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朝鲜佛教概论(1/3)
公元4世纪左右，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24]，历经三国时代、高丽时代的王族拥护与朝鲜时代的崇儒排佛等转变过程，形成朝鲜的佛教特色，今日韩国已由保守的山林佛教逐渐走向现代化，落实人间的弘扬。
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朝鲜半岛，与民俗信仰相融，用以禳灾祈福，发展到6世纪初，已高僧辈出。高句丽的佛教于7世纪顷，因道教盛行而没落，但依然有几位中流砥柱的高僧。百济以律宗特盛[25]。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留华僧侣带回中土经论之学，三论、华严、法华、涅槃等教理已在此间弘传[26]。
新罗统一朝鲜时（668—935），正值中国大唐佛教全盛期，有义湘入华依止华严二祖智俨，三年后，返国弘传华严宗[27]；圆测少年留华，专学唯识[28]；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创建通度寺的慈藏律师亦曾入唐参学南山律宗三年[29]。另外，元晓自立华严宗，与义湘各成华严两派[30]。禅宗最晚传入，却发展快速，于新罗末期达于巅峰，逐渐形成禅门九山[31]：洪陟系的实相山派、道义系的迦智山派、梵日系的阇崛山派、慧彻系的桐里山派、无染系的圣住山派、哲鉴系的师子山派、道宪系的曦阳山派、玄昱系的凤林山派、利严系的须弥山派。新罗佛教初期依然充满王权贵族专属的色彩，在元晓等高僧的努力下，佛教开始流传民间[32]，也逐渐脱离中国的传承，树立朝鲜佛教独特的教学。
高丽时代（918—1392），正值外敌入侵与国家混乱的局势（契丹与蒙古相继来犯），佛教扮演“祈福禳灾，镇护邦国”的角色，深受王室尊崇。太祖广建寺院，办诸法会，以“十条训要”明示后代要信佛护教[33]。一时诸宗竞起，可谓禅、教并行的时代[34]。光宗王时，开启高丽文教的盛世，并设僧伽科举制度，授予僧阶，称“大选”或“佛选”，华严宗的均如亦深受其崇信。文宗王时，法相宗的韶显刊印窥基的章疏三百余卷，决凝为华严龙象，海麟为法相巨将，瑜伽大家鼎贤国师则历受成宗、显宗、德宗、文宗四帝礼遇。宣宗王（1084—1094）崇尚佛教，敕准普济寺贞双等之请求，令禅宗九山的僧侣比照进士制，三年一选。其后，大觉国师义天[35]力弘天台，至肃宗王六年（1101年），又开天台宗的僧选，此称“宗选”，原来兴盛的禅宗逐渐衰颓，影响整个高丽佛教界[36]。
高丽时代的佛教在宫廷流于禳灾祈福、权贵依附，而民间则注重实修真悟，淡泊出尘。朝鲜禅宗到了知讷禅师时（即佛日普照国师，1158—1210，约南宋高宗至宁宗时代），立曹溪山修禅社（即今“曹溪宗”的由来）中兴禅宗，其思想理论影响后世韩国佛教[37]。二世慧谌编辑古德法语课徒，并采用祝祷仪轨，形成高丽禅宗独具的特色。
朝鲜佛教以高丽王朝为黄金时代，其主要发展乃在禅宗。此一时期的著名禅师还有再兴高丽禅观的梵僧指空禅师、中峰国师的重法孙千熙国师、末期龙象慧勤禅师。此外，太古普愚和尚曾于1346年时入元，得中土临济禅宗付法，回高丽后，建圆融府统合九山，曹溪宗禅风披靡整个佛教界，后来被尊为现代韩国佛教之祖。
高丽灭亡后，朝鲜建国，推崇儒家，佛教因而备受压抑排斥。朝鲜历代皇帝（1392—1895）多采取反佛政策[38]，佛教诸师则力图振作，如无准己和撰《显正论》驳斥排佛论；临济西山休静曾率领义僧击退日本外患，大振禅风，今韩国僧众多属此法系。另有晦庵定慧著《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岩应允二人并称教禅两宗的大宗师。
