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佛教宗派外人物(1/3)
佛陀入灭后，佛弟子将佛陀的言教发扬光大，由于时代背景及个人研究的差异，而有宗派的区别。由于宗派的发达，佛法更能应机，广为流传，除了本册各宗各派所提及的祖师大德外，还有许多对佛教发展相当有贡献或于教史上堪称代表的人物，在本文中一一点出，以补阙漏。
印度本土有付法藏第一祖大迦叶尊者。智慧第一，慑服外道[9]的舍利弗尊者。承教启经，结集法典的阿难尊者。筹建祇园精舍，宣扬布施法门的须达长者。矢志出家，坚持佛道的大爱道比丘尼[10]。十大愿心，教化童男童女的胜鬘夫人[11]。佛化家庭，六度摄众的维摩诘居士[12]。遣使弘教，法敕传世的阿育王[13]。保护佛教，结集法典的迦腻色迦王。文艺度众，造论始祖的马鸣菩萨[14]。
始传中国有：最早来到中国的中印度竺法兰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首传止观经论的安世高[15]。第一位在我国翻译及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支娄迦谶[16]。翻译《无量寿经》的支谦。中国佛教梵呗之祖陈思王曹植。第一位兼有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翻译家康僧会[17]。中国僧侣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广译大乘经典的竺法护[18]。神异伏暴的佛图澄。有部论典大家僧伽提婆。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大师[19]。著作中国古代第一部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旅游参访记录的法显法师[20]。倡导“佛性论”，创“顿悟成佛”、“阐提成佛”之说的道生法师[21]。翻译《大般涅槃经》的昙无谶[22]。复兴北魏佛教，建设云冈石窟的昙曜法师[23]。翻译《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24]。编著《弘明集》、《出三藏记集》的僧祐法师。地论宗之祖菩提流支[25]。四次舍身为奴的皇帝菩萨梁武帝[26]。树立后世高僧传记体例典范的慧皎法师。我国佛教传译史上的泰斗真谛大师[27]。
隋唐以后有：三阶教主信行法师[28]。刻经护教的静琬法师[29]。著作《破邪论》、《辩正论》，挽回佛教厄运的法琳法师[30]。长于法相因明的圆测法师。东塔律宗创始人怀素律师[31]。唐代译经之雄菩提流志。唐代西行求法译经家义净法师[32]。译经三藏实叉难陀。以法为乐，送子出家的裴休宰相。宋代天台宗山外派名僧智圆法师[33]。明未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莲池、蕅益大师。
近代大德有：晚清刻经弘法的杨仁山[34]。擅长诗文绘画的曼殊法师[35]。爱国僧人八指头陀[36]。弘扬佛法，《仁学》救世的谭嗣同[37]。佛学治国的国学大家章太炎[38]。专研法相瑜伽的欧阳竟无。著作佛书，教化社会的梁启超[39]。倡导八宗平等，鼓吹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40]。现代佛教史学者汤用彤。戒杀护生，菩萨画家丰子恺。讲学于斯里兰卡大学的法舫法师。弘扬三论的印顺长老。杰出优婆夷孙张清扬女士[41]。
现代佛教的趋势，逐渐走向人间化、普及化，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诸山长老、大德胼手胝足辛勤耕耘下，方能在各地播撒菩提种子，延续法脉，乃至形成今日佛教蓬勃发展的气象。以下再列举民国以来弘教的诸方大德，如：宗仰、道阶、应慈、会泉、慈舟、圆瑛、月溪、守培、妙果、能海、仁山、性愿、智光、广钦、持松、常惺、南亭、普净、乐观、白圣、道安、宏船、东初、震华、巨赞、正果、晓云、如学、忏云、竺摩、演培、煮云、证严等法师，及王一亭、熊希龄、江味农、蒋维乔、丁福保、朱子桥、赵夷午、聂云台、康寄遥、范古农、李子宽、屈文六、李炳南、朱镜宙、周宣德、蔡念生、詹励吾、黄忏华、傅伟勋、杨秀鹤、南怀瑾、张澄基、于凌波、张曼涛、郑振煌、郑石岩、林清玄等居士、学者。
【注解】
[1]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清末财政的困窘等因素，便兴起了以寺庙财产来充作学校资金运作的政策。1898年，即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场建筑和土地，以实施新教育，挽救颓势。此后庙产兴学则持续困扰佛教界，如：1912年公布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令”；1921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词，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全国佛教陷入无组织状态，各省县寺庙财产任由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侵吞。又1930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中央大学郃爽秋等教授所提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议案，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得通过。
[2]民初以来的新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学上发生了急剧转变，如：革命初期康有为等，倡以儒教为国教，此后以打倒所有的旧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进化的步骤。1919年“五四运动”对儒、佛、道三教和民间类似宗教，以及其他的旧文化的批判达于最**，而后却变成反宗教运动。1928年新启蒙运动，则将行之于寺院、道观及一般庶民之间的宗教行事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
[3]当时以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的组织，先后有北平三时学会、上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国僧侣教育，则以闽南、武昌佛学院最具代表性，另杨仁山门下欧阳竟无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亦颇负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养僧才，贡献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学院、庐山法界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此外，当时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缁素大德颇多，如：净土宗印光大师、禅宗虚云和尚、天台谛闲大师、华严月霞大师、戒律弘一大师等人。太虚大师则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印顺等诸师，皆为上选。在家佛教徒如欧阳竟无是唐末以来我国唯识学的复兴功臣。在学术界，大体以史学及哲学界人士较有成绩，如熊十力、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吕澂等，迁台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亦颇有成绩。
