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日本佛教概论(1/3)

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经百济传日本[29],初期的弘扬以圣德太子(574—622)为最大功臣,他定佛教为国教,并在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规定全民“笃敬三宝”,说明佛教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础。此后,日本留学僧陆续至中国求法,将中国佛教的思想传承、宗派教说、修行方法等引进本,逐渐演变成日本特有的宗派佛教思想。今就日本几个重要宗派一一简介如下:

一、南都六宗

奈良时代(645—794),佛教主要的宗派有六家,即:三论、法相、成实、俱舍、律宗及华严。

三论宗初祖为高句丽僧慧灌,于元兴寺大弘三论(625年),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其后智藏曾投中国嘉祥门下,道慈亦入中土兼学六宗,分别为二祖、三祖。

其后,法相宗取代三论宗的盛世,人才辈出,与后来的天台、真言宗,鼎足而立。俱舍宗多依于法相宗,初传在公元653年元兴寺僧道昭入唐,跟随玄奘大师习法相教义,回国后,广弘法相宗义。二传是在公元658年由智通、智达传入,至玄防入唐回日本后,法相宗盛行,学僧辈出,以兴福寺、元兴寺为根本道场。

华严宗发轫于公元736年,唐代道璇携华严章疏至日本,圣武天皇极推崇华严[30]。之后,此宗一度衰落。镰仓时代,高辨与凝然为复兴华严的两位巨匠。高辨融和华严与密宗的教学,被尊为严密之祖。凝然精通各宗教义,尤为华严集大成者,宇多天皇曾从师受菩萨戒,赐封为国师,可谓华严中兴之祖。德川时代的凤潭以天台解释华严,识见雄大,为华严宗开创新局。

律宗初传于公元588年,僧尼善信等至百济受戒,回国后,驻锡樱井寺。天武天皇时,道光奉敕入唐学律,至唐代道叡携律本赴日,讲《行事抄》,戒律思想始为流布,是为第二传。唐代鉴真大师自华东渡[31],传授菩萨戒与三坛大戒,以唐招提寺为本寺,始为日本佛教戒法的确立。律宗曾一度衰微,镰仓时代,俊芿以京都为中心,提倡北京律[32],颇受敬重。

二、天台宗

最澄为日本天台宗始祖,曾从中国天台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法,返日后,于比叡山融和禅、密、戒、圆,开创四宗融合的总合佛教——日本天台宗(806年)[33]。最澄弟子圆仁亦赴唐学天台与密法,至其弟子安然集大成,此时日本天台宗已极度密教化,称为“台密”[34]。台密系统传至后世,总计有十三流派,对日本佛教影响颇大。

三、真言宗

真言宗以空海为开祖,因特重念诵真言得名。空海入唐(公元805年),从惠果学密,返日后,不久受赐高野山,乃建金刚峰寺及京都东寺为此宗根本道场,后人称其所传密教为“东密”。9世纪时,真言宗开始分裂成派,至室町时代已分枝成七十余派。

四、禅宗

奈良时期禅风已自大唐传入日本,先后成立临济、曹洞、黄檗三大宗派。

镰仓时代,荣西入宋求法,得临济心印[35],后来于京都开创建仁寺,融合天台、密、禅三宗开立临济宗,受到镰仓幕府的信任,后人尊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临济流传至南北朝室町时代,深受幕府大臣尊崇,认为是完成武士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禅的思想遂深入日本人的生活,与茶道、花道、书法、剑道等,水乳交融,自成一格。室町时代后期以梦窗疏石为主的五山派,是当时禅宗的主流派,受足利尊氏庇护,于京都开创天龙寺,有门徒千人,是五山文学最盛期。梦窗、大灯、一休等为大将,五山十刹法脉欣荣,至今临济宗有六千余所寺院。

日本曹洞宗创始人为道元禅师,尝从荣西弟子明全学禅,后入宋,于天童山曹洞宗如净禅师门下得法。返日后,创建永平寺,提倡只管打坐,是为“曹洞宗”[36]。1507年后,柏原安天皇敕额永平寺为曹洞宗的总本山。1589年,由莹山绍瑾所创的总持寺也被钦定为曹洞宗的总本山。因吸收民间流行的祈祷仪式,积极传教,曹洞宗因而大盛,成为日本最大宗派之一,有寺院一万四千七百余所。