朝鲜末年，佛教诸师的努力获得实质的重视，终于在1895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的禁令，不久于京师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佛教方得中兴。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京城佛教人士为了避免朝鲜佛教偏于禅教两宗，乃取圆修之义，于觉皇寺成立“圆宗宗务院”，并和日本曹洞宗缔结联盟；反对派则于1911年召集南部各寺共同在松广寺成立“临济宗宗务院”，尊太古普愚和尚为祖师。是年，日本政府发布法令，将朝鲜佛教分为三十个本山；翌年，日本当局以京城觉皇寺为中央布教堂，将朝鲜佛教称为“禅教两宗”。1925年，朝鲜佛教南北二派摆脱日本政府的监督，联合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作为中央统一的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佛教，不久将宗名改为“曹溪宗”，以太古寺为总本山。
朝鲜在日本统治结束后（1945年），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南方韩国因“事判僧与理判僧”的问题，历经数年争论，遂分出维护传统清净僧团的理判僧“曹溪宗”与事判僧“太古宗”。西风东渐后，韩国佛教宗派林立，在时代的需求下，日趋现代化。至1998年止，韩国已登记立案的佛教团体有五十四个，其中以曹溪宗、太古宗、天台宗、普门宗、真觉宗及圆佛教最具有代表性。
曹溪宗是今日韩国佛教界的代表，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拥有二十五个教区本寺及约二千多个布教堂，僧信二众都热心于弘法布教[39]。该宗在1990年成立韩国第一家佛教广播电台，1995年又成立佛教卫星电视台，逐步迈向佛教现代化的发展。
太古宗是净化运动后，由事判僧所组成的宗派。此宗以太古普遇国师为宗祖，保有传统的梵呗音乐，在奉元寺设有“灵山斋”保存会，其传人被列为国家的人间文化财。
战后的韩国天台宗成立于1966年，由上月圆觉法师在救仁寺所创立。救仁寺是一座可容纳万人的五层现代化建筑，采用现代化的布教方式，数年之间，信徒激增。又该宗位于釜山的三光寺、汉城的观门寺，建有韩国最大的会馆，经常举办大型活动。上月法师的新理念，旨在提倡：一、生活佛教；二、大众佛教；三、爱国佛教。
普门宗创立于1972年，以昙真国师为宗祖，创建普门寺为本山。该宗的特色是清一色比丘尼为主的道场，以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理念和观世音菩萨的救度思想为宗旨，除设置佛教专门讲院外，尚有养老院、育幼院、幼儿园，目前有三十六个分院，二百十二位比丘尼，信徒五万四千余人。
真觉宗为一密教的宗团，成立于1947年，供奉法身毗卢遮那佛，持诵六字真言，以现世净化和即身成佛为宗旨，圭祥大宗师为其宗祖。该宗很重视教育和社会福祉，其事业除了设立学校、养老院、育幼院，也设有出版社。
圆佛教是1913年在全罗南道产生的新宗派，创教者朴重彬奉《金刚经》为所依经典，以修行门（真空妙有）与信仰门（因果报应）为基本教义[40]。其最高境界便是“处处都是佛像，事事都是供佛”，究其意旨仍在禅，即“动静一如，处处都是禅，时时不离禅”。该宗以“〇”（圆）为表征，取代一般寺院的佛像。其意涵为一个无始无终的圆圈，象征法身佛，是宇宙万有的本源，诸佛诸圣的心印，一切众生的本性。其弘法事业包括设立学校、养老育幼机构、连锁医药局、出版社、金融业等[41]，集教化、教育、慈善为一体，致力于佛教的现代化、大众化及生活化，深具人间性格。
