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大国崛起的新路径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一直秉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追求人类的持久和平。但国家的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不断，正确分析和认识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的区别与联系，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及时代的主题就成为中国外交战略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打消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对苏联、中国以及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争恐吓，毛泽东审时度势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科学地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
冷战后邓小平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及时而科学地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虽然有毛主席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科学论断，但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威胁，使世界还是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反对霸权主义，防止世界大战，仍然是各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之一。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的三大任务之一。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这表明邓小平越来越注重和平与发展问题。
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指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之后，在会见巴西总统、缅甸总统时也一再强调此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5年对世界大战问题邓小平有了明确的判断：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当今世界要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的力量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中国要努力发展经济与各国人民开展友好合作的方针。党的十八大指出，“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和平发展战略：不走霸权崛起的老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天起，历代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秉持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和政策。通过自己国家的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并秉持睦邻友好政策，“亲、诚、惠、容”外交理念，实行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以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积极努力推动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倡导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等等。中国不走霸权崛起的老路，不靠殖民、不搞侵略，和平崛起。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当然对于侵略我国的行为我们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必须予以坚决反击。战争与和平，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事，毛泽东对此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毛泽东时代的战争与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战争，支持亚非拉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正义战争，以正义战争反抗侵略达到世界和平。毛泽东说，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从新中国诞生那天起就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被关注的焦点之一。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怕中国富强，历来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心病，由此，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甚至侵略（台湾）、挑衅事件不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有的周边国家及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国家及人民也被“中国威胁论”所迷惑，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有戒备心理，对强大了的中国走何种道路也存猜测。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走的都是侵略、扩张和霸权的道路。我们要让世人知道并感受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经感觉到，如对日本战犯的人道主义，以及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等）相信并看到强大了的中国仍然不称霸。因此，就要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和为贵”“和谐”“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等思想，用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感染世人，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内涵。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中的角色定位，也是我们党高度重视的。各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从国际时局的变化，从战略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及时制定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积极有所作为。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在其他场合也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结盟战略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所采取的新的外交战略，它有利于我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的实力，独立自主地决定国际事务，而不受盟国的左右，从而更大化地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兼顾国际利益，公平、公正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基辛格博士虽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看待国际问题相对客观、理性，但其也在观察发展强大了的中国如何自处，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奥巴马在2015年9月与习近平主席交谈时说，“美国欢迎和平崛起的中国”。
观点：和平崛起，不靠殖民、不搞侵略，不走霸权崛起的老路，这在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秉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摈弃丛林法则，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和新安全观，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对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的曙光
