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佛教在西藏和大理的弘传(1/3)

一、藏传佛教的历史

西藏,唐代称“吐蕃”,位于中国西南边陲[1],与尼泊尔、印度毗邻,当印度受穆斯林侵逼之后,高僧大德们相继前往西藏,藏传佛教[2]因而多承公元8世纪至13世纪印度密教的体系。佛教初传入藏,不断地遭受原始苯教[3]的极力排斥,经过长时间的冲突、融合,无形中也加入了苯教一些神祇和宗教仪式,使藏传佛教更增添地方民族色彩。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先后迎娶虔信佛教的尼泊尔墀尊(波利库姬)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4],佛教因而随之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大力护持佛教,派遣使者端美三菩提等,至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创藏文字母,翻译佛经,此为西藏译经的嚆矢。藏王分别为两位公主兴建大昭寺[5]、小昭寺[6]供奉佛像经典,僧侣也陆续入藏,佛教因此传播开来。但传统苯教势力甚大,松赞干布崩后,佛教便无法顺利发展[7]。直到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执政,迎娶唐朝金城公主[8],努力振兴佛教,派遣僧青年入唐参学,佛教才开始恢复生机。但是,祖赞王崩后,随即发生西藏史上第一次的禁佛运动[9],直至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掌权后,即刻展开一连串的护法行动,包括:1.迎印度寂护大师入藏说法[10],又请莲华生大师[11]来藏感化苯教,并请二高僧共创桑耶寺,依佛戒度僧出家;2.请僧译经,并解决当时中印僧人“顿渐之争”[12],进而宣布藏传佛教采印度寂护一系的应成中观派教法;3.于佛苯二教辩论[13]后,正式宣布恢复佛教的正统地位,佛教因此建立稳固的基础。

赤松德赞王之后,一直到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为佛教弘传的巅峰期。赤祖德赞的弘法功绩在于广译经典,并收录大小乘的主要经论,编纂丹噶、钦浦、旁塘三大佛经目录[14];又设立“七户养僧”制度[15]。其对佛教护持之功甚大,与赤松祖赞、松赞干布共同被誉为西藏“三大法王”。

由于德赞王的崇佛而遭苯教极力反弹,其后继者朗达玛王(838—842年在位),便在信奉苯教的贵族拥护下,展开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史称“朗达玛法难”[16]。对于佛教打击沉重,迄至佛教再度复兴的一百多年间,未见佛教传播的迹象,为藏传佛教史上的“黑暗时代”,并以此期为界线,将之前的佛教发展称为“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

朗达玛灭法之后,直到10世纪未,佛教复兴运动渐起于青海与西部阿里地区[17]。11世纪初期,阿底峡[18]应藏王邀请,由印入藏,首先复兴戒律,并提倡正统的印度佛教,撰著《菩提道灯论》,确定修行次第,并创立噶当派,从此迈入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后弘期”佛教。

13世纪,印度受到入侵,大量僧侣逃亡入藏,印度后期学术中心超戒寺的经论几乎全部移入西藏,因此藏传佛教虽然显密皆传,却以密教为盛。另有从尼泊尔、青海、康藏等地进藏的僧侣,因流派传承不同,一些高僧大德便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看法进行著书立说,自成体系,因而逐渐形成宗教教义

与修行方法不同的教派,此乃后弘期的特色。其中以四大派最为著名:

一、宁玛派:俗称“红教”,乃11、12世纪时,由素尔家族的三人,依莲华生所传入的密咒及“伏藏”经典所创的一派。尊莲华生为祖师,重密轻显,以无上瑜伽为究竟,根本教义为“大圆满法”[19]。

二、萨迦派:俗称“花教”,创始人为贡却杰布(1034—1102),以瑜伽行中观派的见解为主流,盛行唯识、中观的研究,主要教义为“道果法”。第五祖八思巴(1239—1280),受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赐予全藏政、经、军权,不仅在西藏地方有着统治地位,对于元朝政治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

三、噶举派:俗称“白教”,为噶当派的支派,由玛尔巴、米拉日巴在公元第11世纪中期创立。主张显密兼修,教义传承以月称的应成中观派思想为主,密法则侧重“大印”的修法[21]。

四、格鲁派:俗称“黄教”,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于15世纪初,由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噶当派基础上所创立。宗喀巴所撰《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阐明显密二宗的修行次第,强调不分显密均须恪守戒律的重要主张,成为此派的根本圣典[22]。该派在发展过程中,采“活佛转世”制度[23],以解决其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遂逐步形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24],并在全西藏各地取得领导地位,从此政教合一体制更趋成熟。

