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二 佛教之在香港(1/3)

“东方之珠”的香港,在公元5世纪间有晋代奇僧杯渡禅师渡海在青山建杯渡庵[39],成为最早的香港佛教寺院。1842年后,英国统治香港,佛教一切活动隐没在山林间,以农禅为主,其中以大屿山纪修和尚创建的十方道场(宝莲禅寺前身)为代表。

1916年初,港绅潘达薇、陈静涛等组织佛学会,香港正式有研究佛学的组织,这也是都市佛学的发起。尔后,太虚大师应邀到香港弘法,鼓吹佛教改革运动,也推动香港佛教界再生运动,纷纷以素食馆为传教所,成立居士林等,更带动都市弘法的热潮。此后,寺院、佛教组织相继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共战争时期,不少僧侣陆续从内地到香港,如:若舜、霭亭、茂峰、宝静、通一、芝峰、虚云、倓虚、筏可、乐果、海仁、定西、印顺、太沧、证莲、优昙等,可说集全国僧侣的精华,对于近代香港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同一时期尚有香港本地僧信,如:慈祥、觉一、何张莲觉、陈静涛、林楞真、王学仁等共同弘护,为香港佛教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今日香港以大乘佛教为主,各宗并容,尤以禅、净、法相和密宗最为兴盛,高僧大德有:觉光、永惺、圣一、洗尘、圆果、松泉、畅怀、罗时宪、霍韬晦、吴汝钧、高永霄等。在弘法活动方面则呈现多样性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其中,佛光山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大型现代佛学讲座,获得香港佛教界的支持,掀起一般社会大众学佛的热潮,更使香港佛教趋向现代化与人间化。

【注解】

[1]宋朝规定欲入佛门出家者,必先在寺中从事寺院杂役,并学习佛事法会,在此期间,即称“童行”。童行在经过国家考试经业(考试科目为读经)合格,并由朝廷发给度牒,方可剃度为僧。

[2]《开宝藏》,又称北宋敕版大藏经、蜀版,共十三万版,以《开元录》为底本,历十二年完成,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之西所设立的印经院印制。此敕版大藏经,是宋朝王室的功德伟业,所以国内官立大寺及名山古刹,乃至日本、高丽、女真、西夏、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国,皆获颁赠此藏。高丽成宗至显宗(991—1011)所开雕的高丽版大藏经,即依此《开宝藏》所刻印。

[3]在宋朝所开雕的藏经尚有:福州版的《万寿藏》、《碛砂藏》,辽版的《契丹藏》,金版的《金藏》等。元代根据宋本所印行的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毁殆尽。及至明朝,又刊刻《南藏》、《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等。

[4]如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篇》,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悟明的《联灯会要》,普济的《五灯会元》等。

[5]例如:欧阳修曾著《本论》三篇排斥佛教,尊崇儒学,后因读明教大师契嵩的《原教》、《孝论》、《辅教篇》等十余篇明儒释一贯的大作,乃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号六一居士。另周濂溪与佛印、常聪法师,张载与常聪法师,程明道、程伊川、朱熹与大慧宗杲,往来问道,都是于排佛后又皈佛的明显事例。此后儒、释一致,甚至儒、释、道三教融合之说,继隋唐后,更为盛行,此风也助长了居士佛教的兴起。

[6]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佛经焚毁殆尽,螺溪义寂乃劝请吴越第七世忠懿王钱俶(钱氏据有两浙地方,历代崇信佛法)遣使致书高丽求取天台诸章疏,于是高丽僧谛观携大批天台典籍来华,义寂得而研习之,天台宗乃得弘扬,义寂遂被尊为天台宗十二祖。

[7]义寂之后,传高丽僧义通,是为十三祖。其门下有四明知礼(960—1028)及慈云遵式等诸哲。知礼作《指要钞》、《妙宗钞》等,与遵式同为天台山家派。义寂的另一弟子慈光志因,下传孤山智圆、梵天庆昭等,称为山外派。两派的争端,起于对智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由之逐渐演成唯心论与实相论的对立论争。山外派之学说因被斥为非正统,不久衰微,山家派之法系则颇为兴隆。

