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部派佛教的发展(1/3)
第二次经典结集后，佛教分化为上座和大众两大部派，史称“根本分裂”。直至佛灭四百年为止（公元前后），两大部派又次第的分化，称为“枝末分裂”。从根本分裂到枝末分裂，在佛教史上称为“部派佛教”时期，这意味着佛教的发展处于部派林立的状况。此四百年间的佛教，在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等仁王护持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开始向国外传播，也使得三藏圣教更加丰富而完备。
佛教从原始的和合一味演变到部派林立，主要是由于佛教所处时空改变所致。佛教由恒河中、下游逐渐向外弘化，因各地的风俗、语言、师承等文化背景不同，在戒律和教义的因应调适上自然产生差异。而原有多闻、持律、头陀等根性差别者[1]，在距佛日遥后，经辗转传授、修习，彼此间的差异就更显著了，于是僧团开始分化。
第二次结集导因于东西方比丘在地域上的差距，而对“十事”的戒律看法不同所引起。东方毗舍离原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的地区，而西方则属婆罗门化区，思想自然趋于保守严谨。因此，第二次结集后，终究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佛教僧团分裂为：倾向严谨保守的西方上座部，与倾向开放进取的东方大众部二大派别。
上述“根本分裂”的原因乃南传佛教所载，北传佛教则主张发生于阿育王时代的“大天五事”之争才是主因。大天比丘对于阿罗
汉身心境界与修持证果提出五项新说：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2]。这是教义看法上的不同，结果支持大天的人数较多，组成大众部；反对的长老上座，组成上座部，并远移至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
根本分裂后，随着对戒律、教义见解的差异，两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约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展的主流转入大乘为止，此即所谓的“枝末分裂”。部派的总数，分化的过程、原因、年代和名称，南北传文献所记载各有不同[3]。或以创始者立名，或以其所处地点立名，或以主要教义立名。其中以大众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4]、经量部[5]最为兴盛。部派虽多，其分化系统可简化为：一味、二部、三系、四派。一般而言，以四派为主轴，而次第分化为二十部。如附图所示：
部派发展路线及其兴衰史，与印度诸王的佛教政策有密切关系。在阿育王召开第三次结集和派遣传道师弘化印度境内外后，上座部（分别说部）声望如日中天，甚至远播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等国[6]。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因“说一切有部”结集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因而在迦湿弥罗一带形成了领导地位。反之，弗沙密多罗王在中印度的毁佛法难，也使佛法中心转移至南方与北方[7]。
此外，三藏圣典方面，则有特殊的发展。各
部派因树立自家宗风，因此，不论律藏或经藏方面均各有传承。此二藏虽因自宗立场的不同而有增删的情况，然大体上与原始佛教时期的组织、体裁、内容相同。另外，具有独立体裁的论藏，则是在这一时期才完备[8]。故部派的特色，就三藏圣典来说，即在于“论藏”（音译为“阿毗达磨”）的发达。尤其各部派为彰显自宗的思想教义，遂直接促成阿毗达磨的研究学风，因此部派佛教又称“阿毗达磨佛教”。
现存各部派的阿毗达磨以上座部系为主，南方巴利文铜鍱部及北方说一切有部早期各有七部根本论[9]，尔后更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大作陆续问世。而大众部的根本论书称为“蜫勒”[10]，因未传译，今仅得《分别功德论》[11]。
部派佛教思想发展繁杂，但基本上仍以大众部和上座部为中心。大体而言，上座部重视原始经义的分别疏释，在现实生活上趋于学术理论化，尤其主流派说一切有部的学究气味太浓，致与人间脱节，后被大乘佛教贬为小乘者，原因即是在此。因此，在印度的上座部逐渐没落，锡兰（今斯里兰卡）所传的分别说部（铜鍱部）便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代表。相对的，大众部着重佛陀的根本精神，对于经法重于贯通古意，并且融入新知，而在现实生活上的修持则是要求人间化，因此，大众部终于发展成为大乘佛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