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1/3)
神秘字符的起源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郡昆士兰的乔治·扬首先使人类开始循着神秘的加拿大雅茅斯石头的踪迹进行探索。这块180公斤重的巨石是1812年由一名雅茅斯医生理查德·弗雷彻在一处泻盐沼泽中发现的。他是一位军医，于1809年退休并来到雅茅斯居住下来，后来于1819年在那里去世。实际上他把这块石头置于靠近岸边的一块凸地上。当然，那块地位于柴格津沼泽地出口和雅茅斯港西边之间。石头上简短的铭刻有十四个字符，而这些字困扰了专家近200年。
现在，在科林斯街22号迷人的雅茅斯郡博物馆，这块石头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并且突出地展示给公众。博物馆的董事兼馆长，历史学家埃里克·丁·拉夫，对这块神秘古老的石头及其可能的来源有着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以下的事情。采访中他允许记者做记录，而且，这次采访对破解字符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在雅茅斯的历史上，雅茅斯神秘石头是一桩十分有趣的事。多数人认为它是北欧海盗留下的，那是一般的说法，但是也有许多其他说法。大致说来，它是由一位叫弗雷彻的医生于1812年，在雅茅斯港尽头发现的。有一些人，特别是弗雷彻医生的后代，总觉得是弗雷彻雕刻的，因为他显然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总觉得就是他刻的。其他许多人觉得是北欧海盗留下了这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已经几次被不同的人从古代北欧文字翻译过来。有一篇译文是小亨利·菲利浦斯在1875年左右翻译的，他觉得那些古代北欧文字要么写的是‘哈口对他的众人讲话’要么写的是‘哈口之子对他的众人讲话’。”
后来在1884年，菲利浦斯根据前任省博物馆馆长哈利·皮尔斯的一份注释，出版了关于那段话的一篇论文，并认为这位叫哈口的人是1007年沃卡尔塞芬探险队的一名成员。
埃里克·拉夫还告诉记者，在1934年，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曾经翻译了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斯特兰伍德的这篇译文语言上特别有趣。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是华盛顿市本顿县的学校督察官，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挪威学者，他相信文字的确是北欧古代文字。他把它们译为：“雷夫艾利科设立{此碑}。”“此碑”的意思在句子中是人所理解的东西。这块古代北欧文字碑字符自身中不含有它。这种被理解的语法结构的意思，也能在请求帮助时被发现，如“请帮助我{从这条沟里}上来”，在这儿，“从这条沟里”的意思是明白的，因为，被呼唤的人能看见沟并且明白说这话的人的处境——两者都使得这被充分理解的句子显得多余了！实际存在的雅茅斯大石头，以十分相同的方式，使加上的“此碑”显得不必要了。正像孔子可能在他的警句中明显地写下的那样：“在坚石上深深刻字的人，会比用墨汁和毛笔在纸上写字的人，选择更少的文字。”
在1934年，当奥勒弗·斯特兰伍德从事他的工作时，乔治斯·圣·佩林正负责管理这块石头和当时保存它的雅茅斯图书馆。1934年，乔治斯在给奥勒弗的关于石头的描述中清楚地写道：“……没有什么侵蚀迹象。除了几块孤立的地方以外，雕刻显出一种明显的V形部分……石头质地非常坚硬……雕刻是如此精工细琢，雕刻者一定使用了高度淬火的工具……”
斯特兰伍德做得非常有效的工作是，通过已确定的北欧古代的各种字母，细心搜寻从已鉴定的资料中找出已知的对应者，对应刻在雅茅斯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然后，他把被对应的北欧古代文字挑出来，又给出上面北欧古代文字的拉丁字母的对应物。斯特兰伍德做了几页绘有密密交叉的对照资料，来确立和证实石头上的所有十四个北欧古代字符，最后，得出了拉丁文译文：
考虑到北欧古代文字和以稍微不同的角度雕刻的欧甘文字之间有较小的差异，法国中部的格罗浑字母和雅茅斯石头上的刻印文字之间，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为了公正地平衡各种北欧古代文字专家的意见，需要说的是，在1966年，即斯特兰伍德著作出版约30年后，奥斯陆诺斯克学院的利斯托博士，对那些刻印文字到底是不是北欧古代文字表示了怀疑。
朱利叶斯·弗拉施·哈蒙在他的题为《关于布来克斯顿和雅茅斯石头上的雕刻》的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学术意见，这篇论文刊登在1976年1月的《西弗吉尼亚历史》第36卷中。哈蒙认为那些碑文纯粹是数学，而且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统计数字，这支探险队曾按照瑞典国王艾利科十四世的命令而出发。
埃里克·拉夫然后继续解释其他几种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种早期巴斯克人的说法，讲石头铭刻意思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这可能来自公元前350年。迈锡尼人的说法，可能比那更早，它把石头解释成‘尊贵的神座：在大水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家的纯种狮子于落日时被派出去，以起保护和控制作用并挖出一个洞穴，它们已为此全部遇难’。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只从几个北欧古代文字中，你怎么能得出那种意思：正如大家所知，我不怎么相信这事。其他的说法还包括日本的说法，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说法以及树根的说法。所以，读者可自由选择。我喜欢我的访问者进来问，‘这是真的吗？’而我说，‘是的，它是一块真的石头。’我们确实有点儿关于这块石头的问题。30年代历史学会的一位主席认为，碑文正在出现褪迹，所以，他重新凿刻了这块石头，因此，我们失去了我们能从原件中获得的任何东西，尽管我们确实有原物品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石头原本属于雅茅斯公共图书馆，自从在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开馆以来，它就被他们借走了。”
“我自己喜欢的说法是巴斯克人的猜想，因为，我得到了一本巴斯克语——法语字典，而且在一本关于北欧古代文字的巴斯克语书籍中，查到北欧古代文字，因此，我明白他们能如何使那些同与巴斯克词语对等。这对我很有意义：你当然能看见‘巴斯克语’；能看见‘人们’；能看见‘土地’。大约在1895年，在雅茅斯又有一块石头被发现。那上面有着像我们已发现的北欧古文字石头那样的北欧古文字，而且，当时在它们下面还多出三个字母——那上面文字译成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并在此居住。’关于那块石头有一些猜测，因为它恰恰在一家于1895年刚开业的旅馆里被发现，而那块石头从此丢失”。
“我们的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那时人们甚至都未想到北欧海盗。它可能是北欧海盗的。我当然不怀疑北欧海盗曾到过这里。我确信，他们可能来过这儿。他们当然在纽芬兰。”
这种观点得到伯吉塔·沃里斯的有力支持。1995年，她正与一个德国电影组一起工作，并且曾经带他们看过在纽芬兰的兰斯奥克斯草原的北欧海盗的场所，她认为这个场所无可否认是真实的，然后，她曾带他们到新斯科舍省去拍照雅茅斯石头。
埃里克继续解释这块石头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渡过大西洋的。