[8]子璿(965—1038),又称长水大师。从学徒众一千,宋朝一代,华严宗的再振,师居功甚伟,翰林学士钱公易曾奏赐紫衣。净源(1011一1088),为子璿的弟子,神宗时,于钱塘慧因寺盛弘华严宗。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渡海来华执弟子礼,华严宗疏钞久已散佚,因义天传回,遂得复兴于我国。元祐三年(1088年),依诏敕改慧因禅院为永传华严的道场。著有《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华严原人论发微录》等,大振华严宗风,时称“中兴教主”。

[9]允堪(?—1061),从仁和择悟习南山律,先后于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等名刹建立戒坛,宣扬南山律宗。曾注释并发挥南山律师道宣的戒律学十书,成《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1048—1116)嗣法允堪的南山宗,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然师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成《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该书异于允堪注释的《会正记》,故世称其法系为“资持派”,允堪为会正宗。

[10]号湛然居士,辽东契丹王突欲的后裔。初为官于金,久之

厌弃,依止于燕京报恩寺从容庵,师事万松行秀,而获传衣钵。元太祖聘为军师,时时以止杀劝谏。太宗时拜为中书令,军国大计,悉从取决。

[11]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十五岁即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任职宗教顾问。十九岁时以佛教观点批判《老子化胡经》。其后入蒙,忽必烈崇为国师,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赐号“大宝法王”。至元十三年(1276年)返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积极促进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自此元朝与萨迦派有密切往来。门下的胆巴(波)亦曾于忽必烈与元成宗统治下任官。

[12]万松行秀,曹洞宗僧。曾历住净土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后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的颂古百则为底本,著《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另著有《请益录》、《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

[13]雪岩祖钦(?—1287),属临济宗杨岐派分支破庵派。历住潭州龙兴寺、湘西道林寺、浙江南明佛日禅寺、仙居护圣禅寺、光孝禅寺、江西仰山禅寺等六大寺。帝赐紫衣,名震一时。遗著有《雪岩和尚语录》四卷。高峰原妙(1238—1295),初习天台,转而参禅,礼雪岩祖钦,得其心法。后入杭州天目山西峰,开创狮子、大觉二刹,弟子数百,受戒者达数万。有语录二卷行世。中峰明本(1263—1323),从高峰出家,并嗣其法。后居所无定,或泊船中,或止庵室,自称幻住道人,僧俗瞻礼之,世人誉为江南古佛,元英宗皈依之。遗有《广录》三十卷及《三时系念仪范》,乃禅净双修的高僧。

[14]明朝官版虽有南藏、北藏之分,但除编集组织差异外,内容少有出入。

[15]《周知板册》即为整理僧籍所造,记载全国僧侣的年龄、名号及度牒的号码而付于板,并颁布全国寺院以取缔伪僧。

[16]所谓“禅者”,是以见性为宗,指禅宗的僧侣;“讲者”,是谓阐明诸经旨义,是指华严宗、天台宗的僧侣;“教者”,是开演佛教利济之法的僧侣。

[17]俗姓姚,名广孝。初习天台,后从径山智及参禅得旨。曾著《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系针对宋朝儒家攻击佛教的谬误而作。另著有《净土简要录》等净土论书多种。

[18]明末四大师:莲池祩宏(1535—1615),亦称云栖大师。他的中心思想,在禅净融和及儒释合一,而以念佛为专宗,为莲宗八祖。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冯梦祯等,皆为所化。师之著作丰富,后世弟子辑为《云栖法汇》三十四卷。紫柏真可(1543—1603),精研华严,提倡念佛。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受诬被逮,圆寂狱中。著有《阿弥陀佛赞》、《无量寿佛赞》、《紫柏老人集》等。憨山德清(1546—1623),生平听讲法华、华严,倡导念佛与看话头双修,故融和儒、释,禅、净、华严的著述宏富,弟子福善等汇编其遗文,题为《憨山老人梦游集》五十五卷。蕅益智旭(1599—1655),学说思想承紫柏真可、云栖祩宏、憨山德清等性相融会、禅净一致之说,主张三学一源,即禅、教(包括天台、华严等各家)、律应相互为用,并以念佛三昧论完成其三学一源的思想体系。晚年选辑净土论著,定名为《净土十要》,提倡念佛往生。此外,著有解说大藏经的《阅藏知津》、调和禅与念佛的《弥陀经要解》等,门人成时别编其遗文为《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十卷。