韩国的佛教已深入民间社会，普及各层面，借着佛教电影、佛教管弦乐团、佛教合唱团、佛教艺术展等各项媒界，引领社会大众提升生活境界。
【注解】
[1]公元9世纪，新罗王朝政变，当时群雄割据，于是在百济、高句丽的故土上又建立旧百济、高句丽的政权，与新罗再度鼎立，史称后三国。公元918年后，高句丽部将王建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后灭新罗及后百济，于936年统一朝鲜。
[2]第十五代枕流王元年（384年）时，梵僧摩罗难陀自我国（时东晋孝武帝在位）境内到百济弘传佛法，被迎入宫，礼敬备至。翌年，在汉山州创立佛寺，度僧十人。
[3]据《三国遗事》卷三所述，新罗第十九代讷祇王（417—457）时，沙门墨胡子从高句丽来到新罗弘法。
[4]惠慈是在高句丽婴阳王六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年（595年）至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
[5]慧灌曾在隋朝至中国的嘉祥寺从吉藏学三论，推古三十三年（625年，高句丽荣留王八年）东渡日本，任僧正一职，在元兴寺弘扬三论宗，被推为日本三论宗的始祖。另有昙征对日本文化的贡献也很大。
[6]荣留王七年（624年），在大臣盖苏文的游说之下，遣使向唐高祖上表请传道教。道士叔达等人
携《道德经》至高句丽，荣留王安顿他们在佛寺中。到了二十八代宝藏王时，由于国王的倡导，道教大盛，佛教衰颓，但国势也日危，终于在宝藏王二十七年灭亡。
[7]百济在公元3世纪兴起于半岛西南地区，以国小势弱，国都一再南移。其统治者曾借助南朝政权的势力对抗高句丽和新罗的攻击。由于这种关系以及地理位置的因素，中国南朝的思想文化通过水路传入百济，百济佛教亦受南朝影响较大。如圣王十九年（541年），曾遣使至梁迎回《涅槃经》等义疏，涅槃宗为当时中国南朝盛行的学派之一。
[8]谦益在圣王四年（526年）入印度，深攻律部，与倍达多三藏法师赍梵本阿毗昙及五部律归国，安于兴轮寺，与当时精通疏译的硕德二十八人共译出律部七十二卷，昙旭、惠仁则依之译出律疏三十六卷。因之，谦益被誉为百济律宗祖师。
[9]此为《上官圣德法王帝说》所载，时当日本钦明天皇七年（546年）。另有一说，据《日本书纪》载，是在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
[10]真兴王在位期间（540—575）大兴佛法，准许男女出家剃度，兴建皇龙、兴轮、祇园、实际等寺，派使者入梁朝迎请佛舍利和经典，为统理僧尼而仿照中国北朝僧官制度设国统、大都维那。南朝陈文帝派遣刘思及明观，致赠经论达一千七百余卷。由其开始，王室为祈祷国泰民安而举行讲经会，礼请僧人讲读《仁王般若经》等护国经典，并为战死将士举行佛教法会。晚年时，甚至与王妃一同祝发出家。
[11]圆光（532—630），曾至中国陈朝参学，师事成实论师僧旻的弟子，对《成实论》、《大涅槃经》颇有研究，在虎丘、长安讲《成实论》、《般若经》、《摄大乘论》，而为时人所重。新罗真平王闻名请其回国，尊之为师，常咨以军政事宜，他亦以佛法及忠君爱国之忱辅佐国政。慈藏，公元638年（唐贞观十年）与门人僧实等十余人入唐参学，贞观十七年回国，受到国王的欢迎，任管理僧尼事务的“大国统”一职，并常大开讲座，著有《观行法》一卷及诸经戒疏十余卷，思想以戒律、华严为主，新罗佛教在他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发展迅速。