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抗支配国际关系的时代结束了，国家利益重新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消除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为世界经济的正常交流与发展打开了通道，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契机。当然各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将是合作与竞争关系。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扩大了国家间寻求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与冲突。因此，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建21世纪世界新秩序是人类面临的重大任务。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各国都在积极设想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奠定其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模式为“霸权稳定论”及“民主和平论”。而我国以及俄罗斯等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我们认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应为：国际合作新秩序，即在多极均势基础上的，以国际法为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以平等、民主的理念为指导的民主合作新秩序。概括这种世界新秩序的核心特征即为：多极均势的力量格局；多边协调的国际制度（机制）；民主、利益和谐、安全共享的价值取向。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它的功能将逐步达到全球共治，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及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多极均衡基础上构建世界新秩序是现实的选择。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在新世纪里，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及其多样化的文明将确保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及未来社会的，对所有各方都平等的、不可分割的全球、地区和次地区安全格局。
苏联解体后，以苏美两极霸权为特点的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但美国一超独霸，单极霸权秩序凸显。邓小平指出国际社会存在着以强权政治为核心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积极倡导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此后，江泽民也在多种场合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2000年江泽民在出席千年首脑会议
时，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以“建立新秩序、开创新世纪”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倡导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江泽民还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减免债务，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缩小南北差距。江泽民所阐述的立场和原则，对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和新世纪国际关系的走向具有指导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5年4月22日的雅加达亚非峰会上，胡锦涛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胡锦涛作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
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由普里马科夫1996年当外长后提出并系统化，近年来又有新的修正和深化，是在普京时期及现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修正的。拉夫罗夫外长在其署名文章中指出：“形成新的全球影响与发展中心、更均衡地分配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控制权，正在为多极世界秩序奠定物质基础。”拉夫罗夫根据自己对多极化的理解对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理论进行了修正，主要有两点：其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政治中心已不仅仅是普氏所提及的，而且还有印度、巴西等一些迅速壮大起来的国家，正是这些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后起的发展中心才会提出更均衡地分配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要求，并在客观上构成对传统秩序的强有力挑战；其二，更重要的是，首次提出“对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控制权是多极世界的物质基础”这一全新的概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也强调，“能源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尤其对俄罗斯而言，对能源资源的控制权为之奠定了成为世界一极的基础。
冷战后基辛格也在积极思索建立世界新秩序：“事实上那些肩负着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处理多国体系的经验，而这一体系正在形成。当今的世界新秩序必须包容许许多多的不同观念，覆盖整个地球，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当今的世界新秩序还必须将历史上的均势体系的属性与全世界的民主思潮及当代的技术爆炸结合起来，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世界新秩序仍在孕育之中，部分是过去时代的延续，部分是前所未有的。”他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
建立多极均衡的世界新秩序也是欧盟的战略追求，欧盟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国际事务由一国决定的做法。其中法国、德国是世界多极化的积极支持国，法德是欧盟中的大国，处于核心地位，历来在欧洲地区具有重要作用，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法国从戴高乐总统开始就一直积极支持世界的正义力量，反对美国的霸权。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力量与摆脱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一体化的束缚成为戴高乐谋求法国大国地位的重要一步。1963年戴高乐拒绝了美国企图把法国的核力量纳入美国控制之中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独自发展核力量。1966年法国退出了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使全球均势有利于稳定、和平。此后的法国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希拉克指出：“我国现在和将来都为一个多极的世界而辩护，因为在任何社会都需要均衡和规则，这样才有利于各国的充分发展”，“欧洲应当成为未来均衡世界的主要极之一”。
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曾明确表示支持多极化的观点。在2003年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德、法、俄立场鲜明地反对美英对伊动武，与中国及一切正义的力量一道呼吁要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反对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对一个主权国家先发制人的手段。
在反霸共识基础上追求国家利益有利于国家间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开展国际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并且，美国要建立的霸权秩序，是以主导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为目标的，因此，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美国称霸的制度性与反霸的国际规范之争，即建立世界秩序模式之争。如“军事上，中国与俄罗斯提倡建立新安全观，而美国要加强军事同盟和建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的体制，特别是防止导弹技术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国、俄罗斯坚持不侵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提倡人道主义干预和建设性干预。经济上，欧洲和日本则主张具体情况具体考虑的灵活原则，而美国则主张采取自由贸易的普遍原则”。“当美国感觉到不能通过联合国体系，来强化美国能力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时候，联合国对美国就变得不太相关了。在联合国之外，美国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联盟体系。联盟就是美国自己主导的‘小联合国’体系，就是为了强化美国自身的力量。”