[4]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因此敬安法师（又称寄禅、八指头陀）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以护寺产，并将太虚、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期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是该会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1928年更名为“中国佛教学会”，太虚大师任理事长，1929年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为理事长。该会于1949年在台湾复会，综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务，理事长先后由白圣、悟明、净心等法师出任。
[5]1912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提议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1913年，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主要是针对当时丛林寺院以法派、子孙派而阻碍了佛教的进步，所提出的改革主张。1915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以期建立新僧团制度。1929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其造就培养的僧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而努力。
[6]1937—1945年，全国佛教青年僧侣，在爱国热血的驱使下，投入政府抗战行列，其事迹如：1937年，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193
9年，缅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之风潮，因“佛教访问团”赴缅甸等各国访问，得以平息；1940年，组“陪都僧侣救护队”，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
[7]（一）灵泉寺，位于台湾基隆，由善慧法师所创建。师曾内渡大陆，依景峰和尚出家，并继承曹洞宗法脉。回台后，与善智法师共同创建灵泉寺，任该寺住持，致力于创办佛教中学林（泰北中学的前身）。（二）法云寺，位于台湾苗栗，民国初年，由觉力、妙果二师开山，以觉力法师为首任住持，先后在该寺举办过传戒。后妙果、妙然法师相继担任住持。（三）凌云寺，位于台湾台北五股乡，创建于1909年，开山住持为本圆法师。（四）超峰寺，位于台湾高雄县阿莲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绍光法师所创建，后承定法师加建“龙湖庵”为女众道场。1841年被日军所占。光复后，永定、开参法师相继住持。此四大派，除法云寺觉力法师是来自大陆的鼓山涌泉寺，是正统的佛教僧侣外，灵泉寺善慧法师和凌云寺本圆法师，皆为台湾“斋教”出身，而后成为受戒的正统僧侣。超峰寺永定法师，则是先在家乡皈依“斋教”的龙华派，再转为正统僧侣的出家众，此模式在日据时期的佛教界相当普遍。
[8]由于台湾自清代以来，普遍流行“斋教”信仰，此乃由大陆传入，是混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一种在家佛教，分有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派等，都以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为本尊，所不同的是在生活上的规范。其中，龙华派最具社会色彩，持戒较为宽松，容易接近群众，故斋友人数在三派之中为最多。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佛教（僧人可以娶妻食肉，不必受戒）亦随着日人传入，如：日莲宗、净土真宗、曹洞宗、临济宗、真言宗等，佛教日本化日渐明显，台湾僧人娶妻吃荤者渐增。台湾光复以后，大陆僧侣来台，数百年来经过闽南、斋教与日本化的变质佛教才得以澄清，而开启台湾佛教发展的新页。
[9]佛陀成道后第二年，须达长者希望佛陀能前往邪法盛行的舍卫城弘扬正法，于是发愿修建精舍，礼请佛陀及比丘们常住，以化导众生。佛陀派遣精通外道典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前往协助。舍利弗于辩论大会中，慑服国王及三万名六师外道皈依，并取得建设精舍的权利。
[10]悉达多太子出生七日后，圣母摩耶夫人即往生，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意译作大爱道）抚养成人。净饭王过世后，大爱道夫人请求佛陀允予出家，然而因当时僧团中尚未有比丘尼，所以佛陀婉言拒绝。大爱道夫人带领五百释迦族女人追随佛陀四处弘法，多次恳求，终于如愿成为僧团中第一位比丘尼。
[11]胜鬘夫人是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之女，聪慧利根，闻“佛”名即生大信心，感得佛陀现身，且在佛前发十大愿心，奉行大乘菩萨道。胜鬘夫人与夫婿友称王共弘大乘教法，引导城中童男童女信奉佛法。
[12]《月上女经》记载，维摩居士以雷为姓，夫人名金姬，贤慧善良，恭敬三宝，深信因果。儿子名善思，才智兼备，与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论辩，无所畏惧。女儿月上，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维摩经》载，维摩居士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女，常修梵行，可谓提倡人间净土思想的先驱及实践者。
[13]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从僧团中遴选千位精通三藏的比丘，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于摩揭陀国华氏城进行第三次结集，并遣传教师携三藏法典到国外弘法。弘法范围，北起尼泊尔，南到斯里兰卡，西起巴克多利亚，东到缅甸，对佛教日后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阿育王在全国各地以当地方言刻成“摩崖法敕”，教导百姓如何实践人间佛教，如不滥杀生、布施、节欲、储蓄等。
