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二 佛教之在香港(1/3)

“东方之珠”的香港,在公元5世纪间有晋代奇僧杯渡禅师渡海在青山建杯渡庵[39],成为最早的香港佛教寺院。1842年后,英国统治香港,佛教一切活动隐没在山林间,以农禅为主,其中以大屿山纪修和尚创建的十方道场(宝莲禅寺前身)为代表。

1916年初,港绅潘达薇、陈静涛等组织佛学会,香港正式有研究佛学的组织,这也是都市佛学的发起。尔后,太虚大师应邀到香港弘法,鼓吹佛教改革运动,也推动香港佛教界再生运动,纷纷以素食馆为传教所,成立居士林等,更带动都市弘法的热潮。此后,寺院、佛教组织相继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共战争时期,不少僧侣陆续从内地到香港,如:若舜、霭亭、茂峰、宝静、通一、芝峰、虚云、倓虚、筏可、乐果、海仁、定西、印顺、太沧、证莲、优昙等,可说集全国僧侣的精华,对于近代香港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同一时期尚有香港本地僧信,如:慈祥、觉一、何张莲觉、陈静涛、林楞真、王学仁等共同弘护,为香港佛教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今日香港以大乘佛教为主,各宗并容,尤以禅、净、法相和密宗最为兴盛,高僧大德有:觉光、永惺、圣一、洗尘、圆果、松泉、畅怀、罗时宪、霍韬晦、吴汝钧、高永霄等。在弘法活动方面则呈现多样性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其中,佛光山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大型现代佛学讲座,获得香港佛教界的支持,掀起一般社会大众学佛的热潮,更使香港佛教趋向现代化与人间化。

【注解】

[1]宋朝规定欲入佛门出家者,必先在寺中从事寺院杂役,并学习佛事法会,在此期间,即称“童行”。童行在经过国家考试经业(考试科目为读经)合格,并由朝廷发给度牒,方可剃度为僧。

[2]《开宝藏》,又称北宋敕版大藏经、蜀版,共十三万版,以《开元录》为底本,历十二年完成,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之西所设立的印经院印制。此敕版大藏经,是宋朝王室的功德伟业,所以国内官立大寺及名山古刹,乃至日本、高丽、女真、西夏、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国,皆获颁赠此藏。高丽成宗至显宗(991—1011)所开雕的高丽版大藏经,即依此《开宝藏》所刻印。

[3]在宋朝所开雕的藏经尚有:福州版的《万寿藏》、《碛砂藏》,辽版的《契丹藏》,金版的《金藏》等。元代根据宋本所印行的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毁殆尽。及至明朝,又刊刻《南藏》、《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等。

[4]如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篇》,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悟明的《联灯会要》,普济的《五灯会元》等。

[5]例如:欧阳修曾著《本论》三篇排斥佛教,尊崇儒学,后因读明教大师契嵩的《原教》、《孝论》、《辅教篇》等十余篇明儒释一贯的大作,乃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号六一居士。另周濂溪与佛印、常聪法师,张载与常聪法师,程明道、程伊川、朱熹与大慧宗杲,往来问道,都是于排佛后又皈佛的明显事例。此后儒、释一致,甚至儒、释、道三教融合之说,继隋唐后,更为盛行,此风也助长了居士佛教的兴起。

[6]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佛经焚毁殆尽,螺溪义寂乃劝请吴越第七世忠懿王钱俶(钱氏据有两浙地方,历代崇信佛法)遣使致书高丽求取天台诸章疏,于是高丽僧谛观携大批天台典籍来华,义寂得而研习之,天台宗乃得弘扬,义寂遂被尊为天台宗十二祖。

[7]义寂之后,传高丽僧义通,是为十三祖。其门下有四明知礼(960—1028)及慈云遵式等诸哲。知礼作《指要钞》、《妙宗钞》等,与遵式同为天台山家派。义寂的另一弟子慈光志因,下传孤山智圆、梵天庆昭等,称为山外派。两派的争端,起于对智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由之逐渐演成唯心论与实相论的对立论争。山外派之学说因被斥为非正统,不久衰微,山家派之法系则颇为兴隆。

[8]子璿(965—1038),又称长水大师。从学徒众一千,宋朝一代,华严宗的再振,师居功甚伟,翰林学士钱公易曾奏赐紫衣。净源(1011一1088),为子璿的弟子,神宗时,于钱塘慧因寺盛弘华严宗。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渡海来华执弟子礼,华严宗疏钞久已散佚,因义天传回,遂得复兴于我国。元祐三年(1088年),依诏敕改慧因禅院为永传华严的道场。著有《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华严原人论发微录》等,大振华严宗风,时称“中兴教主”。

[9]允堪(?—1061),从仁和择悟习南山律,先后于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等名刹建立戒坛,宣扬南山律宗。曾注释并发挥南山律师道宣的戒律学十书,成《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1048—1116)嗣法允堪的南山宗,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然师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成《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该书异于允堪注释的《会正记》,故世称其法系为“资持派”,允堪为会正宗。

[10]号湛然居士,辽东契丹王突欲的后裔。初为官于金,久之

厌弃,依止于燕京报恩寺从容庵,师事万松行秀,而获传衣钵。元太祖聘为军师,时时以止杀劝谏。太宗时拜为中书令,军国大计,悉从取决。

[11]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十五岁即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任职宗教顾问。十九岁时以佛教观点批判《老子化胡经》。其后入蒙,忽必烈崇为国师,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赐号“大宝法王”。至元十三年(1276年)返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积极促进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自此元朝与萨迦派有密切往来。门下的胆巴(波)亦曾于忽必烈与元成宗统治下任官。

[12]万松行秀,曹洞宗僧。曾历住净土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后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的颂古百则为底本,著《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另著有《请益录》、《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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