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热血英雄，卫国干城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有的人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血洒疆场，有的人则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了这片深爱着的黄土地。让我们向长眠在延安的英烈们致敬！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1934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1935年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1935年2月21日逝世。
老百姓见青天了
谢子长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庭。他先后在县城小学、西安省立一中、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秋考入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创办民团，任团总。1925年赴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派谢子长回陕北进行革命活动，他回到安定县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仍任民团团总，他和安定县巡官、共产党员李象九，扣捕豪绅，打击高利贷者，为农民办了很多好事。后任石谦旅十二连连长，在军队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27年元宵节，谢子长率部从宜川到安定驻防。他做通安定县知事张鸣盛的工作，召开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农民协会章程》等八个决议案，大长农民志气，消灭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谢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成联名发表《告父老兄弟书》，严禁军队拉壮丁、打骂老百姓、勒索人民财物。强调军队要“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若有违令损民之事，“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他以身作则，不住民房，和士兵住在城隍庙的大殿里。
谢子长还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农村选拔三十多名学员，先学农运知识，再分头下乡组织农民协会。在县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上，他控诉土豪劣绅剥削农民的罪行，宣传成立农会的好处。他领导农民协会，拘禁和审判清涧的大土豪，赶走高利贷者，并当众烧毁文契、账簿，宣布欠债作废，废除苛捐杂税，当场惩办了一批恶霸地主。农民们都高兴地说：“老百姓见青天了！”
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奉系军阀杀害。噩耗传来，谢子长立即组织县农会召开追悼李大钊大会，声讨反动军阀和蒋介石镇压革命的罪行。1927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等秘密到清涧，秘密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被陕北军阀井岳秀派人暗杀。同时，井岳秀命令李象九（共产党员）营开赴延安，谢子长连开到宜川，图谋分而歼杀之。谢子长与唐澍、李象九、白乐亭立即研究对策，决定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12日晚，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谢子长、唐澍、李象九、白乐亭领导的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第二天清晨，起义部队南下。第三天，谢子长率部队途经延长县，活捉敌营长，缴械一个连，击退一个连。15日，起义部队与宜川守军两个连里应外合，攻占宜川城。此时，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旅长李象九，下辖三个营，谢子长任营长。兵力900多人，长短枪1000多支，辎重弹药近300驮。
宜川会师后，敌人调动两三千兵力包围宜川，部队突围时损失惨重。谢子长率部冲出重围，转战到韩城，仅剩下300多人。按照省委指示，重组军委，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1928年1月，部队向陕甘边转移，屡遭国民党袭击，伤亡惨重。唐澍、谢子长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其他人员隐蔽，起义失败。
1933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1933年冬，谢子长被派回陕北，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经常鼓励大家：“胜败是兵家常事，关键要吸取教训，继续坚持再干起来！”
白天，谢子长和游击队员钻山沟，住土窑，进行整训，晚上回到村子继续发动群众。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吃上一顿热饭。黎明前夕，提上一壶水，带上炒的豆子和糠炒面，他们又上山隐蔽了。他的手脚冻烂了，手指头又红又肿，耳朵也淌着黄水。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谢子长总是信心满满地勉励大家：“咱们熬过严冬，就是春天，天气暖和了，就好了。”谢子长动手写讲稿，专门给大家讲形势，讲军事。他语重心长地说：“打狗还要一条棍，我们压枪解散，手中没了武器，见了敌人没办法。我们要牢记这些沉痛教训。”
这时，刘志丹给谢子长写来一封亲笔信，派杨森带骑兵团支援，还给他们送来200块大洋。1934年2月，谢子长在一块红包袱布剪成的三角形红旗上，亲笔写上“陕北工农红军第一支队”，正式恢复成立了陕北红一支队。红一支队和红二、三、四、五支队协同作战，使各游击区连成一片，还成立了陕北工农民主政府和赤源、秀延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
7月17日，谢子长率游击队攻下安定县城，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200多人后，撤出县城。7月23日，谢子长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区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这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一心为民，英年早逝
1934年夏，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和四十二师红三团回到安定地区，接连在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打退敌军进攻。1934年8月7日，谢子长攻打河口时，不幸中弹负伤。他坚持不下前线，继续指挥战斗。接着，谢子长又率部北上，攻打安定县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同心协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冬，晋、陕军阀再次向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谢子长强忍伤痛与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商谈陕甘边、陕北军事统一指挥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