黄檗宗与临济、曹洞合称日本禅门三足,系由明末中国僧人隐元隆琦融和禅净,成立于江户时代[37]。此宗以黄檗山万福寺为道场,历任住持皆为中国赴日弘化的高僧,近代才由日本僧人住持。万福寺乃中国式的建筑,道场以汉音诵经,法会与修行方式仍保留明代风格。此宗铁眼道光编《铁眼版大藏经》,对日本文化有极大的贡献。

五、净土宗

平安末期(12世纪),社会动**不安,人民始有向往他方净土的思想产生[38]。空也于民间提倡念佛法门,以称念佛号为主,净土乃成为普遍信仰。空也之后,天台宗系的良忍创“融通念佛宗”,为净土信仰开辟新局。

镰仓时代,法然依中国善导《观经疏》,以平安的东山为据点,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净土于焉成立为宗[39]。由于战乱频仍,念佛法门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后,其门下弟子各立其派[40],其中又衍出一遍上人所创立的“时宗”[41],风行一时。法然的净土宗系至今仍为日本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大小寺院有七千余所,对日本佛教影响颇大。

六、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是藉由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期以往生成佛的教说。开祖为亲鸾,强调念佛以信心为本,一念决定往生[42]。此宗以无戒无律为宗规,僧俗一同。亲鸾本人与相国之女成婚,首开日僧娶妻食肉之风,由于传教平易,故发展迅速。

本宗至亲鸾的曾孙觉如,正式以本愿寺为大本山,至室町时代第八世莲如,教势蓬勃发展[43]。江户时代后,分为十派[44],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七、日莲宗

日莲宗异于日本传统佛教,为日莲所创立[45]。本宗以《法华经·无量寿品》为中心,主张“妙法莲华经”五字为佛教精髓,凡诵持者,即便是恶人,亦可成佛,又称“法华宗”。日莲后,本宗相继分门立派,至明治时代,在家佛教运动盛行,由日莲信仰又形成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佛所护念会及灵友会等新兴宗教[46]。

综观日本佛教,教理上多源自中国宗派而发展,然在修行实践上则趋于易行及通俗化,如真言宗、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之盛行。20世纪后,日本佛教各大宗派更各自发展法会祝祷、办学教育、社会慈善、学术研究等,佛教事业欣欣向荣,尤以佛学研究堪称代表。从另一方面言,日本佛教有在家化的倾向,至今各宗虽传戒法(一日即成),但三坛大戒早已废绝,寺院僧侣多娶妻生子,和传统佛教的持戒严谨大有不同。

【注解】

[1]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受肯定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546年)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佛像、经论。日本各界面对佛教的传来,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认为佛是“他国神”,是“蕃神”,唯恐引致国神之怒,而将佛视为灾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苏我氏,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而苏我氏崇佛与物部氏反佛的信仰之争,除引发佛究竟为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外,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立场。

[2]日本佛教发展的分期不甚相同,今所列参照《佛教·教史·日本佛教简史》。

[3]圣德太子(574—622),推古天皇元年(593年)开始摄政,为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隋朝时曾派遣留学生至我国。太子大力提倡佛教,重大功绩如下:(一)开讲佛经并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二)礼遇高僧,拜惠慈法师为师;(三)制定宪法笃敬三宝;(四)设置僧官及颁布僧尼令;(五)遣使入隋,求取经论;(六)兴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广隆寺、法兴寺等,并铸造佛像;(七)设立悲田院、敬田院,从事佛教救济事业。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圣德太子一生,对日本佛教传播及发展,居重要地位,不只奠定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及儒学成为日本思想文化重要的部分,史称“日本佛教之祖”,深受日入敬重。

[4]鉴真大师(687—763),为唐代高僧。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叡、普照等来唐留学,请师东渡弘传律法。师虽五次东渡未果,其间颠沛长达十一年之久。后虽双目失明,仍不稍减其赴日之志。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复请师东渡,是为第六次启航,抵日,受到日本朝野举国的崇敬,圣武天皇敕封为“传灯大师”,并请师在东大寺开戒坛

,天皇亲自登坛受菩萨戒,并率皇后、太子等共五百多人受戒,是为日本佛教戒法的滥觞。师携往日本的大量佛教经像、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建筑皆有相当贡献。