由于反对霸权的正义力量，及美国霸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的强制性作法，使得新时期与帝国主义争霸时代有本质的不同，美国为了使其霸权合法化，尽量利用多边国际组织实施其霸权。美国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美国）应支持国际机构和组织，从中得到他国对美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承担领导世界的负担”。得到他国对美国的支持，这是合作、利益的基础，是美国不得不采取的策略。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导致的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更加猖獗。伊拉克人民及一切正义力量的反战情绪激涨，抗议美国的单边主义。由此近年来，美国国内建立“新多边主义”呼声较高，核心是将联合国、G8、APEC和北约等机构、机制加以联系，将它们有机结合一起。美国出现的新多边主义有若干类型，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民主国家联盟”。这是以美国为首，集结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基于民主、市场经济、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共同价值，采取协调行动的一种理念。G8是多边机制，曾被期待代替联合国行使“世界政府”的职能。其中也隐含着一种理念，即把各个国家分为不同种类的“主权责任国”，由美国领导，建立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曾在美国著名外交刊物《外交事务》上撰文强调，“无极时代”中多边进程的重要性，指出为打破现状，需要提出“无极协调”概念。在这些讨论中，外交精英们对现实的共同认识是：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单极支配”的状态。应以这种新的现实为前提，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的“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既非“单极”又非“多极”亦非“无极”，即将到来的是“集极”的时代。2009年美国以奥巴马为首的新一届政府组阁，它面临着重新树立美国在世界的形象，解决布什政府留下的“伊拉克危机”问题，以及打击重新抬头的阿富汗地区恐怖主义，应对2008年末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国内国际问题。
2009年3月25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圆桌会议”，首次将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模式的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此次会议认识到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联系。俄罗斯科学院信仰自由研究所委员会主席C·莫兹戈沃伊强调，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对所有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严峻的形势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改变旧的世界秩序，建立符合当今时代全球化现实的世界秩序。现在的世界秩序早已不符合全球化现实的需要。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进行一种对话。这个对话的基础是：尊重起码的框架和原则、尊重自然人和公民权利。
这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存在制度缺失，面临挑战，在这场严重的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会如何变化？美国是寻求国际合作还是自命不凡？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要求美国政府无论从积极愿望还是被动角度都必须积极修正战略理念，改变美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调整战略结构，寻求国际合作，共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世界难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在一个彼此融合、彼此依赖的时代，我要带领美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利益与全球息息相关；带领美国人看到，如果不解决外国的贫穷，我们主张的市场力量就不能得到真正发挥，他们的贫穷也会演变成暴力，最后施加到我们头上。要让美国人洞悉一点：我们自身的利益与他国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而且，今后的发展也要求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从根本改变需要国际合作的大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能否经受住考验，并在挑战面前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合理建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金融危机拓展中国外交空间》（原载《国际先驱导报》）一文中阐述的如下观点。他认为“中国应成为制度制定者”。就是说，中国要抓住金融危机的时机，来做一个国际经济秩序未来重建过程中的制度制定者。“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到了目前这个水平，它的国际空间必然会增加。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危机要是没有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的参与就很难解决；同样，没有中国的参与，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建立不起来。”“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发出了重建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呼声。”“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重建的舞台上，中国是作为一个建设者，是作为一个制度制定者而出现的。”“中国如果要参与重建这个秩序，应该抓住目前这个时机，总结和传播中国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优势或者说价值优势。这也是金融危机为中国提升软实力所提供的机遇。”那种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积极寻求全球治理，反对霸权，就是不与美国积极合作的观点是不对的，认识问题也是极其片面的。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那将是对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
郑永年认为，中国也有世界秩序观。传统上称为“天下观”。“天下观”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其核心就是和谐、和平。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内在部分，加入了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乎所有以西
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并在里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当美国感觉到不能通过联合国体系，来强化美国能力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时候，联合国对美国就变得不太相关了。在联合国之外，美国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联盟体系。联盟就是美国自己主导的“小联合国”体系，就是为了强化美国自身的力量。
据环球网报道，2008年11月7日，时任德国总统科勒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四届德国—非洲论坛上说，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监管机制显得十分必要。科勒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表明，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危机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世界各国有必要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同时指出，这一新的世界经济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清楚的认知。
面对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救市，争取亚欧合作应对危机。2008年10月15日，在欧盟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中国是亚欧峰会的亚洲主席国，并是货币强国和金融强国，我当然衷心期盼着中国的积极参与。”讨论“亚欧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将成为此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据德国媒体报道，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于14日最先表示：“G8成员国一致认为，要尽快地把中国、日本或印度拽到谈判桌上来，让这些国家也一起参与共同行动。”默克尔表示，没有这些国家，“今天已经没法制定金融市场政策”。
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2月23日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既充分认识世界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又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以及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据环球网报道，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1月24日文章《一个更大的俱乐部》，说中国等新兴大国将定义“世界新秩序”：在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召开的前一些日子，俄罗斯政府悄悄地向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政府伸出了手，在峰会开幕之际共同协调召开一次会议。这是最近许多信号中的一个，显示出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让步给新世纪植根于现实的世界新秩序。20国集团会议本身就是这一趋势的另一个信号和佐证，即当前的世界大国如缺少已成为重要伙伴的潜在竞争对手的通力合作，就不能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香港文汇报发表邱震海撰写的文章说，人们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思维无论在哲学还是技术层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哲学层面，随着“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的提出，美国未来在世界外交中势必将更多寻求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对其最大的合作和潜在竞争对手——中国的政策自然也是如此。