1935年1月中旬，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来到安定。20日，刘志丹赴灯盏湾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做了深入交谈。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和对两地区军事力量实行统一指挥，两人决定成立一个军事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两支红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两人相互推让，最后谢子长以自己身受重伤为由，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刘志丹为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心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谢子长住在赤源县灯盏湾时，看望他的干部和群众很多，院子里、道路上常常挤满了人群，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
谢子长虽然身受重伤，但仍日夜总结着多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他时刻考虑着如何不断壮大红军的武装力量。每次有同志来看他，他总要把自己想到的工作告知。一次他躺在炕上给前来探望的贺晋年交代任务，要他到安塞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临别，谢子长语重心长地说：“看来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才能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快到春节时，谢子长病情突然恶化，高烧不止，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各种消息。一天，薛兰岗去看望他，谢子长问战士们怎么过年？兰岗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谢子长高兴地嘱咐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碗叫大家吃嘛！”临终之前，谢子长念念不忘的仍是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伤情已无好转的希望时，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在昏迷中一直呼喊着战友的名字和指挥部队冲锋的口令，直至逝世，时年38岁。谢子长逝世后，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举行丧事和追悼会；对下级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行文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对此，谢子长的家属毫无怨言。直到1935年5月上旬，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等地解放后，才逐渐解除保密。
革命满家红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讲到的：“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谢子长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胜不骄，败不馁，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谢子长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还教育和带动全家投身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无比宽广的革命胸怀和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就有8人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是谢德惠（子长大哥，曾任中共安定县西区第一任区委书记）、谢占元（子长二哥，1934年牺牲于狱中）、谢绍安（子长侄儿，曾任红二十七军四团团长）、谢绍斌（子长侄儿）、谢福成（子长侄女）、谢财娃（子长侄儿）、谢福玉（子长侄儿）、谢玉梅（子长侄女）。面对险恶的环境和凶残的敌人，谢子长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曾经说：“革命是要花本钱、花代价的。敌人想多杀害我家的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这根本不可能。敌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愈战愈勇，革命到底！”
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8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骨移葬于子长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于1939年6月29日和7月9日两次亲笔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撰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边区政府又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陵园。同年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仪式，凭吊者逾2万人。毛泽东于2月28日再次题词：“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题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苏区巧建营盘固，大局深谋党性纯——刘志丹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渭华起义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志愿。
从青少年起，刘志丹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逐步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刘志丹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1922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刘志丹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刘志丹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1928年5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渭华广袤的土地上，红旗处处飘扬，革命的歌声时时传唱：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打下粮食都缴完；共产党，最讲理，打了土豪分田地，为咱穷人出了气！
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北方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领导上缺乏经验，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人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敌人在渭华农民暴动地区到处烧杀，到处抓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痛下狠手，进行疯狂的报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
“红军模范”
