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佛教宗派外人物(1/3)

佛陀入灭后,佛弟子将佛陀的言教发扬光大,由于时代背景及个人研究的差异,而有宗派的区别。由于宗派的发达,佛法更能应机,广为流传,除了本册各宗各派所提及的祖师大德外,还有许多对佛教发展相当有贡献或于教史上堪称代表的人物,在本文中一一点出,以补阙漏。

印度本土有付法藏第一祖大迦叶尊者。智慧第一,慑服外道[9]的舍利弗尊者。承教启经,结集法典的阿难尊者。筹建祇园精舍,宣扬布施法门的须达长者。矢志出家,坚持佛道的大爱道比丘尼[10]。十大愿心,教化童男童女的胜鬘夫人[11]。佛化家庭,六度摄众的维摩诘居士[12]。遣使弘教,法敕传世的阿育王[13]。保护佛教,结集法典的迦腻色迦王。文艺度众,造论始祖的马鸣菩萨[14]。

始传中国有:最早来到中国的中印度竺法兰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首传止观经论的安世高[15]。第一位在我国翻译及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支娄迦谶[16]。翻译《无量寿经》的支谦。中国佛教梵呗之祖陈思王曹植。第一位兼有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翻译家康僧会[17]。中国僧侣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广译大乘经典的竺法护[18]。神异伏暴的佛图澄。有部论典大家僧伽提婆。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大师[19]。著作中国古代第一部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旅游参访记录的法显法师[20]。倡导“佛性论”,创“顿悟成佛”、“阐提成佛”之说的道生法师[21]。翻译《大般涅槃经》的昙无谶[22]。复兴北魏佛教,建设云冈石窟的昙曜法师[23]。翻译《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24]。编著《弘明集》、《出三藏记集》的僧祐法师。地论宗之祖菩提流支[25]。四次舍身为奴的皇帝菩萨梁武帝[26]。树立后世高僧传记体例典范的慧皎法师。我国佛教传译史上的泰斗真谛大师[27]。

隋唐以后有:三阶教主信行法师[28]。刻经护教的静琬法师[29]。著作《破邪论》、《辩正论》,挽回佛教厄运的法琳法师[30]。长于法相因明的圆测法师。东塔律宗创始人怀素律师[31]。唐代译经之雄菩提流志。唐代西行求法译经家义净法师[32]。译经三藏实叉难陀。以法为乐,送子出家的裴休宰相。宋代天台宗山外派名僧智圆法师[33]。明未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莲池、蕅益大师。

近代大德有:晚清刻经弘法的杨仁山[34]。擅长诗文绘画的曼殊法师[35]。爱国僧人八指头陀[36]。弘扬佛法,《仁学》救世的谭嗣同[37]。佛学治国的国学大家章太炎[38]。专研法相瑜伽的欧阳竟无。著作佛书,教化社会的梁启超[39]。倡导八宗平等,鼓吹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40]。现代佛教史学者汤用彤。戒杀护生,菩萨画家丰子恺。讲学于斯里兰卡大学的法舫法师。弘扬三论的印顺长老。杰出优婆夷孙张清扬女士[41]。

现代佛教的趋势,逐渐走向人间化、普及化,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诸山长老、大德胼手胝足辛勤耕耘下,方能在各地播撒菩提种子,延续法脉,乃至形成今日佛教蓬勃发展的气象。以下再列举民国以来弘教的诸方大德,如:宗仰、道阶、应慈、会泉、慈舟、圆瑛、月溪、守培、妙果、能海、仁山、性愿、智光、广钦、持松、常惺、南亭、普净、乐观、白圣、道安、宏船、东初、震华、巨赞、正果、晓云、如学、忏云、竺摩、演培、煮云、证严等法师,及王一亭、熊希龄、江味农、蒋维乔、丁福保、朱子桥、赵夷午、聂云台、康寄遥、范古农、李子宽、屈文六、李炳南、朱镜宙、周宣德、蔡念生、詹励吾、黄忏华、傅伟勋、杨秀鹤、南怀瑾、张澄基、于凌波、张曼涛、郑振煌、郑石岩、林清玄等居士、学者。

【注解】

[1]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清末财政的困窘等因素,便兴起了以寺庙财产来充作学校资金运作的政策。1898年,即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场建筑和土地,以实施新教育,挽救颓势。此后庙产兴学则持续困扰佛教界,如:1912年公布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令”;1921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词,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全国佛教陷入无组织状态,各省县寺庙财产任由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侵吞。又1930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中央大学郃爽秋等教授所提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议案,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得通过。