[5]圣武天皇(724—749)与皇后(光明皇后)皆虔信佛教。圣武天皇以华严思想实现政教合一的理想,明显表现在东大寺及国分寺的兴建上。圣武天皇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作为中心的附属,这些国分寺都有封户和土地,僧众必须定期诵戒,及读诵《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护国经》等护国经典,藉僧尼的修持,达到护国的目的。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设有佛教组织体系。

[6]奈良六宗又称南都六宗:(一)三论宗,系由高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年),由高丽僧慧灌(吉藏的弟子)传入,成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二祖智藏,三传道慈,并创法系为“大安寺流派”。智藏传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流派”。大致说来,奈良之前系以三论宗为佛学主流,而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期,三论宗渐趋式微。(二)法相宗,有四传:初传为道昭(曾师事玄奘),携回舍利及佛经,安置于法兴寺东南建禅院。二传为智通、智达,亦曾入唐师事玄奘及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又称“飞鸟传”。三传是智风、智鸾、智雄。四传为玄昉,曾入唐从慧沼弟子智周学法相,后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御笠传”。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三)律宗,有三传:初传为汉人司马达之女善信尼(曾驻锡于百济樱井寺),二传为唐僧道叡,三传为鉴真大师,然前二位皆未传戒法,直至鉴真大师才筑坛授戒,史称“日本律宗始祖”。后以唐招提寺为律宗本寺。其后此宗渐次式微,至实范、觉盛、叡尊等人相继而出,律宗才又复兴。(四)华严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璇传入华严章疏,后由高丽僧审祥法师开讲晋译《六十华严》。审祥曾入唐从法藏大师受学,后宣扬华严思想,日本即尊审祥为初祖,良辨(曾受学道璇)为二祖,良辨弟子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由于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因此当时的华严实有帝王宗教之势。(五)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中国或日本,仅为一学派,正确传入日本时代不可考,一般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道场。(六)成实宗,系依《成实论》得名,惟实际上并未成立宗派,仅附属于三论宗之下。

[7]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前期的圣德太子及此期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不少佛教诗歌。而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不断的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保存有当时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像、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可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和书道文化也很有贡献。

[8]最澄(767—822),又称“传教大师”。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与空海同行入唐,从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天台教义,从天台山翛然受牛头禅,并从道邃受大乘菩萨戒,后又从顺晓受密法。翌年返日,于比叡山建立道场,盛弘天台义理,兼传密宗和大乘戒法,创日本天台宗。最澄所创的日本天台宗,将天台、密、禅、律四宗融和为一,倡“圆密一致”、“四宗合一”,称为“台密”。

[9]空海(774—835),又称“弘法大师”、“高野大师”。延历二十三年入唐,从青龙寺惠果阿阇梨受传法灌顶,密号遍照金刚,成为最早受习真言教学的日本僧人。日本大同元年(公元806年)返日,后建高野山金刚峰寺及平安东寺为永久道场,创日本真言宗。天长五年(828年),创建综艺种智院,教授道俗弟子诸学,确立密宗教学,该院亦为日本最早私立学校,后人称空海所传密宗为“东密”。

[10]即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与天台及真言两宗合称“二宗八家”。

[11]由于政治的纷乱,寺院生活趋于世俗化,僧兵亦有暴乱的现象,因此出现末法思想。

[12]念佛往生派,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在镰仓时期发展隆盛,念佛宗的创始人是天台宗系的良忍。此“念佛思想”在奈良时代即有弘扬,但成为民间大众化信仰,则是空也上人的大力提倡。良忍的弟子源信撰有《往生要集》,将有关净土教义的一百六十多部经典编列在一起,有系统的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镰仓净土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另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13]平安时代也有净土思想的盛行,但仍附属于他宗的地位,直到法然上人(1133—1212)时,净土宗方告独立,是为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上人因读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及源信的《往生要集》而归命念佛,他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称名念佛。由于简单易行,便迅速扩展开来,但为当时保守教徒所非议。法然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门下弟子很多,并各自成派立宗,其中亲鸾开出净土真宗,一遍开出时宗,迄今仍为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可见法然对日本佛教影响之大。

[14]荣西禅师于仁安三年(1168年)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文治三年(1187年)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学习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建久二年(1191年)归国,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德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后世尊其为日本禅宗开山祖师。他主张天台、真言皆是禅者应学之教,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特色的临济宗。又因师精通饮茶养生法,撰有《吃茶养生记》,为日本茶道的肇始。