1928年冬，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在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刘志丹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刘志丹转入隐蔽状态进行斗争。从1930年起，刘志丹领导的农民武装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至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300余人。这支队伍在甘肃合水编成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
1931年10月，自山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出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这支队伍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接连取得阳坡头伏击战、栒邑奔袭战的胜利，并于1932年击退国民党军的“进剿”，歼敌1400余人。
1934年，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九战九捷，杀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同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现在的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今子长）县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大苏区的红军斗争。从此，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
1935年5月，刘志丹出任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经过十余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占领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城，不但击退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统称为西北红军。部队组建了炮兵分队、医院和干部学校，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的规模。
刘志丹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无怪乎，朱德总司令在刘志丹牺牲后为他书写的题词：“红军模范。”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申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中弹牺牲
刘志丹一生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起来。但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听后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每次干部整编或调动，从不计较职位大小，从未发生过人事纠纷。周恩来高度评价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刘志丹看到毛主席接见自己时，脚上还穿着一双单鞋，就在心里记下了主席脚的大小和肥瘦，专门请自己的夫人同桂荣做了一双棉窝窝鞋。做好后，刘志丹专门请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时的老师周恩来转交给毛主席。
1936年4月，在红军的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攻占三交镇的战斗。不幸的是，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去，伤及心脏。临终前，刘志丹还惦记着战况，“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向毛主席献礼……”
刘志丹牺牲的消息令毛泽东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群众无不伤心落泪。这说明刘志丹是“真正的群众领袖”。为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刘志丹陵园落成，毛泽东主席挥笔写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八个大字。
有缘善写红十字，立德常学白求恩——白求恩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3月3日，他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曾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白求恩被录取为英国
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白求恩，我们的同志
1938年3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支援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接见了白求恩，两人的谈话持续了很久。这次谈话期间毛泽东答应了白求恩的请求——带领医疗队到抗日前线去救治伤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白求恩不仅为官兵、百姓看病，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医疗知识传授给八路军的医务人员。随着战斗的持续增多，伤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八路军的医务人员数量非常少，医疗用品也稀缺，而且连一个正规的医院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状况，白求恩做手术，常常要临时搭建手术室，他提出为八路军建设一所最好的医院。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和晋察冀军区的支持。毛泽东还特别指示军区领导，每月发给白求恩医生一百元钱作为工作津贴。白求恩知道这件事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军区的津贴。他复电毛泽东说：“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之用。”
虽然白求恩拒绝接受津贴，但部队还是觉得他贡献很大、付出得也太多，这么杰出的医生，不远万里来到条件恶劣的陕北支援我们，拿什么回报他呢？后来，聂荣臻司令又去劝说白求恩收下这钱，白求恩依然不肯要：
我从延安来，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吃好穿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
你是晋察冀军区的最高首长，每月才五元津贴，而我不过是一个卫生顾问。
能和这样一些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既简单，又深刻，像叩诊锤敲击膝关节引起抖动一样自然，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出于自动。
1938年秋天，“模范医院”正式建成。白求恩在落成典礼上对大家说：“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着光荣斗争的中国……我被派来做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的那一边的像我这样的人要来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法西斯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