[14]公元2世纪中印度的马鸣菩萨，有佛教诗人、辩才无碍比丘的美誉。他所作的《佛所行赞》在当时五印度及南海诸国传诵一时；其音乐剧“赖咤和罗”，音律扣人心弦，宣说苦、空、无常，感得华氏城五百王子出家。马鸣造《大乘起信论》，破邪显正，阐明佛旨，乃造论兴宗的始祖。
[15]迦叶摩腾，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来华，翻译有关止观法门的经论，如《七处三观经》、《小安般经》等，重点地传译定慧方面的学说，以禅、数（如《五法经》、《七法经》、《十二因缘经》、《十四意经》、《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最完备。
[16]安世高，大月氏人，后汉桓帝末年至洛阳，从事译经。所译诸经中，以《道行般若经》最为重要，乃般若经系各种经典中最早的译本，此类般若系经典促进魏晋时代玄学清谈之风。又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为我国佛教史上初期弥陀净土信仰。此外，《首楞严经》的传译则带动4、5世纪间中国佛教的大乘化。
[17]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至建业，借用中国传统思想翻译佛经，以中国化的佛教来推展教义，并成立佛堂从事民间传教活动。孙权为造建初寺，是江南建寺之始。
[18]竺法护，于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翻译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包括《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本生经》等，尽备当时西域流行的要典，拓展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
[19]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其具体贡献包括：（一）科制佛经：将佛经的组织结构，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二）制定僧尼戒规。（三）以“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四）整理佛典，主持译经。（五）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的佛学，编纂《综理众经目录》，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
[20]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西行求法，游历西域、五印近三十国，前后经过十五年，著作《佛国记》一卷（又称《法显传》），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旅游参访记录。
[21]道生，东晋涅槃经学者。与道融、僧叡、僧肇等，皆为罗什门下俊杰，称为关内四圣。精通龙树、提婆之学，慨叹当时学者受经文滞碍而疏于圆通义理，遂深究有、空、因、果之理，创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说，并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以阐释其说。又因阅及法显所译的六卷《泥洹经》，乃谓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其时，《大般涅槃经》尚未传至，闻者难信，群起攻讦。师遂遭摈斥，再度入庐山隐居。其后，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传至南方，内容果如其说，众师皆叹其卓识。师自此亦得以此经宣说阐提成佛之义。据传，师曾于江苏虎丘山聚石为徒，阐述“阐提成佛”之说，感群石点头，后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美谈。
[22]于北梁玄始十年（421年）受河西王之请，翻译出《大般涅槃经》，主张包括阐提在内的一切众生，皆具有自觉成佛的佛性，引起当时佛教界的诤论，而开创了涅槃师一派。此外，昙无谶所译的大乘佛经、戒籍，对佛教日后的发展亦具有相当的影响。
[23]北魏太平
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下令废佛，佛教一片凋零。太平真君十三年，文成帝下诏复佛，昙曜任沙门统，推动整个佛教复兴事业，其中以云冈石窟的营造最为灿烂辉煌，而他所确立的“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制度，亦为经济史上的一大贡献。
[24]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来华，有系统地翻译了瑜伽一系的学说，尤以《楞伽经》的译出，播下禅法种子，培育出一派研究此经的楞伽师，终至形成中国的禅宗。
[25]菩提流支，北天竺人，为大乘瑜伽系的学者。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至洛阳，敕住于永宁寺，从而翻译梵经。译有《十地经论》、《金刚般若经》、《深密解脱经》及《大宝积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等。因与勒那摩提共译《十地经论》，被尊为地论宗之祖。
[26]梁武帝广造佛寺，注经弘法，度僧修福，有“中国的阿育王”之誉，其《断酒肉文》更影响中国僧侣成为素食的奉行者。梁武帝一生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改着法服，行羯磨法，凡事亲执劳役，每经诸侯百官前往延请视事，方由群臣以万钱赎回，共计四次。
[27]真谛，于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年）携经典来华，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同称四大翻译家，所译经论中以《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影响最大，此二论乃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根据，真谛亦因此被尊为摄论宗之祖。
[28]三阶教为中国佛教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教派，信行法师有鉴于隋代已进入末法时期，故主张必须修行“普法”，始易有成。他根据时、处、机（人）三项，将佛教分成三阶，以现在为末法、秽土、破戒之世，故倡导实行普法，称为“三阶教”。因此，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此外，信行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的制度，为后世佛教财政组织及慈善事业树立典范。