[19]清朝以刚柔并济的政策统治汉民族,其中儒家重视封建秩序的忠孝理论正好有利于统御反满思想。然儒家向来与佛教有所扞格,因此朝廷除信奉喇嘛教外,对于佛教其他宗派则多少采取压抑的措施。例如:禁止京城的寺庙向民众说法、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院等,此举乃意图将僧众与社会分开。所以清朝诸帝虽多信奉佛教,而儒、佛融和之论亦时被提倡。

[20]居士佛教成为清代佛教主流的原因如下:(一)因儒、释思想融和之论倡行,儒家士大夫亦多研究佛理。(二)因清室采取社会与寺院僧尼隔离政策,使佛寺僧尼地位降低。雍正废止度牒试经的政策,也导致僧尼素质低落。(三)为箝制思想而倡考据之学,心性义理阐述无人,士大夫趋向佛教。当代信仰以禅、净二宗为盛,尤其净宗,因雍正的推崇而更加的盛行。

[21]字仁山。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曾两度出使欧洲,于英伦得识锡兰(今斯里兰卡)居士达磨波罗、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协力恢弘正法。归国后,设立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兴办“佛学研究会”,培育后进。生平著述凡十二种,编入《杨仁山居士遗书》。

[22]又称《清藏》。清康熙时开始编集,雍正敕刊于北京,至乾隆年间始告完成。此藏系以明代《北藏》为底本,而有所增减。经板由武英殿移藏于北京柏林寺。

[23]《百衲藏》,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及杭州诸寺等刻经本而成,故称《百衲经》,所收经论较《龙藏》略少。《频伽藏》,乃清宣统年间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缩刷藏经》为底本所刊刻,为我国第一部用活版印刷的大藏经。

[24]萨满教,系蒙古游牧民族传统信仰,以“腾格里”为天神,主宰宇宙,以“纳赤该”为地神,保护子女、田产和牲畜等。他们认为死亡是从此世渡到彼世,祭祀日月山河五行,

礼拜以木块或毡布制作的偶像“翁衮”,礼请“萨满”(宗教师)消灾祈福,并以神灵附身来占卜吉凶、未来。

[25]呼图克图,译为“能了知前生后世,不堕轮回,生死自如,死后还转”,其藏语音译珠孤,意即化身,亦为“圣者”之意。属喇嘛教僧官之一,又作“胡图克图”、“胡土克图”、“库图克图”,乃活佛制度中,经由高僧的转生而受政府册封接替其前生所遗职位的职称。清朝理藩院档册,1783年计呼图克图一四八位,其中以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称为蒙藏佛教的四圣,达赖统领全局,班禅辅佐达赖而领后藏,哲布尊丹巴领漠北蒙古,意为“圣光明”、“至尊宝王”,章嘉,意为章嘉地方圣者,领漠南蒙古。

[26]八思巴(1235—1280),又称“发思八”、“发思巴”。西藏喇嘛教学僧,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十五岁时,曾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并成为宗教顾问。十九岁时,以佛教观点批判《老子化胡经》。师东入蒙古,忽必烈尊为国师,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成为中国佛教主宰者。后又受命以西藏文字为基础,创蒙古文字,即“八思巴文”,受赐“大宝法王”尊号。师曾为太子真金开讲《彰所知论》二卷(汉译现存)。至1276年返西藏,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著述凡三十余种,以《萨迦五祖集》传世。促进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将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艺术等引至内地。