[12]元晓（617—？），二十九岁于皇龙寺出家，原欲与义湘入唐，然途中忽然感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遂折回。国王曾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并讲授，著作丰富，重要者有《华严经疏》、《阿弥陀经疏》、《金刚三昧经论》、《大乘起信论疏》、《无量寿经宗要》，被称为海东（朝鲜）师，其所传华严宗也称海东宗、法性宗、芬皇宗。后高丽肃宗六年（1101年）谥号大圣和静国师。义湘（625—702），乃朝鲜华严学建立影响力最大者。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入唐住终南山，与后来创中国华严宗的法藏同学于智俨，深得华严妙旨。归国后，奉旨创浮石寺，弘传华严一乘教法。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华严十门看法观》、《入法界品钞记》等，括尽一乘枢要，门人极众。法藏曾来书信，并致赠著作，赞誉义湘归国后宣扬华严教义：“仰承上人归乡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网，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并尊义湘为“海东新罗大华严法师”，故后世尊师为海东华严宗的初祖。高丽肃宗谥以“圆教国师”之号。
[13]圆测（613—696），新罗（朝鲜）王族出身。十五岁游学长安，历事师法常、僧辩等。后从玄奘学《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在高宗武后期间，曾助译经，武后礼之为师，信崇逾恒，新罗遣使请归，武后不准。著有《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般若心经疏》、《因明正理门论疏》等，蔚为法相宗（慈恩系）的亚流。圆测虽未归国，但其学说对新罗法相一系的流传影响很大。继承其法系的新罗学僧弟子有道证、胜庄、慈善等，他们均为当世著名法相学僧。太贤，号青丘沙门，壮岁入唐，依西明寺道证学唯识，乃其嫡传弟子。著作甚多，撰有《成唯识论学记》、《起信论内义略探记》、《梵网经古迹记》等，不拘门户，力持平允，为世崇敬。后归国传慈恩之学，时人誉之为海东瑜伽祖。
[14]禅门九山中，一派传北宗禅，一派传南宗石头门下曹洞禅外，其他七派皆传马祖禅法。此九派为：实相山派、迦智山派、曦阳山派、桐里山派、凤林山派、圣住山派、阇崛山派、师子山派、须弥山派。
[15]太祖为使继其王位的后代诸王皆能以佛法治国安民，在二十六年（943年）订定十条训要，作为后世治国的龟鉴，此即闻名的“太祖训要”。其中第一条：“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梵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乃嘱咐信佛、事佛，依佛法治国安邦。
[16]朝鲜大藏经的雕印共有三次，都是在高丽王朝所开雕，因此称为《高丽大藏经》。显宗元年（1010年），契丹大举入侵，显宗为祈佛力加被，拯救国难，乃敕命开雕大藏经，后经德宗、靖宗，至文宗时雕造完毕。共五百七十函，五千一百二十四卷大藏经版，收藏在国都的符仁寺内。宣宗时，大觉义天国师又广集宋、辽、日的佛典章疏，完成《高丽续藏经》；高宗二十三年（1236年），蒙古兴兵入侵，《大藏经》、《续藏经》毁于战火。高宗为祈佛力护国，乃仿效显宗，发愿再雕刻《大藏经》，总计八万一千二百五十八版，即有名的“八万大藏经”，收藏于海印寺。1995年，《高丽大藏经》及海印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7]大觉义天禅师（1055—1101），乃高丽文宗的第四子。初学华严（圆融），旁通戒律、法相、涅槃、法性（三论）及禅宗，精研儒学，受封为“佑世僧统”。