[29]隋代静琬法师鉴于北周武帝彻底破坏佛教，遂发愿刻一切经于石，封藏于今北京房山区白带山中，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循进道之资。山因之易名为石经山，后又改名石景山。当时，曾得隋炀帝皇后之助。唐贞观十三年，师志未竟而示寂，由门人继其刻经之业。此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经。
[30]唐初道家获王室支持，每有打击佛教之举，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傅奕奏策十一条请罢佛法，法琳乃上书辩其非，以《破邪论》与之辩难，傅奕理屈而无以对，帝始稍息废佛之事。后为对抗李仲卿等之排佛论，又著《辩正论》，挫其邪论。
[31]怀素，唐代律僧。从道宣律师习《四分律行事钞》。其后，又转入法砺的弟子道成门下，学《四分律疏》。久之，慨叹古人之义未能尽善，乃撰述《四分律开宗记》，纠弹古疏之过，总结为十六失，而别立一家之说，时人称为新疏，以别于法砺的《四分律疏》。自是，师所立的新说，乃称东塔律宗，而与法砺的相部宗、道宣的南山宗鼎足，并称律学三大宗。
[32]义净，于唐咸亨二年（671年）西行赴印度，二十年间历游三十余国，携回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其后参与《华严经》的新译，与戒律、唯识、密教等书籍的汉译工作，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著作中备载印度南海诸国僧侣的生活、风俗、习惯等，系了解当时印度的重要资料。
[33]智圆，与同门庆昭、晤恩等阐述天台山外派学说，与山家派代表四明知礼展开论辩，并撰述《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以四难否认《金光明玄义》广本的观心释，对抗山家派。然一般以知礼之说为天台正统，贬抑山外派。
[34]中国佛教的学术文献，自“三武一宗”法难之后，历代各宗派数千种珍贵论著几乎湮灭殆尽，加上清末太平天国之乱，经书**然无存。杨仁山乃舍自宅设“金陵刻经处”，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帧，并创“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亲自讲授佛学，成为民国初中兴佛教的关键人物。
[35]苏曼殊（1884—1918），性格率真，不从流俗，译著有：《梵文典》八卷、《梵书摩多体文》、《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诗集、散文及小说等数部。今有《苏曼殊全集》行世。
[36]八指头陀，名敬安，字寄禅。为太虚之师。时值辛亥革命，教界骚然，遂纠合江苏、浙江有志之士，于上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以期统一僧界，被推为会长。1912年春，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保护寺产。未久，与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发生冲突，愤极而客死法源寺，然亦因而获得国务院对总会章程的承认。
[37]晚清之际，中国近代文化思想面临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击，在此急遽的转型过程中，谭嗣同是极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秉持佛教慈悲济世情操，全力投入变法维新运动，所撰的《仁学》一书，对当代思想界造成莫大的震憾。《仁学》一书融通佛学、西学、国学、政治，目的在拯救中国，度化众生。
[38]即章炳麟，为中国近代史上佛学思想浓厚的国学大师，他主张革命排满，曾被清廷拘捕入狱，在狱中三年，潜心研究大乘佛典，提出“由佛学易天下”的救世主张，阐明佛学可以制恶见，清污俗，增强人民的道德观念。章太炎呼吁以华严宗“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的大无畏精神，和法相宗“一切有形的法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有真有”的无我精神，完成革命事业。
[39]梁启超有系统地研读佛典，并将研究所得撰文发表，计有“佛教之输入”、“千五百年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共计十八篇，全书名为《佛学研究十八篇》。
[40]太虚大师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僧团制度。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并在上海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4年，在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次年，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为“民国佛教界之盟主”。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化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1943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为提倡僧教育，培植僧材，设立武昌佛学院（1922年）、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1931年，重庆北碚缙云寺）。其次，创办《海潮音》、《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以弘扬佛法，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以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的研究，促使佛教世界化。
[41]孙张清扬女士一生护法卫僧，不遗余力：协助太虚大师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出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开设佛经流通处、佛教书局；协助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促进台湾佛教的复兴；晚年又将自宅赠予佛光山寺，作为弘法教育资财，她对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动，具有莫大的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