“这块石头有一次被拿到英国验证或者翻译。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拿走，当准备归还时，战争爆发了，因此人们决定不去冒遭遇潜艇的风险把它带过大西洋。显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在伦敦码头的包装箱里”。
“人们从石头的背面取下一些碎片，来鉴定石头是从哪儿来的。认为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很好，可是，它就是当地的石头。”
劳拉·布莱德利是雅茅斯郡博物馆里非常肯于帮忙而又知识渊博的档案专家，他接受了一次录音采访：“我见到几位研究者专程来这里看这块石头。早期的研究者和注释者实际看不到那石头，所以，他们是与照片和标本打交道，因此他们不能断定石头上哪些是自然标记，哪些是人为的。一种反馈回来的说法是，石头上的标记是自然形成的。它很难鉴定，因为原来完整的碑文被重复雕刻搞乱了，很难以相同的方式查看石头的标记。然而，在过去六年里，两位地质学家查看了这块石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这些记号是自然形成的。而我们当地的专家，这个领域中真正的北美专家，在加拿大公园里工作的伯吉塔·沃里斯说，这标记的确不是北欧古代文字，但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有持相反见解的很有资格的专家。
“我还不能下定论。我知道这块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发现它的人是一名军医。实际是他制作这些标记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好像很渺茫。然而，我找地质学家交谈时，他们觉得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与这位挪威专家谈论时，此人说那决非北欧古代文字，我真感到我想发表一种有根据的意见，可不幸的是，在这点上，我不能那样做。这是雅茅斯最大的神秘的事情之一。我一生看了所有这些专家的文件，真的不知道那些标记如何跑到那石头上来的，这对我来说很是个谜。”
简而言之，最后证明有争议的古代雅茅斯石头可能有关的北欧海盗实际历史是什么？红发埃里克，或者称为埃里克·托瓦尔松，成功于公元10世纪末期，是格陵兰岛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居住地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雷夫·埃里克松，是首位完全可信的发现北美的欧洲人，981年春天，红发埃里克和大约30名他的家属、朋友、邻居及一批牲畜西行。他们的瓦叠式外壳的北欧海盗船不足30米长，而且，做这种海上航行的条件一定很不利。由于受到一座漂流冰山的阻碍，他们未能在东海岸登陆，而是绕过南端，然后沿西海岸（现在的朱列内哈伯）向北航行。在找到了他们喜欢的陆地以后，把它命名为格陵兰，后来由于他们对这块陆地的大肆夸赞，以至于他们同时代的热心人组成一支探险队，共有25艘船装载着潜在的殖民者以及牲畜。实际上，只有14艘，共包括300到400名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后人所知道的“东部殖民地”。
在999年，埃里克的次子雷夫，称雷夫·埃里克松或幸运的雷夫，从格陵兰经过赫布里地群岛航行到挪威，他们没有走更通常的冰岛航线。次年，在他回来的途中，他没有在中间任何陆地停留。希望到达格陵兰南端。由于天气恶劣，他没能到达那里，却看到了北美大陆：大概是拉布拉多，也许是纽芬兰，甚至也许是远在南面的新斯科舍。当他意识到不论这是哪里，都不是他父亲在格陵兰的家时，他转而沿海岸北上，在秋天之前安全地到了家。这个具有诱人的问题一直未被解答：雷夫·埃里克松是否在雅茅斯附近登陆，并且当他在那儿时，刻印了那有争议的石头？
神秘的马丘皮克丘
1911年7月，美国探险家海勒姆·宾厄率领耶鲁大学考察队，从库斯科出发，去寻找西班牙人征服秘鲁之后印加帝国残部退守的一个秘密要塞，结果，要塞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座荒凉的“空中城市”——马丘皮克丘。
斩除了丛林荒草，一个完整的城市出现在人们面前。城址方圆13平方千米，海拔2280米，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乌鲁班巴河自库斯科汹涌而来，切开崖壁，向北归入亚马逊河系。河流的冲击力，造成了垂直600米的悬崖峭壁。海拔6264米的萨尔坎太山，覆着皑皑白雪，下临峡谷，几乎无路可上。房屋倚山而筑，其中数百幢依然完好，稍为修整便可住人。从布局上看，有太阳神庙、祭坛、王宫、贵族庭院、平民（奴隶）住宅、作坊、市场。一些房间像迷宫一样交错，走得进去，转不出来。
所有建筑都以石头砌成，不用灰浆粘合，接合缝连刀片都插不进去。公共建筑的墙石，大者重以吨计，墙基直接凿在岩层上。30千米外的采石场遗址可以证明，不少石料是从那里运来的，靠人力和杠杆硬拉上山。奴隶们用无把的石锤敲打，精心琢磨后，逐层垒砌上去。如果这些房屋的茅草屋顶还在，马丘皮克丘也可算是一座漂亮的城市了。
为了养活数万居民，印第安先人在山脊斜坡和后山上开辟了百余层梯田，种植粮食。每层石坡约有3米高，成百米长，一层层地垒叠上去，直抵山巅。每级均凿有石沟，引接雪水灌溉。
在古城遗址一个小丘上，有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呈长方形，表面打磨光滑，棱角整齐，面向东方，在石上系着一条碗口粗的绳索。经考古学家考证。这就是著名的“拴日石”，表达了印加人渴望太阳不落，永远照耀大地的朴素情感。这块“拴日石”还是一部特殊的天文日历。印加人通过日影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编制日历，据以农作。
那么这座城市是何时建造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放弃的？自从“空中城市”被发现以来，人们用各种理由来解释它的存在和消亡。
第一个发现者宾厄说，古城的神庙都是配备三扇窗，这一点同其他印加遗址不同，因而它可能是印加帝国缔造者第一代国王曼科·卡帕克的出生地。
有些学者认为马丘皮克丘是“太阳圣女之城”，因为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妇女比男人多两倍。这些女性因为容貌艳丽，被选为太阳圣女，从全国集中到这儿，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于“金‘城’藏娇”，务须严守秘密，以致广大臣民都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存在。
古代生产力极其落后，要供养几万人的衣食实在不易。一遇天灾便无力招架，只能四散逃亡。马丘皮克丘的消亡不是由于自然灾害，便是遭到凶残的丛林部落的进攻，也可能是统治者之间的内讧火并，或是奴隶们起来造反，以致居民大批死亡或逃散，城被废弃。珊瑚石城堡之谜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座珊瑚石城堡。这座迷宫般的珊瑚石城堡，怪石矗立，厅堂、喷泉、石雕、精巧玲珑，千姿百态，使人仿佛置身于扑朔迷离的仙境。
城堡的主人李特斯奈克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1887年他出生于俄罗斯，青年时与少女安娜·萨哥弗茨邂逅，为姑娘的丽质所倾倒，不久，他们就坠入情网。可是在新婚之夜，情薄义寡的新娘突然离弃了他，投入另一个情人的怀抱。这突然的打击，使李特斯奈克痛不欲生。他愤然离家出走，经加拿大到美国，最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定居。他虽身在异国，心中仍痴情地怀念着过去的恋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开始在住所附近的岩**凿下一块块巨大的珊瑚石，用来建造一座城堡，奉献给心爱的人，寄托自己的眷念之情。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一座露天珊瑚石城堡终于屹立起来了：一座石碑腾空竖立，上面镌刻着火星、土星，石雕精巧玲珑；一张硕大的石桌上凿着佛罗里达州的地形图；在一张心脏形石桌中间栽培着当地最名贵的花卉，旁边小石桌上，一棵小棕桐树生机盎然，旁边还摆了几张小石椅。
