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戴“商儒”的帽子

§我不敢戴“商儒”的帽子

1992年，我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下海，故好事者常以“儒商”誉之。每到这时候，我就感到莫名的尴尬。虽然，我在《中国需要儒商》一文中，对儒商大加赞扬，但临到我自己头上，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文人下海的大潮中怀着荆轲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告别文坛而投身商海的，虽然赚钱不多，但感慨却不少。

下海头两年，人家称我为儒商，我哼哼唧唧，不置可否。因为你毕竟坐上了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朋友们单看这个，就断定你是一个成功者，却不知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个中蹊跷，不好在这里道破。两年之后，我比较明晰地看到自己并非商业奇才。虽然能赚一点小钱，却做不下富甲天下的霸业，因此就不再想唱荆轲式的“壮士歌”，而改唱李太白的“蜀道难”了。最重要的，由于我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传统无法改掉，故在商人堆里总有些不自在，这好比一个人坐在一群猴子中或一只猴子闯进一群人里，有那种“物不类聚”的尴尬。

“洛阳虽好不如家”，我动了回到文坛的念头。但一经与过去的文友们相聚，我就知道文坛我也回不去了，毕竟接受了几年商业生活的改造，对文坛上的门户之见，鸡肠狗肚的小家子气，也很不习惯了。因此我便过起了两头都挂着，或者说两头都挂不住的“两栖人”的生活。

这时候，人们再称我为儒商，我就会对他们说：“不对，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

顾名思义，儒商是知识分子商人，那么商儒呢，就应该是做点小生意的知识分子了。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商而后者重在儒。

我最初说出“商儒”这个词，是在和老作家徐迟的一次谈话中。当徐迟问我怎么处理商业与文学的关系时，我说：“儒商是把学来的知识用于赚钱，而我却是想把赚来的钱用于文学。这么说，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了。”

“商儒，这提法很新颖。”徐迟说，“你还可以把这概念进一步拓展，隐于商的文人，可以称作商儒，专事研究经济学问的人，也是商儒。”

“这么说，马克思是最大的商儒了，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经济著作。”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一位商儒，每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是最成功的商儒。”

这次谈话又让我气馁。创造“商儒”一词并用来标榜自己，我还颇以为得意。但是，一想到马克思他老人家可以称作商儒，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也是商儒，看看书架上他们的著作，我立刻就无地自容了。

有巴菲特、比尔·盖茨在前，我不敢当儒商。有马克思、凯恩斯在前，我又不能妄称商儒。那么，我究竟算是什么呢？好在商儒的解释有三种，既然这一种解释我占不了便宜，且换下一种：做点小生意的文化人。这种人在中国倒真是不少。三个郁郁不得志或者好高骛远的读书人凑到一起，一家公司就诞生了。中国是个生育能力极其旺盛的国家，不但会生人，就是蚊子、盗匪、公司之类，也统统是一窝一窝地生下来。很不幸，做小生意的文化人所开的公司，在这一窝一窝的公司中占了很大比例。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婚先孕和生下来没上户口的黑孩子。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做着一个鸡蛋变成一座养鸡场的美梦。但过不多久，美丽的肥皂泡照旧一个一个地破灭。这一类人如果都可称作商儒，商儒便成了悲剧的代名词了。四十多岁的人了，让我再去演悲剧的主角，我是万万不干的。那么，这第二种解释，只能放在一边了。第三种解释：隐于商的文化人。古人云：“小隐于山林，大隐于市朝。”说这句话的人，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预言家，因为，他已预计到今日的城市中，有最好的美食城和娱乐城，有名车如流，有仕女如花，有卫星转播的足球赛，有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隐”在这样的城市中，不是人间的仙人又是什么？但是，且慢，城市中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你凭什么去享受？钱！不错，是钱！但你若不能精心地策划抢银行而不致犯罪，你就得去把维持自己消费的钱赚回来。一谈到赚钱，你又得经商了，说到底，大隐于城市便是大隐于商。

想来想去，商儒的第三种解释和我的实际靠得稍拢一点，充其量，我是一个隐于商的文化人。以商儒自诩，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一想到，一个不入流的小商人和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共戴一顶“商儒”的帽子，那这帽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往自己头上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