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企业家
今年六月，我和一位朋友在深圳探讨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制定一个好的规章制度和选择一个好的总经理，两者之间，哪个更重要？朋友的回答是选择一个好的总经理。朋友信奉精英文化，他感到现在管理层的一些领导者没有领袖的魅力，对被管理者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
我得承认朋友的观点是对的，不单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整个人类，都存在图腾崇拜这么一种文化基因。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所说的领袖魅力通常是指那些管理国家的政治家们的魅力。他们的魅力来自他们的气质、素养、超人的才智和人格的力量。具备这种素质的还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生命的光辉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之火。
比起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来，在人类已经发生的历史中，企业家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连“企业家”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只有商人。而且，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商人都是排斥的。他们往往是吝啬、贪婪、唯利是图的代名词。义与利，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矛盾体。我们所说的领袖的魅力，皆由一个“义”字产生，而商人的历史地位的尴尬，则是因为他们奋斗的目的在于那个“利”字。
商人没有道德优越感，那么，从商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发扬商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他们在历史中存在的价值是否与他们创造的财富等值呢？
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巨大的国际性财团相继出现，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才算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又推迟了几十年，到了80年代后期，企业家才渐渐得到公众的承认。
但是，严格地讲，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还没有形成。这个阶层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科技事业的推动均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对上述各方面的影响力很小，甚至微不足道。这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企业家本身的原因。
由于整个社会的热点转移到经济领域，企业家也就格外地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使企业家们一下子跌进另一个新的尴尬。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旧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律规章等都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其社会效用，而新的尚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新旧交替的混沌时期，企业家的舞台非常混乱，企业家队伍的构成也非常混乱。
现在，只要一经商，皆可获得一顶“企业家”的桂冠。我认为这是极不严肃的。企业家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新型文化代表，绝不能与唯利是图的旧日商人相提并论。他们必须是一群新的文化精英，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承担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明显的下海浪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下海者主要是一些城市游民，无固定职业者，这批人主要是“个体户”。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主要是一些与掌权者沾亲带故的人，这批人主要是“倒爷”，即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常常创造出一夜间就可暴富的“经济奇迹”。其实，这就是西方所说的寻租行为。第三次是90年代，这批下海者以知识分子居多，其主要特征就是体现了“知识就是生产力”。社会上通常称这批人为“儒商”。
我觉得从儒到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意识，这种社会角色的出现，对我们社会的改革，对我们整个市场体系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批儒商的出现，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是这一批人，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改革中，已经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深层次的思考，有很多理性的认识。其次，他们以这种角色来参与社会活动，给自己的职业赋予一种历史使命感。因此，这批儒商已具备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雏形，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21世纪初，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并卓有建树者，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这样一批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知青出身。他们经历了共和国诞生后的种种苦难，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因此，均是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但是，正因为“阅尽人间兴废”，饱尝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折磨，他们才获得了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和弥久弥深的爱国主义**。国家要强大，首先要有强盛的经济作为保障。这批人投身实业，下海经商，便是出于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当然，还有他们引以为骄傲的道德上的优越感。知青一代，也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一代人中，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有人评论，儒商是中国20世纪第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并由这一群人构成中国精英文化的主体。
在这种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转型期，来自旧体制的干扰，往往会遏制企业家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礼俗社会，因此，与各种掌权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被认为人际关系良好，对于经商者而言，这是一笔肮脏的无形资产或资源，这种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实际上是对国家机器的腐蚀。将国家赋予的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窃国大盗”，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容忍的腐败。一代儒商，对这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痛恨之余，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健全法制，尽快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章制度是多么重要。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才向朋友提出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到现阶段，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公司，当务之急，是制定一个好的规章制度，也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不然，我们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包括商业空间）将永远无法结束这种无序的混乱状态，“知识就是生产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也只能是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梦。
从无序到有序，这是任何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但转化过程的长短，却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四十岁左右的儒商，是中国第一代有着现代意义的准企业家。而真正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可能会在正在登台的三十岁人中产生。二十年后，当现在的四十岁与三十岁人成为国家的主体，当中国拥有一批土生土长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福特”“西门子”“时代华纳”“索尼”“丰田”的时候，中国才可以说跨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