[2]民初以来的新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学上发生了急剧转变,如:革命初期康有为等,倡以儒教为国教,此后以打倒所有的旧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进化的步骤。1919年“五四运动”对儒、佛、道三教和民间类似宗教,以及其他的旧文化的批判达于最**,而后却变成反宗教运动。1928年新启蒙运动,则将行之于寺院、道观及一般庶民之间的宗教行事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

[3]当时以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的组织,先后有北平三时学会、上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国僧侣教育,则以闽南、武昌佛学院最具代表性,另杨仁山门下欧阳竟无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亦颇负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养僧才,贡献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学院、庐山法界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此外,当时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缁素大德颇多,如:净土宗印光大师、禅宗虚云和尚、天台谛闲大师、华严月霞大师、戒律弘一大师等人。太虚大师则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印顺等诸师,皆为上选。在家佛教徒如欧阳竟无是唐末以来我国唯识学的复兴功臣。在学术界,大体以史学及哲学界人士较有成绩,如熊十力、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吕澂等,迁台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亦颇有成绩。

[4]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因此敬安法师(又称寄禅、八指头陀)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以护寺产,并将太虚、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期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是该会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1928年更名为“中国佛教学会”,太虚大师任理事长,1929年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为理事长。该会于1949年在台湾复会,综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务,理事长先后由白圣、悟明、净心等法师出任。

[5]1912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提议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1913年,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主要是针对当时丛林寺院以法派、子孙派而阻碍了佛教的进步,所提出的改革主张。1915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以期建立新僧团制度。1929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其造就培养的僧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而努力。

[6]1937—1945年,全国佛教青年僧侣,在爱国热血的驱使下,投入政府抗战行列,其事迹如:1937年,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193

9年,缅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之风潮,因“佛教访问团”赴缅甸等各国访问,得以平息;1940年,组“陪都僧侣救护队”,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

[7](一)灵泉寺,位于台湾基隆,由善慧法师所创建。师曾内渡大陆,依景峰和尚出家,并继承曹洞宗法脉。回台后,与善智法师共同创建灵泉寺,任该寺住持,致力于创办佛教中学林(泰北中学的前身)。(二)法云寺,位于台湾苗栗,民国初年,由觉力、妙果二师开山,以觉力法师为首任住持,先后在该寺举办过传戒。后妙果、妙然法师相继担任住持。(三)凌云寺,位于台湾台北五股乡,创建于1909年,开山住持为本圆法师。(四)超峰寺,位于台湾高雄县阿莲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绍光法师所创建,后承定法师加建“龙湖庵”为女众道场。1841年被日军所占。光复后,永定、开参法师相继住持。此四大派,除法云寺觉力法师是来自大陆的鼓山涌泉寺,是正统的佛教僧侣外,灵泉寺善慧法师和凌云寺本圆法师,皆为台湾“斋教”出身,而后成为受戒的正统僧侣。超峰寺永定法师,则是先在家乡皈依“斋教”的龙华派,再转为正统僧侣的出家众,此模式在日据时期的佛教界相当普遍。

[8]由于台湾自清代以来,普遍流行“斋教”信仰,此乃由大陆传入,是混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一种在家佛教,分有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派等,都以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为本尊,所不同的是在生活上的规范。其中,龙华派最具社会色彩,持戒较为宽松,容易接近群众,故斋友人数在三派之中为最多。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佛教(僧人可以娶妻食肉,不必受戒)亦随着日人传入,如:日莲宗、净土真宗、曹洞宗、临济宗、真言宗等,佛教日本化日渐明显,台湾僧人娶妻吃荤者渐增。台湾光复以后,大陆僧侣来台,数百年来经过闽南、斋教与日本化的变质佛教才得以澄清,而开启台湾佛教发展的新页。

[9]佛陀成道后第二年,须达长者希望佛陀能前往邪法盛行的舍卫城弘扬正法,于是发愿修建精舍,礼请佛陀及比丘们常住,以化导众生。佛陀派遣精通外道典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前往协助。舍利弗于辩论大会中,慑服国王及三万名六师外道皈依,并取得建设精舍的权利。

[10]悉达多太子出生七日后,圣母摩耶夫人即往生,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意译作大爱道)抚养成人。净饭王过世后,大爱道夫人请求佛陀允予出家,然而因当时僧团中尚未有比丘尼,所以佛陀婉言拒绝。大爱道夫人带领五百释迦族女人追随佛陀四处弘法,多次恳求,终于如愿成为僧团中第一位比丘尼。

未完,请展开阅读全文。如果显示不完整,请从网址阅读:quanben.io/n/fojiaolishi/23.html

[温馨提示]请到 quanben.io 阅读完整章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