军区的官兵和人民群众被白求恩的无私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他们为这位外籍医生送来了锦旗，旗上用中、英两国语言写着这样的话语：
白求恩，我们的同志！
白求恩，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我们的模范！
白求恩，我们的老师！
透过点点滴滴的事，能感受到白求恩对中国人民友好、对伤病员们关心，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位伤员，白天为官兵们检查，治疗，做手术，晚上还关心着伤员们的恢复情况。
一天深夜，大多数伤员都已经睡着了，白求恩却依然在巡查伤病员。他挨个观察每个伤员的情况，这时，他发现有一个伤员还醒着，便上去询问情况：“哪里不舒服吗？”伤员说自己没什么事儿，但白求恩觉得他一定是哪里不舒服才导致难以入睡的。
白求恩用手摸了摸这位伤员的被子，觉得很潮湿，再一看，是疏导尿液的管子没有连接好，弄湿了被子。白求恩把伤员的导尿管接好，又把潮湿的被褥换下来，拿来了自己的被褥给伤员铺盖好。伤员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推脱说：“白大夫，您那么大年纪，我怎么能盖您的被子呢？这点困难我能克服。”白求恩关切地说：“我们一起克服吧，不要再争了。”这一夜，盖着温软被褥的伤员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而白求恩却盖着大衣对付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大家听说了昨晚发生的事，都深受感动。白求恩医生对伤员真是关心备至，时时刻刻都把伤员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放在首位。为此，大家特意为白求恩写了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儿，传诵白求恩的无私奉献精神：
卫生顾问白求恩，雨夜查房绕山村。
床前问疾苦，被褥送上门。
莫道秋风寒，病房暖如春……
模范医院里的老模范，国际主义情谊深！
到战斗第一线去救治伤员
1939年，白求恩跟随前线队伍去了冀中平原，他想在战斗的第一线开展及时的救护工作。那时正在开展游击战，白求恩跟着部队进行医疗救助，战斗打到哪里，手术室就设在哪里。为了能多救一名士兵，白求恩不间断地进行手术，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完全不吝惜自己的体力。
10月份的一天，白求恩正在紧张地实施手术，这时候传来消息说，在距此10里远的地方，正有敌军朝这边来袭。卫生部门的领导当即做出决定，让白求恩停下手上的治疗工作，马上从这里撤离。
然而，白求恩并没有放下手术刀，他依然平静地做着手术，仿佛感受不到周围严峻的情势。显然，白求恩医生打算坚持做完手术，不想立刻转移。这时，白求恩的助手已经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走过来握住白求恩的手，恳求着说：“白大夫，把手术刀给我。”白求恩挣脱开，严厉地说道：“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快！把剥离器给我！”
看到白求恩如此坚决的态度，在场的人都为他担心，一齐恳求他不要顾及这几台手术，要保护好自己。白求恩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一走，就会减少一张手术台，就会增加伤员的痛苦和危险，时间也会拖得更长，我不能把危险留给你们。”说着继续着手术，直到还剩下最后一名需要手术的伤员，这时，已经可以听到不远处枪炮的声音了。
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明白，自己很可能会祸及白大夫的人身安全，于是再次劝说白求恩停下手术，迅速撤离。白求恩很理解伤员的想法，他让伤员平静下来，又安慰着说：“不，孩子，现在多花几分钟的时间，以后我还可以给你治好。要不，你这条腿就完了！”说着白求恩给伤员解开绷带，准备手术。
伤员明白战事有多严峻，也感动于白求恩舍己为人的精神，眼里满含泪水，对白求恩说：“白大夫，我不怕，我不能连累你。你们走吧！”
白求恩坚持着，不放弃、不放手：“不，谁也没有权力把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听着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伤员不禁大声呼喊：“不，给我一颗手榴弹，我和鬼子拼啦！可你一定要走！”两个人相互推让着，他们都愿意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白求恩被这位小同志深深打动了，感慨道：“好同志，我谢谢你，反法西斯的人民都感谢你。给我几分钟吧，为了你的健康，为了消灭法西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
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白求恩检查骨头破损的状况时，左手中指被尖锐的碎骨刺破了。但白求恩还是在战火中坚持完成了手术。
险情过后，白求恩一直同士兵们奋战在前线。这一天，一位皮肤患有丹毒的伤员被送了过来。这种皮肤病具有剧烈的传染性，而此时白求恩手指上的伤还没有好，其他医生都劝他不要做这个手术。白求恩深知这种病的危害性，但面对这样特殊的病人，他不顾别人的劝说，开始了手术。手术过程中，白求恩的手套被手术刀割破，伤员的患处接触到了白求恩尚未愈合的手指。他被病毒感染了。
这之后的几天里，白求恩渐渐开始觉得身体不适，但他不想让别人为他操心。白求恩忍着病痛，依然为伤员们做检查、做手术，甚至发着高烧还在雪天里为前线伤员奔波。这时候，白求恩身边的警卫员看出了他不断加重的病情。警卫员看着白求恩痛苦的样子，难过得直流眼泪。白求恩却安抚着说：“孩子，唱个歌吧。”警卫员心如刀割，他心疼白大夫，强忍着泪水，高唱着：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遗嘱
可怕的病毒不断侵蚀着白求恩的身体。1939年11月10日，白求恩的病情已经无法遏制，他开始书写遗言：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可以）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遗嘱写完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20分，诺尔曼·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同年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上，他亲笔写了这样的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又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2009年9月，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白求恩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林育英
林育英（化名张浩）去世后，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
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便是林育英。
1922年，林育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1929年出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1933年1月，赴苏联参加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同时担任中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5年7月，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即启程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937年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次年二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肩负共产国际指示重返延安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不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鉴于当时的情况，共产国际认为，回国人员只能走蒙古这条路线。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
