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遇到过一些问题,经历过曲折和失误,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单纯市场机制不可取

单纯的市场机制可以使社会充满活力,能使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它虽然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同等的去利用这种自由。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差异,人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等条件去获取个人幸福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和地位分配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在缺乏其他调节手段的情况下,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尖锐,并引发一系列其他的负面后果,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在弱势人群中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机。

(二)实施宏观调控是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大危机,证明了私有制经济能够取得较高的局部效率,但是不能确保整个制度结构出现高效率,二次大战之后,西方逐步放弃了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走上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

美国是最早对经济实施政府干预的国家之一。1932年罗斯福上台后,摒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原则,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财产占有形式、生产调节方式、生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向更高层次调整,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发了较大的空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遵循有限干预的原则,总体计划调节和对企业的生产性干预程度较低。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自由竞争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也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以保证市场的有效竞争。国家实施干预主要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货币、信贷等手段为主,但必要时,也采取行政措施。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如农业、铁路等,受到国家保护,完全不参加或者只是部分参加竞争。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较好地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两大困扰人类发展的难题,它同其他各种因素一起,推动联邦德国经济较快发展。1950年,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从1951年到1971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实施宏观调控是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何确定干预的程度,却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三

)不失时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世界经济大国崛起的起点,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借助工业化起步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还不足20亿美元,但到一战前,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如重视科学技术,如不断进行社会改革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等。但西方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普遍地出现过资源掠夺性使用、生态环境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爆发经济危机等。工业化使西方国家的人民享受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使其背负了沉重的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今天,我们要走的工业化道路就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在发展战略上应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

外向型发展战略以比较利益为原则,重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劳动力丰富而且廉价的优势,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以工业制成品代替农矿初级产品的出口,争取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速工业化的实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了示范作用,东亚的韩国也被认为是通过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典型。巴西在6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到70年代中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1968—1974年,巴西外贸总额均增幅达32%,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0%,被称为“经济奇迹”。

但是外向型发展战略容易使本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从而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在采用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否则会带来本国资源的浪费;第二,协调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三,努力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本国企业的健康成长,逐渐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五)执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现代社会发展日益加快,社会分化不断加快,而且文化日益多元化,这就要求政党在纲领上要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例如,德国社民党就邀请雇员等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防止党内腐败。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应该好好借鉴,新加坡对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选拔、考核、跟踪调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一旦发现问题就轻则记过、开除、没收赃款,严重的话就要判刑,而且从工作以来的公积金一笔勾销,老了以后也没有了依靠。扩大党内民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西欧社会党认为,为了使党员结构能够反映社会组成,必须吸引足够的社会精英以及有利于政党之外的政治资源,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党组织。这就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权利,要求更加民主,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

(六)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要注意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

利用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早在19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要消除城市贫困,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

(七)解决好高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一味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更不用说社会发展了。伊朗的“白色革命”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白色革命”或称“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就是企图在不变更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在伊朗引入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1963年1月,巴列维正式宣布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六点改革计划,从而揭开了白色革命的序幕。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显著的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1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年达2250美元。超高速增长计划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港口与交通堵塞,物价飞涨,1975-1977年通涨率达50%。此外,盲目上项目加上巨额的军费,使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被吞噬被浪费。

总之,任何国家的繁荣富强都离不开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已不例外。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也就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在所难免的会遇到曲折和失误。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