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元明清佛教史(1/3)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形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1127—1566),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1567年)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时兴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1]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2]。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巨[3]。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帮助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4]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巨,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5],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6],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

宗义,各传其学[7];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8]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9]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民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10]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11]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藏传佛教(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传佛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12]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13]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濂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14],整理僧籍[15],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16];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17]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

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18]辈出,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更力倡禅、净、教、戒为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古、藏、汉等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19]。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态、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20],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21]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22],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23],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十余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活动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