因感慨天台宗未能大事弘扬，于宣宗二年（1085年），率弟子等入宋求法，甚受神宗礼遇。先后参访佛印了元、慧林宗本、净源、慈辩、大觉怀琏等五十余硕德，广学华严、天台、律、禅等。在临回国时，特访天台山，拜智祖师塔，述发愿文：“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钱塘慈辩讲下承禀教规，他日还乡，尽命传扬。”及至携带经书千余卷归国，宣宗为其建寺，乃仿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亦称国清寺，天台教学乃广传高丽。其实天台学早在新罗时期即有法融等至唐师事天台六祖湛然而传入之说，唯传扬不广。高丽初期中国吴越王钱俶（948—978年在位）崇佛，因战乱，经籍焚毁，故遣使到日本和高丽请天台教籍，而义天入宋时，也传入华严教籍，此对宋代华严教学有重要贡献。
[18]智讷（1158—1210）所传曹溪宗，特别吸取华严、净土的教义，是将九山禅门集大成的禅宗宗派，倡顿悟渐修、禅教兼修。神宗元年（1198年），栖隐于智异山的无住庵，专修内观。一日，读《大慧语录》豁然大悟。神宗三年，于松广山吉祥寺结社，前后十一年广宣禅教。熙宗元年（1205年），改松广山定慧社为“曹溪山修禅社”，提倡先悟后修、定慧双修，成为朝鲜禅的根本道场（即今曹溪山松广寺）。曹溪宗一名是据李朝赵宗着所撰的《全罗南道升平曹溪山松广寺嗣院事迹碑》中载“借用山名，设曹溪，始兴南宗”，表示继承南宗禅六祖惠能的法脉，乃以其所居之曹溪山为宗名，故称曹溪宗。
[19]据《韩国宗教年鉴》载，1992年韩国已立案的三十六个佛教团体中，曹溪宗信徒人数仍冠于全国，且为居次位的太古宗人数的四倍多。不仅为今日韩国佛教界的代表，也是最具规模的传统宗教团体。其寺院组织分布全国，布教方式各有特色。
[20]公元1392年，高丽都统李成桂发动政变，废国王自立，迁都汉城，改回旧国号朝鲜，史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
[21]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因此日本“僧侣娶妻”的佛教对朝鲜佛教的影响很大，到了1950年代，曹溪宗内部的独身清修一派，与带有妻室的一派发生多次纠纷与争执，后来带妻僧派僧侣分离出去，另成立太古宗。
[22]新兴宗派有圆佛教、真觉宗、元晓宗、佛入宗等。
[23]圆佛教为韩国新兴宗教团体，1913年由朴重彬创立。1945年韩国独立后，始正式宣布使用“圆佛教”之名。该教以〇为其表征，取代一般寺庙的佛像。〇，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圆圈，为强调佛教自性本具万德的一种表象，并主张综合教化、教育、慈善等三者，建立具有生产性与自立性的经济
基础的宗教。
[24]据《三国史记》卷十八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中国前秦王苻坚派遣使臣及华僧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四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令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这是朝鲜佛寺之始。百济第十五代的枕流王即位时（384年），天竺僧摩罗难陀自中国（东晋孝武帝时代）来化。新罗则自高句丽接受了佛教，但直至法兴王二十三年（536年），才受到公认，兴隆三宝。
[25]百济的谦益法师赴印度求法，归国后（公元526年），译出律部七十二卷，为百济律宗之祖。同时昙旭与惠仁法师亦著律疏三十六卷献于王朝，足见律宗在百济的盛行。