[15]镰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批评最强烈。另法相宗的贞庆,对法然的专修念佛亦采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

[16]南都华严宗僧明惠(1173—1232)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后不能认同,因此严加批驳。代表其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

[17]亲鸾所创净土真宗,以弘扬弥陀真实教义而立名,以一心一向归命阿弥陀佛为宗旨,故称一向宗。其以净土三经及《十住毗婆沙论》、《净土论》为根本经典,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一书,而立“教信行证”四法的教义。法然主张以念佛为主,亲鸾则强调以信心为本的他力往生说,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即可仗佛力往生。又已得信心者,必住于正定聚,而与如来相等不二。亲鸾认为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至亲鸾的曾孙觉如,正式以本愿寺为真宗大本山,第八世莲如,教势蓬勃发展,惟彼时德川家康忌惮本愿寺势力过盛,故于庆长七年(1602年)将本愿寺分为东西两寺,即今之两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称本愿寺派,东本愿寺称大谷派)。此外,亲鸾门叶繁荣,流派渐次分立,总称真宗十派。

[18]道元(1200—1253)二十三岁入宋求法,遍参禅宗诸师,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之风),并得印可。归返日本后,创建永平寺,大扬曹洞禅,永平寺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道元所传的禅风主张“修证一如”,亦即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故提倡“只管打坐”的实践法门。

[19]奉《法华经》为唯一佛教经典。认为《法华经》是一切经的耳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藉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即可感得常寂光净土,此即为该宗唱题成佛的特色。日莲另著有《立正安国论》,表其确立正法(《法华经》),以消除天灾人祸,进而安定国家。因此,日莲宗的教义不仅限于个人救济,更重于救济社会及国家。然有强烈的排他性,也因而引起其他宗派的不满。

[20]一遍所创时宗,取名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其传教方式为“踊跃念佛”。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须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主张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如能一心不乱念佛,死后即可往生。

[21]禅宗初传入

日本时,与当时的武士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培养的方法,所以禅门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也增长禅宗的盛行。

[22]“五山文学”,时当宋僧一山一宁赴日的镰仓末期开始,至室町时代,活跃于日本文坛而以五山为中心的文学。在镰仓时代,中国高僧赴日以及日本学问僧的入宋不绝于途,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其中以日本正安元年(1299年),一山一宁赴日后,掀起风潮,其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期,开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23]梦窗国师,临济宗僧。为宇多天皇后裔。九岁即通学内外典籍。后悟佛法本非义学,乃参禅于一山一宁、高峰显日诸师。正中二年(1325年),应后醍醐天皇的召请,住于京都南禅寺、镰仓圆觉寺,大扬禅风。其法系并非单纯的禅风,尚带有密教色彩,形成梦窗派(一称嵯峨门派),嗣法弟子五十余人。

[24]大灯国师,即宗峰妙超(1282—1337),临济宗僧。十一岁出家,嘉元三年(1305年)后,参学于南浦绍明,后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园天皇及后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号兴禅大灯国师、高照正灯国师。建武中兴时,受封为无双禅苑宸翰,推为五山第一。

[25]是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净财的募化、新寺的建设等对寺院制约所设立的法令规章。德川氏先后颁布比叡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将佛教纳入他的封建政权体系中。

[26]是将全国每个国民都归属在寺院中,每人选择一宗的一寺,并自为檀那,负有维持寺院的费用开支及寺院住众生活的责任。反之,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权,凡檀那家遇结婚、生产、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属寺院开立证明。其实建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为肃清基督教的势力。

[27]为防制外来文化思想,具体表现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神道应时复兴,尤在江户末期,神道教于政治上的需要较宗教上的需要更为殷切,而成为当时政教混合的主流。

[28]因受日本“本地垂迹说”,揭示神祇为佛陀所化现,因此各种神祇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视为佛菩萨的变化身,故而推论神祇即佛陀,神佛一体。因此,佛教已经成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体系之内,方有尔后“神佛分离令”的实施。明治元年,朝廷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恢复任命神祇官,全国神社与佛教分家,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像及禁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中着僧服的神职人员恢复神职服饰,神社自行独立,脱离佛教系统。

[29]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人司马达等,由朝鲜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结草庵,供奉佛像,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的时代。