李特斯奈克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用珊瑚石制成了两件天象仪。日晷仪可在一年之内的任何时候显示时间，其误差不超过5分钟；北极星望远镜可以观测晴朗的夜空上的北极星。
珊瑚石城堡还有一扇重达9吨的石门，像是《天方夜谭》中用咒语驱动、藏有财宝的洞穴石门，只要小孩轻轻一推，这扇玄妙莫测的巨大石门便会缓缓开启。前去参观的物理学家、建筑学家都不解其中奥秘。
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对这座神奇的城堡赞叹不已之余，不免产生了疑问：如此大的建筑工程，李特斯奈克一人怎能完成？没有先进的现代化起重设备、他能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吊起一块重达9吨的石头?如果他雇人施工，就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个因失恋而移居美国的俄罗斯人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呢？有人猜测，李特斯奈克可能通过天象仪来观测天外来客的行踪，外星人很可能在城堡里着陆并帮助过他。还有人猜测，李特斯奈克也许掌握了湮灭已久的远古建筑技艺。总之，这座迷宫般的珊瑚石城堡给人们留下很多不解之谜。
向文字史挑战的怪字母
在法国中部维希附近格罗泽的小村子里，坐落着属于弗郎丹一家的农田。在1924年3月1日，当时埃米尔·弗朗丹只有17岁时，他正帮祖父救他们的一头牛，这头牛掉进了他们的一个表面平坦、安全、长满草的牧场下面。一个完全未预料到的人造洞穴就在他们脚下。
它的周边是互相压住的砖块，其中有几块好像用高温上了釉。洞穴可能是一处古代砖窑，或者也许是一处旧玻璃作坊。
当埃米尔和他的祖父成功地将他们的牛救上来之后，埃米尔走下去，更仔细地探查这个洞穴。仅仅几分钟，他就有几个有趣的发现。沿着洞穴排放的是烧过的砖块和石头架子，还有大量的储存壁龛。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年代久远的不寻常的物品。埃米尔发现了许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面刻有鹿角和骨头，他发现了黏土刻字板，刻有一种无人能读懂的字母表。因为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尸骸，所以，这个地区被称为死亡之地。
阿尔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当弗朗丹一家发现那个洞穴时，他正在维希行医。他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业余考古学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失去的世界》（1912年）一书中包括两个学者：一个是查林吉教授，一个是反对他的学者，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论。不论阿瑟的书是否突出了夏络克·福尔摩斯，还是阿瑟的一些浪漫的或者历史性的人物，阿瑟著作的一个了不起的长处在于，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逼真的。阿瑟先生把历史上的男男女女情真意切地放在小说中描述。查林吉和他的对手是高级学者的完美典型，当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互相猛烈批评。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罗泽事件激烈争论中的一边，而法国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则站在另一边。战线因此形成了，互相间凶狠的攻击持续了很多年。
莫利特于1925年4月26日走访了弗朗丹农田，对这家人指给他看的东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检查了现场和其中的工艺品，并声明它们是古代真品，有重要价值。
莫利特与弗朗丹一家达成一项交易。他们将拥有从牧场中发掘出的全部工艺品，但是，他对于在那儿发现的东西，有科学研究、报道和出版的独家特权。
有关在格罗泽令人震惊的发现——特别是上面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板的消息，传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里，他在专业界被广泛认为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参观了现场，现场最初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样。他因此写信给莫利特：“在这里，你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地层，请给我写一份有关你发现的详细报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给历史遗迹委员会…”如果莫利特那样做了，格罗泽故事的全部历史将会完全不同。但是他没这样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没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独立的著作，题为《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耻辱，因为他被排挤了出去。他想，他的权威和他的职业声誉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莫利特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把他自己看成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专业考古的缩影，他被异常地激怒了，因为这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业余爱好者，竟敢向“他”挑战，而他认为自己是专家中之专家，是一位所有其他专家都谦恭地追随和服从的人。
由于这种自负，卡比丹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声称，格罗泽遗址不具有权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制造了这个“发现”。
然而，不是所有法国有名的考古学家都跟着卡比丹随帮唱影。来自圣热尔曼的学识渊博的教授所罗门·莱纳齐，站在格罗泽人一边。莱纳齐相信地中海地区是文明的真正摇篮，而不是巴比伦或远东。如果格罗泽的工艺品是真实的话，那么，格罗泽遗址将是他军械库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板也支持了历史学家卡米尔·朱利安的理论，他曾对罗马人占领高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法国学会推举让洛斯教授参与讨论，此人研究了一件石制死亡面具，认为它非常像贝多芬。雷内·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对格罗泽人团体的行列，他声称，洛斯没有弄明白的东西是，这件特殊的格罗泽面具像贝多芬，是因为弗朗丹一家曾仿制了贝多芬的死亡面具，由于真的贝多芬已于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争论道，所有的格罗泽发现物都是赝品，恰是一种一概而论的结论，即制造被雕刻的骨头和鹿角，它们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馆样品。而这些样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样的考古学界被公认的领导人的鉴定。