林育英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的模样，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一路上，他俩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11月初，他俩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接林育英。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一见到林育英，马上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张闻天才松开手，对林育英说：“你辛苦了，欢迎你回来！”林育英顿觉身上的病痛与疲劳全消了。他含着热泪对张闻天说：“总算找到中央了，终于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了！”
12月8日，张闻天和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会后，林育英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的问题。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二九师的第一任政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林育英任师政训处主任（10月改任师政委）。
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领导工作，从未带过兵，要带好这支万余人的部队，是很不容易的。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林育英与刘伯承紧密配合，在部队中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运动。他数次召集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并多次作报告。他反复向干部讲：一二九师的全体干部要在认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性的同时，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他还教育大家，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与中央对抗，更不能同中央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林育英的报告，对增强一二九师干部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脑病时常发作，林育英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后来，由于病情加重，他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鉴于此，刘伯承特地向党中央报告了林育英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林育英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继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将军在《发扬老前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一文中，对张浩作了如下回忆和评价：“张浩（即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从前线回延安治病
1938年2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负责有关工人运动的工作。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讲话。林育英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警卫员迅速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及时，林育英无生命危险，但却无法站立起来。
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终未能治好，身体越来越弱，并出现其他综合症状。他虽然卧床不起，心里却时刻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关心形势的发展。
休养期间，毛泽东亲自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我总想来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能来成。”毛泽东的关心，使林育英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是老病号。你太忙，不要再来了。”毛泽东在林育英床边坐下，又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他。
1941年8月，日军战机飞到延安上空，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住处。炸弹如雨点般地倾泻下来。一颗炸弹在林育英的窑洞门**炸，窑洞被震得不停地颤动。巨大的爆炸声，使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此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接着，他的身体出现水肿。他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等人见他生命垂危，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指示中央医院全力抢救。经过何穆、金茂岳等名医一段时间的悉心治疗，林育英的病才稍有好转。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42年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恶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等人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当天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中央大礼堂。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礼堂设立了灵堂，在礼堂顶端的旗帜降半旗以示致哀。灵堂外用蓝、白布帷扎成的牌坊上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上午4时至9时，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朱德、任弼时都表示同意。上午9时，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念祭文。在公祭仪式上，党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党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礼仪式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执绋抬棺。之后，毛泽东还亲自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大义培大士，火凤火中盘——张思德