[30]圣武天皇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

[31]唐僧鉴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师所弘律宗以《四分律》为主要思想。

[32]俊芿入宋学律,返国后,以京都为弘传中心,相对于南都奈良的东大寺、唐招提寺(南京律),称京都的律宗为“北京律”。

[33]最澄返日前,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归国后,师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获准。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终于嵯峨天皇十三年(822年)获得敕准,日本佛教界开始实施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正式成立,深深影响日本佛教。

[34]天台宗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进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为镰仓佛教的思想重镇,而且平安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为中心。最澄至大唐虽仅八个月,但接受天台荆溪的传承,又接受开元寺灵光和龙兴寺顺晓的密法传承,于850年在高雄山寺开密宗灌顶坛场,此为日本灌顶之始。

[35]日本临济宗的创立者明庵荣西,第一次入宋返日,携回天台宗新章疏六十余部,并将茶种传入日本。第二次入宋,从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嫡孙虚庵怀敞禅师学禅,深得临济心印,并受中国朝廷封为“千光法师”。建久二年(1191年),荣西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德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

[36]道元禅师绍承中国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并主张修证一如,认为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

[37]日本南北朝战国的室町时代,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其后,德川家康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1600年)在江户(今东京)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1868年),称为“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对外采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有适度的开放,于是居留在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乃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隐元隆琦禅师便在此一背景下,受邀到日本传教。隐元禅师属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全同,乃以其在中国黄檗山所居万福寺为寺名,开创日本黄檗宗。

[38]最澄的弟子圆仁(794—864)入唐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39]法然以中国善导大师的念佛理论为基础,谓以本愿自力为始,弥陀他力为依归,主张末法时代,世人应当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乃大力提倡称名念佛。

[40]计有辨长的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流、长西的九品寺流、幸西的倡导一念义及亲鸾的净土真宗等。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室町时代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41]出身西山派的一遍(1239—1289)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佛号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死后就可往生净土。他提倡修行人应舍弃一切世俗的愿望,乃至经典,只要一心念佛,有“舍圣”、“游行上人”的尊称。

[42]亲鸾为法然的弟子,著作《教行信证》,阐述净土真宗的教义。他认为一念决定往生,这一念信得自弥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报答阿弥陀佛恩德的行为。晚年,他更主张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住于正定聚,与佛等同无异,乃绝对的他力往生信仰。

[43]净土真宗在室町时代拥有许多农民信徒,并有强大的僧兵集团。

[44]除了东本愿寺(大谷派)、西本愿寺(本愿寺派),还有高田派、佛光寺派、兴正寺派、木边派、三门徒派、山元派、诚照寺派、出云路派,与前二派,总称真宗十派。

[45]镰仓末期,到处天灾地变,饥馑瘟疫,日莲便是此一时代的人物。他本出身渔家,一生惨遭法难的影响,在一次次的流配当中,逐渐开展出独特的思想。日莲在所著《观心本尊钞》中主张观心(众生)与本尊(佛)本是一体。其中,本尊乃指《法华经》中所说久远成佛的释迦。《法华经》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核心,末法众生唯有借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方能证悟。

[46]创价学会为日莲宗在家信徒团体,于1937年举行成立大会。初创会时只有六十余人,到1981年,已有会员近八百万户。灵友会由日莲宗信徒久保角太郎创立。其自幼受国柱会纯正日莲主义与法华行者西田俊藏“佛所护念”教法的影响甚深。大正九年(1920年),与户次贞雄等人共组“灵友会”。所谓“灵友”,意谓连结自己之灵与第三界之万灵,将《法华经》的信仰与祭祖的习俗相结合,并谓体现佛智的“菩萨之法”即教人供养祖先;供养祖先之灵,亦即供养三界万灵,使“神、佛、灵”三者合一,凭借虔诚的信仰,三者相互感应而产生灵验。该会系以信奉法华、供养祖先为其基础教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自该会分出的新兴教团颇多。立正佼成会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由长沼妙佼和庭野日敬脱离灵友会而创立,始称立正交成会,乃取“立于正法,与人交往,成就佛果”之意。1960年为纪念长沼妙佼,遂改今名。该会以《法华经》为基本教义,释尊为本尊,以实现常寂光土(佛国)为目的。强调祭祀祖先,信奉神佛,祈求庇佑,相信九字、方位、六曜、七神等方术,颇受佛教、神道和民俗信仰的影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