而后，争论中又加进了一位法律学家，叫**德蒙·贝尔，他认为地中在一些黏土制成的刻字板中查出来。他说，它们也许是赝品。亨特·查尔斯·罗杰斯，一位臭名昭著的古迹伪造者，像多森和皮尔当·斯卡尔在英国可耻的失败一样，承认了他曾制造了一些格罗泽工艺品，但是人们不认为罗杰斯的话是真实的，他会喜欢与格罗泽争论有关的出风头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当莱昂内尔为剑桥大学EM学会讲课时，对这个课程的研究工作把研究者带到了格罗泽，与埃米尔·弗朗丹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在与他见面之前，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他抢救了牛并且有了重大发现。研究者也有很多机会来直接研究遗址自身和格罗泽博物馆中的工艺品，就学者考虑的意见来说，
埃米尔·弗朗丹是认真诚实的人，遗址是1924年偶然被发现的，当时牛掉进了遗址中，其中发现的古代工艺品不是20世纪伪造品。在这些物品和字母表的背后，无论存在什么奇怪的历史，埃米尔·弗朗丹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个秘密曝光：他没有插手制造这些物品。
热发光的发现，使得态势大大有利于格罗泽人。用热发光的方法鉴定日期的最早工作和实验是在爱丁堡和哥本哈根大学完成的，但是，现在各地条件好的实验室都能做。例如，达尔豪西大学TOSL研究实验室就是这个领域的重多领先机构之一，现在这些机构给私人收藏者、艺术馆和博物馆提供热发光分析服务。
热发光通常缩写成TL，根据以下原理工作，即许多晶体如：长石、石英、方解石和钻石，能从诸如宇宙线、阿尔法射线、倍塔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电离射线中吸收能量。这种能量释放晶体中的一些电子，这些电子围绕各自的点阵运动。因为这种点阵包含某种毛病和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些电子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些不完备的地方所搁制。给晶体加热或者引导高能光线射向晶体，会释放出被抑制的电子，晶体因此将开始发光。通过测量来自发光晶体的光，热发光法科学家们能估算出过去了多少年，因为能量在以前的某种场合丢失了，例如在窑烧陶器的过程中，而现在晶体构成陶器的一小部分地方。
假设一个酒杯是4000年前烧制的，那么，它的石英晶体曾含有的全部能量会因为那当初的窑烧而被释放出来。如果这酒杯然后不受干扰地在地下躺4000年，既不暴露于热也不暴露于光能量中，那么，它将逐渐吸收自然界的射线。
然而，还需要举出一个事例，即中世纪男巫、女巫、僧侣、医士和巫师、戏法表演者以及向亡魂问卜的巫师，他们收集了这些奇怪的东西，相信它们是魔力的来源，并且能把魔力传给使用者。某个中世纪魔术师在格罗泽有他的总部和车间吗？那是用未知字母写的他的符咒和咒语吗？符咒和吉祥物是在那儿生产并卖给顾客的吗？是否有理由推断，在近代科学出现前的日子和年代里，携带在月光下收集的适合的香草包裹的一只小巧的隧石制成的箭头，会使携带者免遭致命弓箭手袭击，而使他自己的弓箭每次都准确无误地击中它们的目标呢？
通过喂一种包含巨型碎骨的药，而帮助一名矮小的儿童长得更壮，更坚实，更高，如何？（已成化石的恐龙，猛犸和柱牙象的残余。）
一处有砖石架子的地下室，会成为一个理想的车间、磋商室及居室，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普罗斯佩罗在他岛上的那样。今天，格罗泽这种地方已经够偏僻的了。在中世纪，它一度似乎更偏僻：作为魔术师的储存洞，这是一种理想的隐藏地点，它远离民政当局窥探的眼睛，并且相对来说，不为宗教法庭所骚扰。
另一个奇怪的秘密与格罗泽擦边：即古代的夏托蒙吉尔伯特城堡在它附近。在格罗泽附近的蒙吉尔伯特，建于12世纪，当时，圣殿骑士正在达到他们权力的高峰。圣殿骑士们几乎是边作战边建造。他们的砖瓦匠技艺可与他们的战术和勇气相媲美。年轻的弗朗丹于1924年所发现的奇怪的地窑与蒙吉尔怕特城堡有关吗？大量密码和秘密与圣殿骑士们有关系吗？
夏托雷恩是一座在山顶上建的小村子，它与教区牧师贝郎热·索尼心教父1885年发现的神秘的财富有关，从格罗泽到这个小村子乘车仅需两天。如果格罗泽和雷恩财宝之间有联系，那么，格罗泽和靠近新斯科舍海岸的橡树岛钱坑里的同样神秘的财宝之间，也可能有一种联系。圣殿骑士们几乎无疑地与蒙吉尔伯特和雷恩城堡有联系：如果有关奥克尼的亨利·辛克莱和他帮助渡过大西洋的圣殿骑士难民的说法也是真实的，并且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那么，除了雷恩和格罗泽之谜以外，圣殿骑士们很可能还与橡树岛之谜有关。圣殿骑士们是密码专家。刻印在格罗泽刻字板上的令人迷惑的字母表也许可能包含着圣殿骑士秘密。
关于神秘的格罗泽文字，不论它的最终实情可能是什么，它绝非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已被国际考古机构广泛认为是真的保加利亚的所谓鞑靼人刻字板，被认为比古代苏美尔的杰姆迪特·纳苏字母表至少早1000年。如果格罗泽刻印文字是古老而又是真实的话（它们看来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就是向以前的被理解的文字发展史挑战。事实真是如此吗?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无从解释。
不解的字谜
桂林阳朔碧莲峰上雕刻着一个直径将三米的“弩”字，此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游人到此，都要停下来观赏研究，然而100余年来，谁也肯定不了这是个什么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弩”字的作者是山阴的王元仁。王氏擅长草书，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在广西阳朔当县令。就在他任职的那一年，挥笔写下了这个巨幅字，由能工巧匠凿雕在鉴山主峰——阳朔县城的碧莲峰壁石上。遗憾的是，王元仁没有留下任何注释，这样一来，百年墨迹只好留给后人去评说。
这个字如此奇妙，竟引得无数游客骚人抬头仰望，仔细琢磨。
韩愈曾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诗句来概括漓江的秀丽景色，因此有人将这个字认作“带”，其意是对“江作青罗带”风光的赞美。但那些善于思考的先辈文人墨客，从此字中又琢磨出“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八个字的意思。的确，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八个字果然笔笔有着落，字字有根据。
又有个文学家不满足前人的说法，买了拓片带回家中仔细琢磨，细心推敲，认为应是“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举世才”十四个字的意思，是用来激励来人和后者的对联。
可是又有一位诗人，比那文学家更善于联想，他竟从中揣摩出一首四言诗：
一带山河，举世无双。
少年努力，万古留芳。
上述几种解释，也只是人们的猜测。百余年来，成千上万的古今中外游客，对这个字浮想联翩，各抒己见，虽然说不出所以然，但都认为此字一定别有一翻用心，并且寄予深刻的含义。这究竟是个什么字，它是什么意思？这个百年之谜，不知何时才能解开。
玛雅文明是从天而降吗
玛雅文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出现了，究竟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在石器时代就创建出傲世的文明呢?