[26]三论宗于三国时代传入日本，且高句丽僧朗入华成为中国三论宗的三祖，足见此宗亦广弘于新罗。玄光于南朝陈入中国求法，从南岳慧思受业，证法华三昧，返国后，大弘天台教观，受到相当的重视。圆光亦于陈代游学中国，精通涅槃、成实、摄论等学。此外，武烈王时代（654—660），普德和尚依《涅槃经》，以景福寺为根本道场而开涅槃宗，元晓、义湘、憬兴、义寂、大贤等，亦为弘传此经硕德。
[27]义湘回国后，以浮石寺为本山，讲授华严，门徒三千，称为“浮石宗”。其中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愿、能仁、义寂等十人，被尊为湘门十德。尚有毗摩罗寺、海印寺、玉泉寺、华严寺等，计称华严十刹，可见教势之大。
[28]新罗的法相宗传承如下：唐玄奘—圆测—道证—大贤，为佛教学上的一大系统，颇具影响力。该宗于景德王六年（747年），真表律师以金山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以弥勒菩萨为本尊佛，并建立戒法与占察法并行的宗门，其再传门人心地王师则以桐华寺为中心，做种种布教活动。
[29]慈藏律师在梁州创建通度寺，建金刚戒坛，立教开宗。善德女王五年（唐贞观十年，636年），慈藏率门徒僧实等入唐习律，止于终南山云际寺，三年后，归国住芬皇寺，弘讲律学及华严。
[30]元晓与义湘原相约至中国求法，途中夜宿山洞，暗中饮洞中积水，甚觉甘美，翌日方见积水中的骷髅，令他作呕难忍，由此悟“三界唯心”之理，遂终止求法之行，以芬皇寺为根本道场，建立华严宗，称“海东宗”，又称“芬皇宗”。
[31]最早将禅宗传入朝鲜的是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原为新罗人的法朗入华留学，回国后（新罗善德王时期），传授禅宗四祖道信的心要，其徒信行复入华求法，返国后，属宏传北宗禅法。其后道义亦入华嗣智藏（马祖道一的门人）心法，归国后（812年），欲兴南宗禅而因缘不具，此后再传弟子普照（体澄）乃大兴其宗风，形成“迦智山派”，列为朝鲜禅宗的九山之一。与道义同门的洪陟归国（817年）后，在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弘扬禅法，称“实相山派”，是朝鲜佛教“禅门九山”的滥觞。831年，惠哲禅师自唐返国，与门人道诜、如禅等形成“桐里山派”。845年，无染禅师留华二十余年后归国，住圣山寺，门下二千人，成“圣住山”一系。朝鲜禅门九山的成立多源于留华僧，如唐武宗会昌年间归去的梵日禅师门下，形成“阇崛山派”。唐敬宗宝历元年入华的道允，其弟子折中成“师子山”一派。以上所传，多为中国禅宗马祖一脉，法朗系下所出的智诜，其弟子所成的“曦阳山”一派，则传承自四祖道信法脉。又唐文宗开成二年返国的玄昱，传审希，其后代弟子形成“凤林山”一派。新罗将亡之际，于唐昭宗天佑二年返国的迥微及后梁开平二年归国的庆猷二人，俱传曹洞宗，与当时同门的高丽僧利严和丽严，并称为东海四无畏大士。利严禅师的门下在高丽形成了九山的最后一派“须弥山派”。
[32]元晓主张佛陀教法无有优劣，进而将专属权贵的佛教推展至民间，为了自利利他的宗旨，情愿被指为堕落僧、破戒僧，也要实践宗教在人间的弘法信念。此外，惠宿、惠空、大安等，也是推展佛教平民化的高僧。
[33]太祖为了使后代继嗣诸王都能依循佛法治国安民，乃定“十条训要”，作为后世治国的龟鉴。太祖训要第一条，强调信佛、事佛：“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梵修，使之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院，争相换夺，切宜忌之。”因此奉佛的观念深植高丽王室，僧侣、寺院受到国家的重视与护持。
