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性格
一
不知不觉，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中，海内外研究这场革命的著作与文章琳琅满目，也出了不少荦荦大家、知名学者。毋庸讳言，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已经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显著标志。推翻数千年帝制以及清朝专制统治的第一枪，是在武昌城中打响的。虽然一百个春夏秋冬，让武汉三镇经历了沧桑变化。但是，城中的各处遗址如起义门、楚望台、武昌军政府、拜将台、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等等，仍能勾起我们对当年那场革命的景仰之情与深刻回忆。
近年来，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为什么辛亥革命首义的第一枪，会在武汉打响？其实，历史学家们早已就这个问题从当时的形势、条件、偶发因素等各种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我们的读者仍然觉得这些论据与观点尚不足以表达当日武昌首义的快意恩仇。以彼时之形势，北之京师，啸聚了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南之广州，隐伏了多少磨剑提戈之客；更兼西之成都，保路风潮如火如荼，东之上海，海归壮士丛集如林。环顾东西南北，义士如潮，铁血如波，哪一城都有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条件。为何独有白云黄鹤之地，于寻常巷陌之中，一掷万千霹雳，炸碎了大清王朝的铁桶江山？
这一问，使得饱学之士不得不凭案而思。
我客居武汉近四十年。从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这座中国中部的第一大都市，一直在吸引我，困惑我，感动我，隔膜我。它有时大气，有时小气；有时睥睨万方横空出世，有时目光短浅俗不可耐……
武汉有多种定义，但没有哪一种定义能概括它。我想，探讨辛亥首义为何在这里爆发，或可从城市的性格进行剖析。
二
城市如同人一样，性格千差万别。如北京的王霸之气，上海的仪态万方，苏州杭州的风流蕴藉，广州深圳的兼收并蓄，成都的轻松幽默，西安的拥抱传统……过去，单从城市的建筑与街巷间的风俗，即可看出城市的性格。近三十年来，随着建筑风格的趋同，单从表象已分不清城市的面孔。但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却不会随着表象而改变。
要想了解武汉的城市性格，首先得熟悉湖北人的性格。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学者分析楚文化的特点，一是尚武好斗，二是敢为天下先，三是求新求变。
现将这三点试说如下：
我因为研究历史，每到一处，喜欢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看得多了，进行了文物的归纳统计，便发现了特点。远的不说，单说长江流域，江浙一带的博物馆，多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艺术价值极高的书画，而长江上游的巴蜀，博物馆中多玉制的礼器、青铜的摇钱树和佛教的石刻。湖北的博物馆中，有远古王室使用的铸造精良的青铜器皿，当然，更多的是兵器。在湖北的博物馆中，不但可以看到远古中国的兵器大全，即便是近现代，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也有汉阳造的步枪与中山舰。
文物是无言的历史，湖北古往今来多兵器，正好反映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尚武与好斗。这一传统在湖北一直延续。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湖北人都冲在前面。推翻秦朝的陈胜与吴广、刘邦与项羽，都是楚文化区的子民，故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义军纷纷揭竿，七路农民起义军有四路在湖北，他们是绿林兵、新市兵、下江兵与舂陵兵。最终，湖北枣阳人刘秀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还有元末农民起义，湖北罗田人徐寿辉首举义旗，数年征战之后，剩下两支最大的起义军争天下，一是安徽凤阳人朱元璋，一是湖北仙桃人陈友谅。所有这些例子，都是湖北人尚武好斗的明证。
再说敢为天下先。春秋之际，楚国作为诸侯国，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独立而不肯接受周王室统治的；客居襄阳的诸葛亮，首先提出联孙抗曹，从而造成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局面；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面对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勇敢提出改革的大计，肃贪治庸、振衰起隳，从而缔造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
有了以上这些先贤救世之创举，便不难理解为何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会在武昌城中打响。兹后，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之后，促使共产党完成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重大转折的“八七会议”，又在武汉召开。几年后，共产党北上抗日，实施战略转移，四支红军长征，只有一支即中央红军自江西瑞金出发，余下三支即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全部从湖北出发。
第三是求新求变。大凡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人，凭借的力量应是尚武好斗的民众，其血管中流淌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其精神追求便是求新求变。从以上信手拈来的事例中，都可以看到这三者内在的联系。尚武好斗并不是为武而武，为斗而斗。公元221年，孙权定吴国都城于鄂州，同时申明立国之本是“以武而昌”，这就是武昌城名字的由来。
19世纪中叶，汉口开埠。此后不久，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在武昌城中驻跸十七年。湖北人的求新求变，创三千年未有之格局，之气象，在他的领导下可谓达到极致。他走后三年，推翻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又在武昌城中打响。可以说，正是尚武好斗、敢为天下先与求新求变三种性格的统一，才让湖北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结束数千年帝制统治，开创民主共和的首义之功。
三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湖北人的性格便是武汉的性格。任何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两面性。尚武好斗，性格就宁折不弯，杀气多于和气；敢为天下先就是敢承担责任，但做不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类的慢工细活；求新求变就是不安于现状，始终有强烈的进取心，但有时难免盲目地标新立异，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在大的历史转折期，武汉的性格便明显占有优势。但是，若要做建设时期的慢工细活，武汉人便显得有些急躁。使惯了板斧，叫他改用绣花针，便产生了有力使不上的无奈。明朝最大的政治家张居正有言：“做好天下事，唯在耐烦二字。”毛泽东主席也说过：“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两位都是楚文化养育出来的伟大人物。以上说到的三个特点，他们身上都有。这是他们摧枯拉朽重造乾坤的性格优势。但是，他们在政治的实践中，也发现仅有这三个优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耐烦与认真。在新时期的深入改革与扩大开放中，湖北与武汉如果保持自己的优良性格，再加上耐烦与认真，就可以期待跨越式的发展，迎头赶上发达地区，创造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