1893年，一位英国画家在北美洲洪都拉斯的丛林中发现了一座城堡的废墟。坍塌的神庙上的一块块巨大的基石，无不刻满精美的雕饰。石板铺成的马路，标志着它曾经是个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闹市。路边修砌着排水管，又标志着它曾经是个相当文明的都市。石砌的民宅与贵族的宫殿尽管大多都已倒塌，但依稀仍可窥见当年喧杂而欢乐的景象。
如今，所有这些石料，无不苍苔漫延，或被芒草和荆棘深深掩盖，或被野藤紧紧缠裹。从马路和房基上破土而出的树木，掀翻了石板，而浓荫的树冠，在废墟上延伸。
如此荒蛮的自然景象与异常雄伟的人工遗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真令人不可思议。
丛林中发现的这个城市披露之后，举世震惊。20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考古人员来到洪都拉斯，随后他们又把寻幽探古的足迹，扩大到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以及整个南美大陆。
无数的奇闻轶事随着考察队的到来，纷纷传出——玛雅人的金字塔可与埃及人的金字塔媲美。危地马拉的达卡尔城内的那座金字塔高达230英尺。墨西哥的巨石人像方阵令人困惑不解，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其雄浑和精美，堪称奇绝……
据统计，各国考察人员在南美洲的丛林和荒原上，共发现废弃的古代城市遗址达170多处。它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玛雅人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8世纪时，他们北达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半岛，南达危地玛拉、洪都拉斯，直抵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广泛的活动版图。它这一切都说明了玛雅人于3000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安定的生活。
没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保证，美洲人无法创造出这种奇迹。考古学家证实，在创造这一系列奇迹时，玛雅人已进入富足的农耕社会，并独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
进一步的研究并没有使人解开美洲人如何和为何建造金字塔的谜，反而让他们更感到迷惑不解——玛雅人拥有不可思议的天文知识!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历法，他们的数学水平比欧洲足足先进了10个世纪!一个以农耕为惟一生活来源的社会，居然能有先进的天文与数学知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当我们面对着玛雅遗址异常灿烂的古代文明，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史学界的材料表明，在这些灿烂文明诞生以前，玛雅人仍巢居树穴，以渔猎为生，基本上过着原始生活，有人甚至对玛雅人是否是美洲土著人表示怀疑。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南美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过渡阶段的迹象。没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难道玛雅人的这一切是从天而降的吗?
玛雅文明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了，又在一夜之间轰轰烈烈地向南美大陆扩展。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玛雅人，甚至全地球人都没有能力来创建这异常灿烂的玛雅文明，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玛雅文明是怎样消失的
玛雅人是一个神秘而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他们为什么在古代创造出那么多的奇迹?一直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墨西哥丛林中，有9座金字塔。塔中存放着精致的凹凸透镜、蓄电池、变压器、太阳系模型的碎片。塔内有一种空间形态能，能够使刀刃锋利起来，使有机物发生脱水反应。1927年，美国探险家马萨斯在一具棺材底层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一具水晶骷髅，它发出耀眼的七色彩光，具有麻醉般的催眠作用。但是，地球上水晶的高级制作技术是1947年才开始。这说明这具水晶骷髅不是地球上人类所作。
不过金字塔出于玛雅人之手已无争议了。为建造这9座金字塔，玛雅人在太平洋和哥第拉之间长途跋涉，把所需的石料运往墨西哥的丛林之中。但是在通往金字塔的途中没有任何道路、建筑和车轮的痕迹，他们是如何把那些石料和塔中物品运过去的呢？人们猜测可能是用飞船。
人类的文化都可从它本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找到根源，而惟独高度文明的玛雅文化例外，它的历法体系、纪年和医术在地球上难以找到可以实际运用的印证。玛雅人有两个历法，一个是太阳历，计算出一年有365.2420日，远远比欧洲人使用的恺撒历精确；一个是传统的历法，规定每月20天，一年有13个月。这个传统历法在地球上根本没有被使用，而为什么玛雅人的太阳历却能够代代相传？难道他们过去在某个地方用过吗？玛雅人的纪年体系也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它一共分9段，最高一个阶段是最低一个的230.4亿倍，这样天文般的数字对于丛林中的土著居民显然毫无用处，而只有在宇航时代，在星际交流中才会运用到。而且其纪年起点有过几次，每次新起点始于一次毁灭性的破坏之后，最后一次纪年始于公元前3113年，是他们在中美洲定居下来的日子。1969年前苏联科学家发现了一具103万年前的骷髅，经研究确认玛雅人给此人在生前做过一次成功的胸外科手术。考察者还在秘鲁发现一幅石画，外科专家称它为玛雅人时代的“胸透”。
16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兰多的人率西班牙殖民队伍登上了玛雅人的领地，从此玛雅人就消失了。但是从玛雅人居住过的120个城市来分析，没有发现任何作战的迹象，所以说他们不是被兰多一伙斩尽杀绝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一些科学家做出了以下的推断：玛雅人来自外星球，其间曾经过某行星，以它为中转站，他们来到地球是为了寻找新能源。然而在60万~70万年前，这颗行星爆炸了，因而他们不能回到自己的星球，只得留在地球上，等待他们的飞船来解救。在地球上，虽然玛雅人有能力创造那么高度的古代文明，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没有一点自身抵抗力，所以在他们受到一次大规模病原菌的侵害时就死亡了。至于他们的葬身之处，有人推测可能是现在的百慕大三角洲水下的金字塔，有人则认为他们消失在中美洲那令人莫测的地道网中了。
这些说法都缺乏科学证据，玛雅人究竟为何而失踪，他们到底葬身于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谜。玛雅人为何突然消失
玛雅人既然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那么现代的人类文明为何又失去了玛雅人的行踪呢?玛雅人这种“从天而降”的文明，为何在一刻之间就消失了呢?玛雅人为何突然背弃文明，又回归原始呢?