后弘期佛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西藏本土文化进一步的融合,印度佛教中的显密教义多已传入,进而能完成西藏的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的结集编印[25]。又寺院经济发达,寺庙成为佛学研究中心,故后弘期佛教才是藏传佛教确立和发展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经过与苯教长期冲突竞争的前弘期,到教派林立的后弘期,终于形成以格鲁派为主的“达赖与班禅”体系主导着藏传佛教界。一千多年来,西藏的政治、教育[26]、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皆已和佛教紧密结合。

20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开始向欧美各国传播,促使藏传佛教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推崇,纷纷于各国设立佛学中心。藏传佛教已传入世界大部分地区,至今仍有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更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建立藏传佛教中心,发展甚为迅速。

附录:藏王传承表

公元640年至840年左右,西藏共有十代赞普:

松赞干布(弃宗弄赞,629—650年在位)——贡松贡赞——芒弄芒赞(乞黎跋布,650—676年在位)——都松芒保结(器弩悉弄,676—704年在位)——赤德祖赞(弃隶缩赞,704—755年在位)——赤松德赞(娑悉笼猎赞,755—797年在位)——牟尼赞普(祖之煎,797—798年在位)——赤德松赞(塞那累,798—815年在位)——赤祖德赞(惹巴坚,815—838年在位)——朗达玛(838—842年在位)

二、佛教在大理的传播

大理,位在中国云南点苍山东麓,洱海之滨,因气候变化而有“风花雪月”[27]的美誉。公元10

世纪至13世纪独立为大理国,定都于大理。元、明迄今,设云南省治,乃滇西交通、政治、经济重镇,亦为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8]。

大理古有“妙香佛国”之称。据史料记载,约8世纪间佛教传入,为中国西南区首先佛化者。著名佛刹有崇圣寺[29]、感通寺、无为寺、宏圣寺等。其中,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为宜川县西北的鸡足山,乃迦叶承佛旨意,手捧佛陀金色袈裟,等候弥勒佛出世之处,因此鸡足山成为佛教第五大圣地[30]。

大理境内有汉、白、回、彝等族,以白族人数最多[31]。佛教传入后,与白族文化融合,民俗的“三月街”[32],即成为白族人感念观世音菩萨应化救苦的节日。另外,在语言、文字、艺术[33]、建筑[34]、雕刻[35],乃至姓氏取名[36],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尤其佛教火葬的习惯,使得白族亦以火葬为殡葬礼俗,可见佛教深入白族的生活。

大理佛教盛行于10世纪末叶南诏国后期,当时王室、贵族莫不以佛教为皈依[37],并敕全民礼敬三宝。至大理国时,领导者多以佛教治理国家,建国三百余年,二十二位君王中,有十位出家为僧[38],在历史上无出其右。大理国“用僧为相”,从僧侣中“设科选士”,辅佐政令的推行,使得佛教成为大理的“国教”。

13世纪,佛教仍盛行不衰,元朝的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沿山寺庙极多,不可弹纪。”可见佛教的盛况。

大理佛教受密、禅、净、律等教法影响,各宗兴起。公元9世纪,密宗由印度阿咤力[39]赞陀崛多传入,受到南诏王劝丰佑的信任、护持,成为大理国师,并成为“阿咤力教”。公元13世纪后,阿咤力教势力大减,至清康熙时,取消阿咤力于政府的官职[40]。后又有回族领袖杜文秀占据大理,佛教寺院在战火中遭严重破坏,阿咤力教衰微。

禅宗是继阿咤力教传入大理的宗派,始于公元13世纪。元朝雄辩大师以当地民族语言宣传佛法,驻锡的笻竹禅寺成为云南第一座禅宗寺院,亦为显教弘传最初据点。至普通、普福、道元三位禅师时,大理禅宗大为流传。

大理自古教派林立,高僧辈出[41],华严宗有大理皎渊弟子雪庭译《华严悬谈会玄门》,明末云南高僧读彻大师[42]宣讲贤首法藏及清凉澄观大师著作,律宗有弘传南山律读体大师[43]等。

近代滇西佛教衰落,佛寺遭祝融焚毁,虚云老和尚曾至此发愿重建道场,太虚大师率弟子驻滇,团结信徒,力陈“净密平等”、筹办“云南佛学院”、开办“佛化小学”,并以云南为据点,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等,凡此种种,对大理佛教的复兴有莫大的贡献。

今云南著名寺院鸡足山、感通寺、观音堂、宝象寺等,逐渐恢复旧观,许多重要佛寺、佛塔及出土的佛教文物等,都受到国家保护,成为研究大理佛教的重要文献。1990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赞助“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团”,至云南实地调查,并将研究论著汇集成《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首开台湾佛教学术界大理佛教文化实地研究之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