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有一方简陋的土平台。当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曾在这里为张思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战斗中的“小老虎”
张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12岁就给地主割草放牛，担水干活，受尽了折磨，尝遍了艰辛。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成立了革命政权。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了红军。
张思德入伍后不久便投入了激烈的战斗。金山场一战，他在浓雾中根据敌军报数的声音，摸清敌人的数量，使部队一举全歼了一股反革命地主武装；关门梁大战，他和尖刀班战士一起，身背鬼头刀，冒着枪林弹雨，搭人梯爬上寨顶，炸开寨门，为大部队开辟了通途。
在一次守卫战中，张思德带领五名同志扼守一个山包，消灭了敌人近两个排的兵力。随后，在敌人戒严的情况下，为取一份重要情报，他冒着初冬的严寒，在臭水沟中整整泡了一夜，终于找到机会，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在长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张思德都会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一次战斗中，他右腿中弹，但仍然坚持着冲入敌阵，刺死敌人射手，一人缴获两挺机枪。为了战胜饥饿，走出草地，北上抗日，张思德冒着生命的危险争着参加“尝百草”的活动，并为此而中过毒，吃了不少苦头。在部队横渡葛曲河时，张思德在漩涡里奋力救起了自己的战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组织上考虑到张思德几次负伤，身体很虚弱，决定让他去治疗、休养。1937年春，张思德从保安来到关中分区的云阳安吴堡“荣誉军人学校”。
“荣校”（荣誉军人学校简称）的伤病员多，护理员少，张思德总是主动地帮助护理员照顾伤病员。扫院子，刷便盆，背伤病员上厕所，把伤病员换下的衣服悄悄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晒干。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张思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此时，八路军主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各师的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以及特务营等单位，留守陕甘宁边区，并组成了留守兵团，由萧劲光出任司令员，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千方百计送好信
1938年的春天，张思德离开“荣校”，被调到关中云阳八路军留守处，编入新编的警卫连，担任一排三班班长。1940年，张思德又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信班长。部队住在离延安50里的姚店子。
当时条件很艰苦，送信没有交通工具，甚至连雨衣、雨布也没有。不管什么天气，全靠战士徒步行进。张思德和其他的同志硬是凭着两条腿，跋山涉水，克服了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天傍晚，战士们实战训练后回到驻地，营首长突然命令张思德，让他立即派人把一封急件送到延安王家坪总参谋部作战室。想到战友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张思德决定亲自去送。他跟副班长交代了一下，便背起步枪，扎紧绑腿，踏上了通往延安的大路。
大约走了20里路的样子，在风沙弥漫的天空中响起了雷声，乌云像脱缰的野马奔涌汇集，很快盖严了两边的山头。“糟糕，要下雨。”张思德放步快走起来，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不多时，大雨劈头盖脸倾泻下来。
为了不让雨水打湿信件，张思德赶忙脱下了鞋子，把信塞进鞋子里，然后，把两只鞋相对、扣在一起，紧紧夹在腋下。这是张思德的土办法，很管用。就这样，他在滂沱的大雨中，深一脚、浅—脚地向前跑着……
信送到了，没有沾上一点雨水。首长赞扬张思德任务完成得好，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了，通信员同志！”
心里总想着同志
张思德不仅工作抢着干，而且在学习和生活上处处关心同志。晚上学习，灯油少，他就砍些柏树枝，或拣一些掉在地里的大麻籽串起来，当蜡烛点；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订成笔记本发给大家。张思德主意多，想办法给大家做了沙盘，削了些木棍儿，让同志们练习写字。
有的同志病了，不能起床，张思德就背着他们去上厕所；夏天，没有蚊帐，同志们被蚊子叮得睡不着，他就上山拔了好些篙子，晒干了，供大家晚上熏蚊子用。鞋子不够穿，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赶着为大家打草鞋穿。
当时，粮食不足，大家经常吃不饱。为了让同志们多吃点，张思德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挖野菜，采野果，交给伙房。每次开饭，他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搁下了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借此让同志们多吃几口。
一次，两次，同志们没在意，可时间一长，张思德的“秘密”被大伙发现了。
一个星期天，张思德跑到几十里外，从一个水塘里捞来一些小鱼。当时没有多少食用油，他就把这些鱼洗净晒干，用火烧好让大家“会餐”。当大家吃得正香的时候，他又照例想拿水桶去打水，可是这次，水桶早已被副排长提走了。
张思德只好转身回来。这时，他发现自己碗里多了几个杂面馍馍。他知道这是同志们想让他多吃点。他吃了—点，把剩下的又放回了盆里，扭头要走，却被同志们拉住了。大家感动地说：“班长，你不要再瞒着我们。我们都知道了。”
张思德拍着肚子说：“我真的吃饱了。”这时，同志们都放下碗筷不吃了。没有办法，张思德只好将剩下的馍馍分成12份，每人一份，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通信班这个小集体里，同志们感受到的是无限的温暖。在张思德的带动下，全班同志个个积极踊跃，都能动脑子，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张思德所在的通信班成为营里有名的先进单位。
为革命胜利烧炭
1940年7月，张思德奉军委警卫营的命令，带领一个班来到延安土黄沟，执行烧炭任务。这个工作主要为解决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的冬季取暖问题。这个班由临时抽调而来的11名同志组成，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除了张思德外，谁也没有烧过炭。任务非常艰巨，困难很多。可当首长问他有没有困难时，他们却回答说：“困难是有，不过我们能克服。”
接受任务的当天，张思德当即召开了党小组会和班务会，反复强调这次进山烧炭的意义：“我们烧木炭，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重要的革命工作。我们烧好炭，保证首长和同志们冬天取暖，这就为抗日杀敌、战胜经济封锁，贡献了一份力量。”
张思德要求大家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并说：“进山烧炭，又脏又累，很费衣服，生活比延安还要艰苦。进了山，就如同打仗一样，大家要坚决完成任务。”会后，又分别找每一个同志谈心，了解大家还有什么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
第二天清早，张思德带领全班战士，背着工具和干粮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唱着歌，情绪十分高涨。太阳西下时，他们来到了土黄沟。
烧炭是需要出力气的苦活。制成木炭需要经过砍伐、打窑、烧窑、出炭、打包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就说砍树吧，又粗又高的大树，质地坚硬，砍起来还很费力气。战士们两天下来，胳膊被震得生疼，手都磨出了血泡。但全班没有一人叫苦。