公元830年，科班城浩大的工程突然宣告停工。公元835年，帕伦克的金字塔神庙也停止了施工。公元889年，提卡尔正在建设的寺庙群工程中断了。公元909年，玛雅人最后一个城堡，也停下了已修建过半的石柱的工程。
这时候，散居在四面八方的玛雅人，好像不约而同地接到某种指令，他们抛弃了世代为之奋斗追求、辛勤建筑起来的营垒和神庙，离开了肥沃的耕地，向荒芜的深山迁移。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玛雅人的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文化遗址，就是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玛雅人自己抛弃的故居。如今的专家学者们徜徉在这精美的石雕和雄伟的构架面前，在赞叹、惋惜之时，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玛雅人抛弃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繁荣城市，却要转向荒凉的深山老林，这种背弃文明，回归蒙昧的做法，是出于自愿，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史学界对此有着各种解释与猜测。譬如说：“外族侵犯、气候骤变、地震破坏、瘟疫流行，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集体迁移。然而，这些假设和猜测都没有说服力。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南美大陆还不存在一个可以与玛雅对抗的强大民族，因此，外族侵犯之说站不住脚。气象专家几经查阅，仍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南美大陆没有灾难性气候骤变的记载，同样，玛雅人那些雄伟的石构建筑，有些已倒塌，但仍有不少历经千年风雨仍然保存完整，因此地震灾难之说可以排除。
至于瘟疫流行问题，看来很有可能。然而，在玛雅人盘踞的上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内，要大规模地流行一场瘟疫，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再说玛雅人的整体迁移，先后共历时百年之久，一场突发性的大瘟疫，绝无耗时如此长久的可能性。
有的人从部分祭司雕像被击毁，统治者宝座被推倒的现象上，做出阶级斗争的推测。阶级斗争的确在玛雅社会中存在并出现过，但这种情况是局部的，只在个别地方和城市发生的，而玛雅人的集体北迁却是全局性的。
有人试图从生态角度解开玛雅人大迁移的谜。譬如认为玛雅人采取了某种不恰当的耕种办法，破坏了森林，土地丧失了肥力等等，造成生存的困境被迫大迁移。可是不少学者在考察中发现，玛雅人在农业生产上却表现出颇为先进的迹象，他们很早就采取轮耕制，出现了早期的集约化生产，这样既保证了土地肥力不致丧失，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试图从这个角度解开谜题的尝试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一些专家想像力更丰富，他们认为要寻找玛雅人搬向深山的原因，可以先反过来看看他们怎样选择自己定居的故土。我们已知的这些玛雅人最古老的城市，都不是建设在河流旁。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明，首先发祥于尼罗河与恒河流域，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则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河流不仅给这些早期的都市带来灌溉和饮水方面的便利，同时又是人员与商品交往最初的通道。从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来看，他们的文明都离不开河流。
玛雅人偏偏把他们那些异常繁荣的城市，建筑于热带丛林之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提扎尔为例子。从这个玛雅人的城市到洪都拉斯海湾的直线距离为109英里，距坎佩坎海湾仅161英里，到太平洋的直线距离也才236英里。玛雅人对海洋是十分了解的，在他们的城堡废墟和文化遗址上，大量的珊瑚、贻贝和贝类动物制品，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最初的城市为什么不修建在河流边，或者海滩旁，而要选择与世隔绝的丛林莽障之中?其后的大迁移，不向河沿岸和海边转移，偏偏要移至更为荒凉的深山之中?这种现象的确让人无法猜测。
提扎尔就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城市。为解决这个人口众多城市的饮水与灌溉农作物的需要，他在城周修建了13个水库。这水库的总容量达214500立方米，在古代修建这样的工程，其艰苦是可以想像的。但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些聪明绝顶的玛雅人为何会在这种条件艰苦的地方安邦筑城，而不去寻找一处较为方便，更符合生命逻辑的地方呢?
这虽然包括那些后来匆匆停下进行过半的工程，仓促地收拾行装，扶老携幼，举族迁移的玛雅人。他们历经长途跋涉之苦，最终只得绝望地在北方建立一个新王国。他们再次按照历法预先规定的日期，开始修建他们的城市、神殿和金字塔，而绝不重返故土。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全世界的科学家也同人们一样，茫然不知。
古印度文明揭秘
很多人都在想像中把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混同起来，其实它们几乎是两码事。古印度因其神秘，使得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百年之误
公元前44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告别了文化之都雅典和好友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图里奥伊。他一踏上这块美丽安静的土地，就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过四处飘泊的生活，我要把自己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研究写出来，以“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沐浴在地中海海风和亚平宁半岛灿烂阳光下，希罗多德文思奔涌。自30岁起，他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及希腊、意大利、埃及、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每到一地，他都潜心钻研当地的历史、传说，认真观察古迹文物。现在，是到了该把它们都记下来的时候了。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
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
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组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像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
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一样。……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非常丰富。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希罗多德自己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他记下的是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因此有些荒谬内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这里的人民栽种棉花(长在野生树上的毛)，人们穿着棉织品：他还告诉我们，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调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后，征服了这块土地，将这里分割为一个行省和另一个行省的一个部分，并要求这里的居民缴纳黄金。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记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准确时间，但却提示后人，早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富饶之国。
10世纪时，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到达南亚次大陆，他发现，眼前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的繁荣程度。这一切大大激发起他探索这一文明源头的欲望，可是在经过一番寻访贤者、探查古迹之后，他悲观地写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视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他的看法成为后来许多接触古印度文明的学者的共识，文明之源的探索便这样长期停留在希罗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离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已过去了2000多年，一轮新的尝试开始了。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倡导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进行翻译和研究，“吠陀学”由此诞生。琼斯对包括古梵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有很深的造诣，在对《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献和西方古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之后，琼斯宣布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有着“姑表之亲”的渊源关系，这激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热情。
1806年，33岁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贵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不
过此时詹姆斯·穆勒并没有因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开始了一项艰苦的工作——撰写《不列颠印度史》。11年之后，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3卷本著作出版了。在这部巨著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期，这种观点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学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来论。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就明白地写道：“史前印度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考古发现，……南印度并不存在铜器时代，这一事实证明，当雅利安人携带铜器进入印度时，本地居民还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
由穆勒明确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于吠陀时代的观点是当时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希罗多德称印度河流域以东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罗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兴起，并兴旺于恒河流域。因此，尽管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古印度文明外来说，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发端观点。一百多年间，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权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陆文明之始，这一名称上的矛盾是否暗喻着一种错误？当20世纪20年代人们把目光从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时候，世界才明白：所谓的权威观点原来却是一个百年之误！
发现“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游有五条大河，它们像五个指头并列于旁遮普平原上，这里土壤松软，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发，气候干热，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当五条河流终于合而为一之后，便奔腾而下，直贯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复一年定期泛滥，把过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带来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西南不到200公里处，有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只要从松软的浮土上挖下去一点，就能找到一块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用来建筑房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这种免费建筑材料的行列。