[34]南山律宗虽早在唐代时传入，然而至高丽太祖十八年（公元935年）始于开城兴建开国寺，以为南山律宗的本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文宗的王子义天来华，从元照习律，归国后，数度开讲《行事钞》。至高丽朝末年，律宗之流传皆为单独一宗之行。朝鲜太宗七年（1407年），南山与总持（真言）二宗合称为总南宗。世宗六年时（1424年）又废诸宗之别，仅余禅教二宗，而将总南宗摄于禅宗，其后律学乃渐次衰微。禅宗有王师智宗（930—1018）、道锋慧短国师皆曾入华，于永明延寿大师处得心印，返国力弘禅法。德宗王时（1032年）的法镜、靖宗王时（1042年）的广廊，皆是一代禅僧。
[35]义天乃高丽文宗王的第四子，十一岁出家，后慨叹天台宗未能确立宗派，遂于二十八岁（宣宗王二年，1085年）入宋求法十四个月，承宋哲宗两次接见，并参访各宗名德五十余人，携佛典一千卷归国，受到高丽朝野盛大的欢迎。义天于肃宗王二年（1097年）入开城国清寺弘讲天台教学，其后置台宗大选，确立天台宗的地位。师学富五车，德化四方，奏请自宋、辽、日本购买佛典，刊行了一千零十四部四千七百四十余卷，对高丽佛教的影响深远。
[36]高丽佛教在天台宗尚未创立之前，计分五教九山，即华严、法相、戒律、法性（三论）、涅槃五宗及禅门九派。天台宗被视为禅门一宗，故成五教两宗，禅门九山因而统称曹溪宗。五宗在此次宗派正名的因缘下，分别改为华严、中道（法性）、慈恩（法相）、南山（戒律）及始兴（涅槃）。
[37]知讷禅师研读《六祖坛经》、《大慧语录》，无师自悟，续研藏经，旁引华严思想，著作《真心直说》、《修心诀》、《圆顿成佛论》、《看话决疑论》等。师主张顿悟、渐修二门，悟自心本来是佛，修自身渐成佛果。更说十种念佛：戒身念佛、戒口念佛、戒意念佛、动忆念佛、静忆念佛、语持念佛、默持念佛、观想念佛、无心念佛、真如念佛。十种念佛（渐修）发自一念真觉（顿悟），彰显禅观、念佛相即不二的真理。
[38]朝鲜从第三代的太宗（1401—1418）开始排佛，其措施包括：减少寺额（全国仅剩二百四十座寺刹）；令沙门还俗；寺刹土田尽量收归国有；原分配于寺院中的奴隶收为军丁；度牒管制；废除王师、国师等封誉；降低僧侣待遇等。到了第四代世宗（1424年），下令“释氏之道惟禅教两宗”，全国寺刹只剩禅宗十八座、教宗八座寺院；更禁止僧侣随意在京城内出入，严格规定度僧制度。世宗晚年回心转意，成为一位奉佛敬僧的君主，其后诸王并未过分压制佛教，甚或适时护法，尤其是朝鲜世祖崇敬三宝，积极复兴佛教，被誉为挽救朝鲜佛教而降世的五百罗汉之一。李朝十一代的燕山君，大举毁佛，焚废教禅两宗的首刹，佛教宗务大乱。其后，王室持续排佛政策，僧侣沦为宫廷家奴，僧纪颓败。佛教能在朝鲜时代保持法脉，多因宫内后妃崇佛护教，得方衰再兴。
[39]汉城的曹溪寺、奉恩寺、道赞寺是本宗著名的传统寺院；著名的现代化寺院则有佛光寺、九龙寺、能仁禅院等。曹溪宗在全国各地有三千多名在家布教师。由曹溪宗创办的教育机构有东国大学、东国大学庆州分校、中央僧伽大学、国小、中学、高中等，并在全国各大都市设立佛教教养大学，培养国际布教师，举办巡回演讲等。
[40]圆佛教在修行门上，立精神修养、事理研究、作业取舍等三学；在信仰门上，首重天地恩、父母恩、同胞恩、法律恩等四恩。朴重彬大宗师提倡“动静一如，灵肉双全”、“佛法是生活，生活是佛法”，以三学为自我的修持，以四恩为待人处事的规范，果能依此实践，便是供佛、作佛事。
[41]圆佛教的事业包括：设立圆光大学、专门大学、七所中学、一百多所幼儿园、十六所养老院和育幼院以及精神疗养院、六所医院、八所中药房，此外还有出版社、制药厂、农场、金融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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