他们一口气打了七孔窑，—边砍伐，一边装窑点火，不耽误工夫，既快又好。
在烧炭期间，张思德总是走在前头。砍树，别人一天砍十七八棵，他砍二十多棵。出窑是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窑里温度很高，动作稍慢一点，风一吹，整窑的木炭就会着火，化为灰烬。每逢出窑，张思德总是抢先进窑，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烧窑最怕窑内渗水，稍有不慎，轻则报废整窑的炭，重则炭窑崩塌。因此，天气一变，张思德就睡不着觉，生怕雨水顺着烟囱渗入窑内。有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立即穿上衣服，抄起铁锹，跑去检查了每一个炭窑，直到天快亮了，雨停了，他才回来。第二天，又照常上山出工。
炭烧好了，需要背下山，别人背一包，他总是背两包。送炭途中，由于路窄难走，他便在沿途修了许多高台，方便大家中途休息。
由于张思德以身作则，全班团结战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烧炭任务。烧炭结束后，他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2年秋，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了中央警卫团。张思德被分配到一连二排四班当战士。
1943年初夏，组织上决定调张思德到枣园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担任警卫工作。能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战士，他感到光荣、自豪，更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对领袖的爱倾注在工作中，好好当一名枣园哨兵。在枣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雨天换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岗，他总要多站一个时辰；碰上同志外出或生病，不等班长指派，他就主动要求去替补；赶上连里发戏票，他常常要让值勤的同志去，自己则代替同志值班。
1944年春，为响应组织上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来到安塞垦荒种地。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派有工作经验的张思德带队到安塞县石峡峪山中烧炭。
9月5日，天下着小雨，张思德带领班里的战士照旧上了山。砍树的砍树，挖窑的挖窑。张思德和战士小白负责挖一孔窑。
“小白，你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吗”
“听过。”
“我们烧好炭，回枣园，又能见到毛主席啦！”
“是呵！”
“要是见到毛主席也烤上我们烧的炭火，那该多高兴！”
快到中午时分，眼看一孔炭窑就要挖成了。为了保证质量，张思德又拿着小镢头开始修整窑壁。
正当张思德修整窑壁时，窑顶上突然掉下几片碎土。
“快出去，有危险！”张思德发现情况，大喊一声，随即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两米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小白在窑口被压住半截身子，张思德整个身体被埋在里面了。
“张思德！”小白焦急地大声叫喊。
班里的同志闻声赶来，当战友们把张思德从土中扒出来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张思德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战友的安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此时，他才29岁。
噩耗传到延安，多少人为失去这样一个好战士而痛心悲伤，多少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后沟西山脚下，为张思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黑色的布棚上方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横幅，棚子正中安放着张思德的遗像，两侧摆满了中央机关和战士们送的花圈。毛泽东送了花圈，并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
中央警卫团全体人员及各机关和群众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会上首先由警卫团政治部主任介绍了张思德的生平事迹。接着，毛泽东主席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
张思德同志牺牲在偏僻寂静的山林，然而他却闻名于世。他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他却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然而他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则是崇高的、永恒的！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中华大地。
五千里云天在望，一腔热泪为招魂——“四八”烈士
王若飞
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具有极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1922年6月，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1923年，王若飞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1925年3月回国后相继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等要职。
1931年，王若飞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的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同年11月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入狱。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若飞从始至终坚守着共产党的秘密，顽强不屈地维护着党组织。
敌人问王若飞：“你们有多少人，都在哪里？”
他回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蒙古草原，到处都有。要名单是不会给你们的，要审问嘛，随你们的便！”
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王若飞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归党的怀抱以后，王若飞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秘书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国共两党谈判。4月8日这天，王若飞一行人将结束重庆的谈判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的细节和成果。
秦邦宪
秦邦宪，也就是博古，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在1931年9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担任党中央总负责工作期间，他曾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能及时接受批评、教育，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这种品质是很可贵的。