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有人察觉这里是一个过去居民区的遗址，那些“石块”是用火烧制成的泥砖。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理·马森在沿印度河探险时来到这里，当他看到那些残墙断壁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运送英国国王赠送给锡克族首领的5匹马途经哈拉巴，对印度古代文化兴趣浓厚的他特意停下来进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马森一样的结论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存于泥土之下的东西。考古学在英国被十分看重，当大英帝国最终将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使这个海外省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之后，他们还在印度设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作为考古局长来到印度。坎宁安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特别是在废墟中找到了石制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鉴》刊登了他撰写的题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论述了对这一遗址考察的结果。坎宁安称哈拉巴是拉维河岸地区众多遗迹中最大的一处，并首次绘出在这里发现的印章图。他指出这不是印度现代文字，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外国传入印度的”，伟大发现的机遇便这样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也被后人讥为“有眼无珠”的考古局长。
1856年，英国当局修建一条与印度河走向相同、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当铁路伸延到印度河中游地区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技师们的面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掘地数尺，仍是松软的土壤，到哪里去找石头来铺设路基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聪明的”英国人解决了。他们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数不尽的方形“石块”。历史又一次重演，不过此次这些“石块”并没被用来建房，而是被捣成道砟铺在路上，成为从拉合尔到卡拉奇这条大铁路中的一段辅轨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来了一位新总监约翰·马歇尔。这位出生于1876年的英国人从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先后参加了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见天日，一段段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再现光彩的时候，马歇尔总监体会到巨大的喜悦，同时又产生新的冲动：什么时候能再有一个新发现，给世界一个新的轰动？所以，他一踏上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跃跃欲试。可是。从何处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罗文化遗址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的同时，一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报告说被捣碎铺铁路的并不是石块，而是古代人用来建城的砖块。
敏感的马歇尔凭直觉预感到这些道砟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区主任班达卡尔对“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进行全面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报告中，班达卡尔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历史不过200年左右，谈不上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眼看这件事就要最后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弗利特又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里，并从此没有移开。弗利特对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过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图形，而是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朴的刻画符号。在经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比较之后，弗利特提出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的古代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学界被震动了，经过考虑和筹划，马歇尔的印度助手拉·巴纳吉于1920年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进驻摩亨佐—达罗，1922年，马歇尔也到达哈拉巴，亲自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
系统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马歇尔就欣喜地发现他脚下是一个足以让他扬名百世的宝地。1924年9月，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他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久远的未知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文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
从那时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被称为考古学大师的惠勒在1944~1948年担任印度考古局总监时，将细致严谨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发掘和研究，使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除了英国人之外，美国、法国等国的考古学家也积极参加了考古发掘和研究。
印度河流域文明首先发现于哈拉巴，所以又称哈拉巴文明，研究表明，它是约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支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比吠陀文明早了约1000年。从分布的范围看，属于这一文明成熟时期的遗址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萨雷·科拉和坚戈，南至濒临阿拉伯海的坎贝尔海湾附近的坎吉塔尔，东达今日印度共和国首都新德里附近的阿拉姆吉普尔，西抵今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地区的苏特卡根·杜尔，其覆盖地域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文明遗址达250多处，远远超过与这一文明同时存在的西亚地区的另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地域。
马歇尔看到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很快就成为辉煌的文明之星，照亮了对这一文明的探索之路！
文明之门
1954年11月，坎贝尔海湾附近的新一轮考古发现又一次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度河流域。印度学者子S·R·拉奥宣布，他所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距坎贝尔湾19公里的波戛瓦和萨巴马提河之间发现了一个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代港口城市——罗塔尔。“罗塔尔”是当地的古吉拉提语，意为“死亡之家”，与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之意相同。
对罗塔尔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60年，共发掘出各种物品1.7万多件。拉奥和他的同伴发现，罗塔尔和其他遗址一样，也存在着至少5个文化层，而且时间的下限可能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如果这个观点得到确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时间就将延长约700年。
在罗塔尔，我们看到了与文明古都同样的情景，城市规划严谨，在四条主要街道和其他街巷边排列着各式建筑物，排水系统四通八达，不过罗塔尔最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港口。在城南有巨大的船坞和港口平台、已发掘出来的船坞用砖块砌成，高约5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人们还发掘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这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开挖的通往坎贝尔湾的运河。在河道的边上，排列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码头，可以停靠长18~20米，宽4~6米的大船，每当涨潮时，人工河道中可并排行驶两艘大船。来自西亚、北非以及更遥远地方的商船将各种宝石、工艺品、食油、矿产筹运到这里再输往各地，次大陆出产的纺织品、象牙制品、木材等也从这里经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罗塔尔就像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道海上大门，它使全世界了解这里，也使古老的南亚次大陆对外开放。
尽管发现了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罗塔尔等古印度的城市，历史学家们仍不敢确认，古印度的真正面目已完全揭示出来……毁灭文明的神秘之手
在四大文明中，古印度不是最古老的，但它的神秘程度可以堪称世界之最。它的突然消失，使得人们至今不能完全了解这个谜一般的国度！
寻找古文明的主人
当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发现的消息传遍世界时，各地的学者就开始探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谁创造了这一高度发达的文明？
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中，人们发现了来自两河流域的物品。而在这之前，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西亚也发现了不是当地出产的印章和陶器、石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出土文物把南亚和西亚两个相隔千里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麦克唐奈尔认为，从时间上看，苏美尔文明比印度河流域文明要早l000年，而且苏美尔文明曾经有过向其他地区扩张的历史，因此他断言，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创始人是苏美尔人。有些语言学家也通过对文字符号的研究，认定两地的文字属同一个语系，从而更加强了苏美尔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权威性。
甚至还有人把这一文明的传播始末也勾勒出来：在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处于两河流域南端的苏美尔人已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那些富有的人们用粘土做成刻有自己家庭地位和身份标记的印章，盖在属于自己私有的粮、油、酒等的贮存容器上，奴隶出现并大量增加，城邦国家产生了。出于对财富和人口土地的需要，苏美尔人开始向东方扩张，其中有一部分人从海路或陆路来到印度河流域，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变为殖民地，而当地人则成为他们的奴隶。苏美尔人也把自己的文明传播到这里，以后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特色，成为与两河流域文明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文明。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才提出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美国探险家赫尔调侃地说，为什么要说文明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河的，难道就不存在完全相反的可能吗？即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之母，苏美尔文明是印度人创造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两河流域更多的地方出土了印度河流域印章和其他物品，而且对楔形文字的释读也使人们明白在这两个地区长期存在着商业往来。在两地都发现了有明显差异的来自对方的物品，这只能说明它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明体系。
