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中的困惑
一
年过四十，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生命**的内敛。作为一名诗人，我感到进入了“休眠期”，最大的症状是一首诗也写不出来，或者干脆说，缺乏那种写诗的冲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些像我一样搁笔的诗人把这归咎为“物欲横流”的结果。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导致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分配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需要精神创造活动，而是衡量精神创造活动的客观尺度改变了。直白地说，就是你的精神创造活动能否转变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乃至整个社会眼光关注的所在。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加速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但对于从事着无法物质化的精神创造活动的这部分人来讲，这种转变无异于一场灾难。更为不幸的是，在这场灾难中，诗人首当其冲。
我进入“休眠期”，固然有上述原因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自身日益增大的理性约束力正在逐步取代一个诗人必备的对幻想世界的憧憬。
逻辑是诗人的大敌，诗只能是智慧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禅与幻想构成了一个诗人的理想的殿宇。诚如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所言：“那殿宇的预示显现在想象中、音乐中、建筑中、宁谧的理性之国度中、抒情诗的金色夕阳的魔术中。在那里，美丽闪着亮光，远离着悲哀之触及，远离着对变易之恐惧，远离着事实世界的失败和幻觉。当我们对音乐、建筑、抒情诗那些东西加以思索的时候，天国之憧憬就在我们心里形成，立刻给予我们一块审判我们周围世界的试金石，给予我们一种灵感，藉以使可能成为那圣殿的石头的任何东西适合我们的需要。”
现在，人们心中的天国已经世俗化了。而且，诗人一旦脱离纯真的感情世界，他的智慧之光就有可能熄灭，也就再也不能拥有审判我们周围世界的试金石。
我想，我的“休眠”正是源于上述的原因。对于现实世界，我此刻的心态是思考多于盲从。可以说，这既不是一个牧歌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颂歌的时代。因此，它不是一个诗人的时代。
二
我今年四十岁，对于诗人来讲，这是一个很老的年龄了。孔子讲“四十而不惑”，而我对于生活的流变，却是惑莫大焉。
惑，迷惑、困惑，或许还有**，前两惑产于自身，后一惑来自外界。孔子那时的四十岁和现在的四十岁远不是一回事。那时候，一是人的寿命比现在短得多，二是外部世界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以，在四十岁上做到不惑并不是一件难事。现在可不同了，国家、民族、宗教、科技、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构成世界庞大而又多变的矛盾体系，单单挑出其中的某一个来，就足以把你折腾得头昏脑涨，死去活来。更何况你根本无法挑出其中一个来，所有矛盾的根部都是纠结在一起的，分清它们的支脉尚且不易，遑论其他？所以，在“六十而耳顺”的人中，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而瞠目结舌者多的是，就是孔子认为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进入了人生化境的老人，在今天照样会犯路线上的错误。二十年前，我们的时代还是一个有章可循的时代、一个崇尚权威的时代，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变化太快，许多人，哪怕是一些政治领袖、大学问家，也只能跟着感觉走。所以，当今之世，能做到“四十而不惑”的人，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也许，还可以再引用孔子的观点，来说明世事常变而道不变。但道又是什么？一阴一阳谓之道。然而，阴阳的盈虚消长，泰否两者的判别，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尺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循法通则，早已被古人挑战过，有一副对联的上联这样写道：“世上事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以非法之法来对待、处理瞬息万变的世界，乃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其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首先，你得判别何谓“法”，何谓“非法”。这种判别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惑”的产生。“惑”之后，要么以“非法”处世，要么就“难得糊涂”。消极与积极，儒家与道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都是游走在这两种既相吸又相斥的文化传统中，诗人也不例外。
在释家那里，“惑”之后就是“开悟”。我去过黄梅五祖寺，那是禅宗六祖慧能开悟的地方。禅宗七祖怀让开悟的衡山，我也去过，那里留下了他的遗迹明镜台。站在这样伟大的禅宗大师开悟的地方，面对纯朴、古老的寺院及森森的林木，我的心悄然而动，一种超然物外的神秘悠然而至。
关于“悟”，日本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先生是这样说的：“禅同所谓思想一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悟’是一种感觉或知觉，但又不是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感觉，而是存在的根本事实的感觉，其终极的目的是自体，即除自体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1989年以后，我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虽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但至少为自己的“惑”找到了一个极其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今天，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平常心：在不忽视生命的物质性的同时，更着重于揭示精神的独立性。
三
今天的文学，尤其是诗，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来看，无疑已从**跌进了低谷，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论及。这时候，诗人已被边缘化，这反而会让诗更加纯粹。我虽然已缺乏了诗的感觉，但是，我仍然乐意以诗人自居。这个时代，也许不再需要诗了，但我生命的每一天，仍离不开诗歌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