2009年4月2日，G20伦敦金融峰会与会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和加强金融监管等全球携手应对金融经济危机议题达成多项共识。制定了解救全球金融危机，重振世界经济，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经济危机的多项措施。如，恢复经济增长与保障就业；加强金融监管监督；巩固全球金融机构；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保证所有国家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实现经济复苏。具体达成的协定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作为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简称“FSF”）的继承性机构，其成员包括20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FSF成员国、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并加强了向该委员会所委派的任务等等。
这次金融峰会，还特别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问题，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将有更大的作为，在有关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伦敦金融峰会首脑宣言说，“为了让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帮助管理危机并防范未来的危机，我们必须增强它们的长期相关度、执行效力和合法性。因此除了我们今天达成的大幅增加资金来源的协议，我们还决定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确保它们能够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有效地向成员国和股东提供协助。我们将改革它们的授权、规模和治理，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伦敦金融峰会多项共识的达成，是人类在国际经济危机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共克时艰的结果。这是与会各国领导人在深刻认识“所有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解决这一危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这样的前提下达成的。这次金融峰会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是中国、俄罗斯等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积极努力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的某些不合理规则的结果。
对此次金融峰会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英国《每日电讯报》在4月3日的头版报道中，用了这样的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称布朗认为此次金融峰会开辟了新的世界秩序。2009年3月28日《东方早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3月26日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将伦敦峰会的意义表述为：“单极时代将在4月2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多极时代将会开启。20国集团领导人会谈真正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
近年来随着二十国集团等峰会的召开，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的话语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戛纳峰会与会领导人发表公报，就如何应对欧债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促进社会保障和协调发展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为了建立更加稳定、灵活、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金融体系，对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进行的审查最晚将于2015年进行，以反映国际金融体系中各国货币比重和重要性的变化。萨科齐同时对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表示赞赏。2012年峰会，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于2012年6月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为了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拥有充足资源。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中国作为IMF成员国，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增资是在履行国际义务，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必要之举。而同时全球经济主要的风险仍然是欧洲可能再度陷入严重危机，可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产生严重影响。2013年圣彼得堡G20峰会的主题为增长和就业，讨论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就业和投资、发展、贸易等议题，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以及《圣彼得堡行动计划》，并批准了一系列文件。2014年1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公报强调加强全球经济机构的重要性，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内建设更强大的多边贸易体制。2015年，G20峰会主题为“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强调二十国集团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会议认为对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审查报告指出人民币满足“可自由使用”标准，建议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这将有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也将有利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本次G20峰会设定了三方面的优先关注领域和11项重点议题。东道主土耳其提出，应推动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解决全球贫穷与不平等问题，也希望明确并拓展融资渠道，缩小各国之间的投资差距。
2015年9月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说，“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正如庞中英教授所说，基辛格在该书中关于世界秩序多样性并存以及美国与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论述，颠覆了他自己以及美国主流的世界秩序观。
基辛格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并指出“美国则摇摆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于时代，时而两种态度兼而有之。美国仍然坚持认为，它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保留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权利”。
观点：作者认为如果能建立起公平、公正、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将达到全球共治、保障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及持久和平，那将是世界的曙光，世界人民的福祉。但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世界秩序观在很多价值理念上不同，理念、价值观肯定要经过长期的斗争。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要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需要中国发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关系中提出的新理念，如正确义利观，摈弃丛林法则、摈弃零和博弈思维，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等在世界的广泛认同、传播和实现。但是不管怎样，世界已经走到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关头，诸如国际规则，包括国际制度，国际秩序的变革与重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不能缺席，世界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需要中国方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