几乎就在上述观点提出的同时，有几位英国考古学家提出是雅利安人创造了这一文明的看法。塞·兰顿和G·罕特认为，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文字和后来的吠陀梵文文字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从而创造吠陀文明的雅利安人也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
但是当学者试图用释读梵文的方法来释读印章文字时，却彻底失败了。通过碳14等科学手段对出土器物的测定年代也表明早在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之前近千年，印度河流域文明就已衰落了，雅利安人不可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另外，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与印度河流域居民也存在着很多差异。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马在其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吠陀文献中多次提到马。可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上几乎看不到马的踪迹。雅利安人不吃鱼，而印度河流域居民则很喜欢吃鱼，捕鱼钓鱼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印度河流域居民修筑大浴池淋浴，进行宗教活动，这与雅利安人的风俗习惯毫无共同之处。
与上面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其创造者当然就应该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但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是印度的土著居民？
一些英国的和印度的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就是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原始居民，他们皮肤颜色较深，鼻子扁平，说着达罗毗荼方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最早家园也不是印度河流域，但他们很早就定居在这里，创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铜器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文字的释读，也提供了众多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最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时，更新的观点又出现了。
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先后发掘出十多具古人遗骸，科学家在对这些骨骸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并不属于单一的种族，而是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因而有人提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种族，除了达罗毗荼人之外，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等也参与了这一文明的创造。随着对这一时期文字的释读，学者们所提出的文明创造者的名单进一步扩大，又加上了布拉灰人、帕尼人、阿修罗人、乌拉提亚人、瓦黑卡人、那迦人等等。
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后两种观点，但即便在后边的观点中也依然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看来关于谁创造了这一文明的问题还会长期探索和争论下去，谜底真正能够解开吗？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谜。
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时间，翻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述：“英国考古学家M·威勒爵士提出的公元前2500年到1700年的观点被一般人所接受。”另一位学者D·阿格拉沃尔把考古和碳14测定时间相结合，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
但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摩亨佐－达罗城位于印度河岸边，由于泥沙沉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印度河的河床已抬高了许多，当考古人员挖掘到低于河水平面深度的时候，渗过泥沙层的河水不断涌出，他们明知下面还有文化遗迹，但也只能望水兴叹了，因而他们所说的这一文明开始时间，也只是根据已发掘的内容定出的。
此外，考古学家们在调查和发掘中不断还有新发现。从1974~1980年的6年间，巴基斯坦和法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印度河西岸的距摩亨佐－达罗仅190多公里的麦赫尔迦尔地区，发掘出一系列农业文化遗址。这里的人们使用铜制工具，手工业十分发达。它的工场每年都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小珠子和成百上千的粘土容器，除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还输往整个印度河流域。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来自伊朗的绿松石和阿拉伯海湾的贝壳。最让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些村庄和小镇已用砖修建起规整的、永久性的房子，而这正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乃至今日这一地区民居的建筑方式。另外，棉花的种植已经开始。与摩亨佐—达罗隔河相望的科特·迪吉，它的居民为防止洪水侵袭，在村边用石块筑起护墙，然后沿墙建起砖房。在对这些遗址进行分析后，人们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600年。
那么，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没有承袭关系？学者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那么前者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农业，而后者是比较典型的城市文明，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没有，两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又有很多相通之处。严谨的学者有时也不得不讲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他们把前面提到的发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发现统称为早期哈拉巴文化。至于它们应不应该归于一个体系，让读者自己去考虑吧——或者，说句恭敬的话——让历史去回答吧。
和其它文明一样，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一个向四周扩展的过程，从总的趋势看是从西向东发展，但也有向南发展的迹象，正是后一种迹象对学者们所认为的文明下限时间观点提出了挑战。古代港口罗塔尔是位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地域最南瑞的遗址之一，发现得较晚，在时间上，也是延续最晚的一个文明遗址。当学者们对从这里出土的物品进行分析后，认为它的存在时间可能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比权威的观点晚了700年！
时间上存在着的前移数千年，后延数百年的情况使这一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中的定位难以确定。它们只能说，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但它存在的确切时间却依然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一只看不见的手
不少人在谈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总是津津乐道于它所独具的和平、民主的气氛。你看，偌大一座拥有数万居民的城市中，居然找不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宫殿建筑，也没有令人们顶礼膜拜的寺庙大殿。在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物品中，竟没有一件被认定是代表权威标志的东西。表现人、兽、万物的雕塑、图案等令人叹为观止。可是那处于人上人的王在哪里，似乎至今仍未被发现。在这里很少见到武器一类的东西，矛尖和箭镞只占青铜器的一小部分，而在其他文明遗址中，武器往往成为青铜器或铁器的代表器物。就是在公共墓地中，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一种平等，被葬者的姿势基本一致，随葬品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几乎就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遗址，巨大的王陵、令人目眩的随葬品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此，一些人便把这里描述为一个不存在专制制度的，充满和平的理想之境。他们认为，人们的差别仅仅在财富拥有的数量方面，富者高楼大宅，贫者矮房陋室。但人们是平等的，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市民，对城市事务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出资兴建房屋和公共设施，参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管理。宗教成为维系市民团结甚至整个城市机器运转的重要手段，人们尊奉共同的神灵，循行相同的祭祖仪式。总之，维护这个文明的基本力量不是权威和武力。甚至有人称这里就是真正的“乌托邦”。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整齐，一切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连文字、度量衡也全地域统一，这种“壮观的”统一文化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控制着一切。
从经济角度看，印度河流域的生产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齐头并进。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货币。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地说，这种商品交换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经贸活动。一位研究两河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波拉尼认为，两河流域的贸易由政府垄断并由其决定价格，也许这也正是对印度河流域贸易的最好解释，如果真是这样，印度河流域就不再有一种所谓的平民管理城市的民主制度，而是存在着一个操纵着经济活动的强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一块比今日巴基斯坦疆域还大的土地统一到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这个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想。也许，当人们有朝一日能把印章文字全部破译，或者又有新的发现时，就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答案了。
未知的突然失落之谜
真奇怪，那广阔而存在了数千年，发展水平极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几乎是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在后世的文字典籍中，几乎见不到一点对这一文明的记载：在以后的印度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一点这一文明的影响，它失落得无影无踪！它沉睡在泥沙之下，不为世人所知。几千年过后，当它重见天日之初，人们也只把它当做一个与以后的文明锁链毫不相关的环节。它失落了，只留下许多假设。
大凡时间久远的历史文化，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未知数。然而像印度河流域文明这样的情况，大概并不多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它都给我们出了难题，而人们也喜欢在解决这些难题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事实上，今天的很多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他们不仅为印度河流域向人们所展示出来的文明成果而入迷，也为这个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谜而着迷，更为人们在解决这些谜时所做出的努力和创造而赞叹。这也许就是古印度文明的最迷人之处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