内发展“数十万人枪”的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局全力发动,到1938年底八路军扩军近20万,加地方部队、游击队、武装民兵,真的发展到几十万人枪!而国民党军抗日一败涂地,大多溃散逃离,我人民武装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军队”(刘少奇语)!

刚才说到,1936年初北方局仅有30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5000多名。按现在8900多万党员来说,这不算多,但从30多人到5000多人,还不算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得以恢复发展的人数,已是百倍的增长啊!共产党在极其凶险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发展成百上千的党员,堪称奇迹!再一年(1938年)党员17万人,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刘少奇语)!

八路军进山西时,刘少奇说我们有了抗日的旗帜,需要人枪,需要钱粮,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个家呀!“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必须马上建个家,建立根据地。他发出大量电报,指示彭真(代理北方局书记)、聂荣臻(一一五师政委)如何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调北方局黄敬为书记);又给贺龙(一二○师师长)、关向应(一二○师政委)和林枫(北方局副书记)发电报,指示如何建立晋西北、晋绥根据地;并依托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等,建立晋东南根据地。同时,开辟山东、冀中、冀鲁豫、冀热辽。

父亲明示:“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一块块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与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新中国的雏形”(刘少奇语),向建国迈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军队、最强的政权、最大的地盘。阿基米德说:“给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正是人民给了共产党、给了刘少奇及其战友们这个支点,他们已撬动整个中国,也将撬

动整个世界!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泽东的政治路线。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父亲为主席团成员。

开始阶段,先开了十几天政治局会议。王明先声夺人,抬出“国际”吓,乱扣帽子压,继续他的“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那一套,俨然掌控主导局面。此时武汉失陷,急令项英返新四军。

会议的后半段,毛泽东作了酝酿已久、胸有成竹的报告,议程大转折;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会议整体大翻盘。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否定了王明的路线和“配合国军打运动战”主张,肯定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性。

前面简述了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完全不对的……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结论:对“左”倾宗派主义错批错整的同志予以平反。按今天能理解的口头语叫“一风吹”,其中当然包括对父亲受到的批评及撤职处分予以纠正。总结时,毛主席又强调宣布:“少奇同志历来是正确的,过去的帽子(1932年在中央职工部)、打击(1929年在满洲省委)、批评(1928年在顺直省委)等等是不对的”。这是一年前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肯定刘少奇“基本上正确”后,在中央全会上再次给他平反作“结论”,并进一步确认,父亲“历来是正确的”。这也是第一次在党的全会上,对以往的错误路线冠以“‘左’倾宗派主义”作出结论。

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并主持起草了我党第一份党法党规党纪的报告和决定。

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基本是将原长江局所辖地域一分为三,以“发展华中”为重点。巩固壮大华北很好的局面,同时全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华中地区。

华北的“轰轰烈烈”与华中的“冷冷清清”(毛泽东语)形成鲜明对照。武汉会战之后,华中地区基本上遍地是枪、到处是匪,国民党军队战败后仍留在敌后,与日军犬牙交错,恰恰就是没有共产党军队。当时,新四军在“国统区”,一无地盘,二无政权,枪弹和粮食都得找国民党要,难以发展。到处要钱要粮要装备,成了叶挺军长最重要的事务。蒋介石再三催逼,新四军分兵江北敌后作战,断了后勤不说,连兵源都成了大问题,顽强坚持,进退两难。

刘少奇又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再次“深入虎穴”。马不停蹄,他继续披荆斩棘“长征”,开辟新天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