[27]元代庆吉祥等二十九位大德奉诏撰集,凡十卷,略称《至元录》。至元十三年(1285年),忽必烈敕国师八思巴等通达诸方语文、义学的沙门集于大都(今北京),就西蕃大教目录校订汉土经典,纪录部帙有无、卷轴多少等,而成此一切经目录。总计收录《开元释教录》等所列三藏凡一四四〇部五五八六卷。其特色为有汉译藏经与西藏藏经的对照,经律论题目均附梵名。

[28]俺答汗(1507—1582),明朝蒙古首长,雄黠好兵。晚年崇信佛教,佛教自此盛行于蒙古。

[29]清朝政府授权章嘉呼图克图管理宗教事务,参与内蒙古行政大事,居京师上位,支给月廪,夏秋二季可至五台山或多伦诺尔避暑。清高宗所设大活佛抽签金瓶,亦委托章嘉保管。

[30]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与硕庄亲王共同纂修《钦定同文韵统》八卷,以此书为本,编《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另有《楞严经》编校,蒙古译甘珠尔的校正,蒙古译丹珠尔的翻译,并敕令刊行,造像度量经的厘订、喇嘛神像集的编纂、满文藏经的整理等。

[31]清德宗(光绪帝)曾敕封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札萨克达喇嘛”及“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封号,驻锡北京,奉旨管理北京嵩祝、法渊、知珠、法海等四所寺院。另外,也管理五台山、多伦诺尔、西宁等地的寺院。

[32]内蒙古各地设有乌兰察布盟佛教协会、阿拉善盟佛教协会、巴音浩特佛教会,佛教略微复苏。

[33]觉囊派,藏传佛教迦当派的分支。又作“爵南派”。约创于14世纪初,由图解宗都(1209—1353)承迦当派的秘密新说而稍加改变,因以觉囊寺(西藏日喀则以西的拉孜县境)为根本道场,故名。清初,此派第五世大喇嘛将之改宗于宗喀巴的格鲁派内,今已无传嗣者。

[34]多罗那他,藏传佛教觉囊派僧。生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三十六年,师依据印度僧侣口述的数据,著《多罗那他佛教史》,内容叙述阿阇世王以下诸王朝,及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及西藏经过,颇见重于世。博学能文,兼通梵语,著有《印度佛教史》,分四十四章,详述佛陀入灭后的佛教史事,其中尤足珍贵者,乃二十三章以下所叙的印度佛教晚期史实,多为东土未传的资料。后因受格鲁派的排挤,晚年被****四世派遣至外蒙古传法,被蒙古可汗尊为“哲布尊丹巴”。示寂于库伦,年寿不详。

[35]喀尔喀土谢图汗衮多尔吉生有一子,被认定是多罗那他转世而来,后入藏学法,改宗格鲁派。

[36]札尼特高等宗教学院大致设有四个学部,即:显教学部、密教学部、天文学部及医药学部。前二者研究一般佛教和西藏佛教,后二者研究星象、气候、自然、医术及药物运用等,是佛教教化世间的方便之学。

[37]光绪四年(1878年),清驻库伦大臣志刚废除对哲布尊丹巴的三拜九叩之礼,下令哲布尊丹巴八世对办事大臣起立迎接,经协调后,志刚让步。二十二年(1896年),驻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又要求哲布尊丹巴起立相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川滇边疆大臣赵尔丰破坏喇嘛教势力,清兵撕毁经典作为靴底等。

[38]近年来,甘丹寺编译有:译《法句经》、《小部经》为蒙古文;出版各种蒙古、藏文字典,如《新蒙藏文字典》等;从事名相及语言学上同义字的字典编汇;历史学者谭亭喇嘛和达磨达赖著《蒙古佛教史》,相关著作并已译为蒙古文;出版萨读丹达喇嘛勘校的西藏版本《甘珠尔》等。

[39]杯渡禅师,据《梁高僧传》载:杯渡之名已经不详,因为经常坐着一只木制的大杯子渡河,既不用帆,也不用桨,很快就能抵达对岸,因此都以杯渡称之。杯渡庵即是为追念杯渡禅师而建立的道场,现在的青山寺正殿后方左侧有一石佛岩,其古名为杯渡洞,洞前有一石雕像,即为杯渡禅师的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