秦邦宪曾这样反省自己的错误：“我是党内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带着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入党后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发展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勇敢面对，无惧无畏地去改正，终将得到大家的重新认可。秦邦宪对自己批评得深刻：“罪孽深重，百身莫赎。”秦邦宪狠下决心：“重新做起，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其后他的确脱胎换骨，并重新被党中央委以重任。1946年，秦邦宪受命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其间担任政协宪法起草委员会代表。4月8日，结束此次任务的秦邦宪并同王若飞等同志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
叶挺
叶挺，这位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著名军事将领，曾奋战沙场、屡建战功，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叶挺的一生经历坎坷，但他一直没有丧失对国家和党的忠贞。1927年，他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持有“左”倾思想的中央，错误地评判了广州起义的失败，并对叶挺予以纪律处分。一度失去党组织信任的叶挺，被派往苏联进行学习，后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漂泊海外十余年。
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叶挺毅然回国参加战斗。面对两大阵营，一个是曾经误解他的共产党，一个是承诺给他高官厚禄的国民党，叶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共产党的摇篮——延安的怀抱当中。对于叶挺的选择，毛泽东表示非常感动和欢迎。
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虽然很久没有与同志们奋战在一起了，但叶挺的心，始终与共产党人的荣辱兴衰连在一起，他始终盼望重新回到同志们当中。叶挺对大家倾诉心声：“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而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回到战争前线的叶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带领新四军迅速壮大，取得了惊人的战绩。然而，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总是百转千回。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当中，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八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
叶挺的军事能力始终令蒋介石称许，为了让叶挺归顺于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可谓费尽了脑汁。糖衣炮弹、囚禁施刑，可是，无论国民党如何软磨硬泡，也无法改变叶挺的政治立场。在漫无天日的牢狱生活中，叶挺坚守着崇高信条，昭示着他与敌人对抗到底的决心：“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
著名的《囚歌》，就是叶挺在这段煎熬岁月中写成的。这首诗，反映了叶挺这一伟大革命者血泪交融的内心呼声，为后人广泛传诵：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里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叶挺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在民众和各界人士的呼吁声中，叶挺在重庆被释放出狱。重获自由后，叶挺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归党，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去申请入党的电报。毛泽东在回电中对叶挺的革命忠诚予以高度肯定：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叶挺无比喜悦，乌云终于散去了，新征程即将开始。随后，送叶挺回延安的行程正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叶挺的夫人、儿女也赶到重庆，家人们终于团聚了。4月8日，叶挺一家将搭乘王若飞、秦邦宪乘坐的飞机，一同返回革命圣地——延安。
1946年4月8日的延安东关机场，一片欢腾。因为当天下午，从重庆出发的飞机将抵达这里，延安的人民群众很激动。届时，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们、叶挺将军及其家属，以及刚刚在重庆处理完工作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和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13位同志，将一同回到延安。
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也来到机场，等候着聆听重庆谈判的细节，迎接着即将久别重逢的叶挺将军和其他同行的同志。机上人员的家属们也来到机场，期盼着亲人的平安到达……
重庆那端，运送13位同志的C47型号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天气似乎并不适合飞行，天空中弥漫着雾气。但是，行程已定，机上的很多人员都背负着党组织交付的任务，天气没有大的异常，起飞时间自然是不能延误的。13位同志的心情都很激动，他们即将飞抵魂牵梦绕的延安，光荣地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迎接。
谈判代表们，终于结束了与敌人斡旋的日子，正急着向毛主席汇报在重庆的工作。
叶挺，终于脱离禁锢了自己五年的监狱，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并能够带着妻子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小儿子叶阿九与身在延安的大儿子团聚了。
老教育家黄齐生携孙子黄晓庄，在重庆慰问了“较场口事件”中的伤者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圆满地完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任务。
工人领袖邓发，此行将在延安作关于深入开展职工运动的汇报。
同机的还有协助谈判的八路军军官李少华、王若飞的随从魏万吉、秦邦宪的随从赵登竣、叶阿九的保姆高琼，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
……
但他们不知道，一场劫难即将发生。
当天下午两三点钟左右，13位同志乘坐的飞机遇到浓雾，飞机本打算返回西安，却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四八”空难的沉重消息迅速传向祖国大地，一时间，全国人民都陷入巨大的悲痛当中。各大新闻机构相继发表社论，对遇难逝世的同志予以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4月19日，是13位烈士的追悼大会。三万多名群众聚集在延安东关机场上，到处摆满了挽联和花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献上哀悼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绝不退缩！
周恩来总理的挽联这样写道：
黑茶山顶，延安河边，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