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佛教史与译经事业的开展(1/3)
一、隋唐佛教史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1]，更以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2]，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3]，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4]，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5]。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6]。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7]。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8]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风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9]。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10]，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11]，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12]，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对于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13]、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14]。随着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朝鲜、日本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朝鲜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朝鲜、日本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作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最甚，总称“会昌法难”[15]，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产，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847年）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16]，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955年）[17]，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着。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18]。
二、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19]、严佛调[20]、安玄[21]、康孟详[22]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23]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〇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24]。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
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咨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25]，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公元629年）西行求法[26]，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巨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27]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28]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质量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29]、金刚智[30]、不空[31]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32]，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地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33]，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34]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35]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注解】
[1]文帝为提倡义学，于开皇十二年（592年）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高僧硕德，以长安为中心，依不同经论进行系统教学，计分为“五众”：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及十地众，每众各设众主一人，以领导教学。“二十五众”，亦为开皇十二年文帝所敕选的二十五位高僧教化团体，由此一团体的众主教授大众佛教概论、读经法、出家修养论等。
[2]大兴善寺是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年）敕令建造的，是隋初国家的根本寺院，后代许多著名高僧及译经家、僧官，如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皆曾奉诏驻锡于此，成为密宗发源地。
[3]隋炀帝在开皇十一年（591年）皈依智者大师受戒，时值炀帝（晋王广）尚任扬州总管，智授其总持菩萨的皈依名号，晋王广亦回赠智“智者大师”的尊号。智者大师被尊为天台宗的创始人，以常居天台，世称天台大师，亦为宗派立名之由。
[4]吉藏（549—623），安息人，祖世为避仇而移居南海，后从僧朗出家，止于嘉祥寺，世称“嘉祥大师”。著疏甚丰，有《中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法华经义疏》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为三论宗的开祖。
[5]隋代信行（540—594）所创的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此宗将佛教按“时”、“处”、“机”（指人）分为三阶，以第一阶为正法时期，“处”为佛国，其“机”唯有佛菩萨，所修持者为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为像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为末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邪解邪行之人。信行以为当时已进入第三阶的末法，若依据第一阶的一乘、第二阶的三乘等别法来修行，甚为困难，故必须依第三阶的普法，皈依一切三宝，断除一切恶，修持一切善，方始有成。此即三阶教的根本主张。信行自称一乘菩萨，倡导第三阶的佛教，废具足戒，强调苦行忍辱、从事劳役，并以乞食为生，一日一食，反对偶像崇拜而仅礼拜佛塔。又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故路见男女，一概礼拜。在经济方面，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或供修缮寺塔经藏之用。
[6]唐朝为对僧尼的统理建立制度，故采僧官制及设置度牒，而唐初高祖于武德二年为统摄僧尼，维持纲纪，置有十大德来担任此职。
[7]法藏（643—712），字贤首，祖先康居国人。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入其玄旨，以能通西域诸国语与梵文经书，遂奉命参与译事，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等十余部。尝为武后讲华严十玄缘起的深义，而指殿隅金狮子为喻，武后遂豁然领解，后师乃因之撰成《华严金师子章》。师一生致力于华严教学，集组织理论的大成，又将佛教各种思想体系分为五教十宗，推崇华严为最高者，实乃华严宗实际的开创者。
[8]善无畏与金刚智、不空，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先后东来长安传授密法和翻译经典，并称“开元三大士”。三人首将密教传至中国，奠定密教基础。
[9]当宪宗迎佛骨至京师，“王宫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此崇佛热潮，正是帝王支持所产生。
[10]此数据乃根据道宣律师的《大唐内典录》所载。
[11]《开元释教录》，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全书依序列举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代开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间，一七六名译经僧所译大小乘经律论，共计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其中最后两卷为大、小乘的入藏目录，总计入藏经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历来所谓“一切经五千余卷”之称即出于此。又其中的“有译有本录”，将大乘经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并注明单译、重译，为后世大藏经编目所遵循。智升复将本书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预防混杂，编定《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为北宋以后雕印大藏经编号的依据。
[12]例如：随文解释义理者，称义疏；随文解释字句者，曰文句；总论一经之大义者称大义；恒不随文出疏，而分门别类以释全文内容者，则称玄义；对疏之注释，常称疏抄；笔记师之口述者，称记述等。
[13]韩愈虽曾写《原道》一文贬抑佛教，又于宪宗迎佛骨时，上《谏迎佛骨表》反对此事，然被宪宗贬至潮州时，却遇大颠和尚而皈佛。
[14]“变文”即是将佛典故事或经史内容加以改编，使其趣味化、生动化、通俗化，而适合教化民众之文，是受佛教影响而流行的说唱文学作品之一。尤其经典在唐朝大量传译之后，部分佛教徒为致力于佛法的普及，则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甚至配以通俗音乐吟唱的“俗讲”讲经法会，于是变文在中唐、五代非常盛行。此外，为配合讲经变文，描绘经中所叙述故事的“变相图”也应运而生。
[15]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整肃佛教团体，对不守戒律的僧尼，悉令还俗，将僧尼的私人财产没入国库等。会昌四年，令小规模佛堂、兰若等无额寺院的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对全国寺院及僧尼数量予以严格规定，被毁大、中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小佛堂达四万余所，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没入田园数千万顷，佛像及佛具改铸为货币或农具，使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虽宣宗复兴佛教，却已非往昔面貌。
[16]五代在北方，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在南方，为前蜀、吴、吴越、闽、南汉、南平、楚、后蜀、南唐、北汉。
[17]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为削减寺院的力量，乃实行排佛政策，下诏内容为：（一）无敕赐匾额的寺院一律废毁。（二）禁止私度僧尼。（三）未经父母、祖父母认可者，不能出家。（四）男子十五岁以上，须背诵经文百纸，或读诵经文五百纸；女子十三岁以上，须背诵经文七十纸，或读诵经文三百纸以上者，方可出家。（五）禁止私自传戒，须由祀部发给度牒，始可剃发受戒。（六）奴婢、奸人、奸细、逃亡中的盗贼、恶逆的徒党等，不得剃度出家。共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诏毁佛像，收钟、磬、钹、铎等以铸钱。
[18]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净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临安府余杭（浙江杭县）人，俗姓王。字仲玄。初为吏，三十岁依龙册寺翠岩令参禅师出家。后往天台山参谒德韶国师，初习禅定，得其玄旨，成为法眼宗三传者。后于国清寺行法华忏，颇有感悟，于是朝放诸生类，夕施食鬼神，读诵《法华经》，又精修净业。后住明州雪窦山传法，法席大盛，并复兴杭州灵隐寺。建隆二年（961年）应吴越王钱俶之请，迁永明大道场，接化大众，世称永明大师。师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僧侣辑录印度、中国圣贤二百人之著书，广搜博览，互相质疑，而成《宗镜录》一百卷。对当时各宗派间的宗旨分歧，持调和的态度。高句丽王见此书，乃遣使叙弟子之礼，并派国僧三十六人前来学法，法眼的禅风遂盛行于海东。开宝八年示寂，世寿七十二。赐号“智觉禅师”。另著有《万善同归集》六卷、《神栖赡养赋》一卷、《唯心诀》一卷等六十余部。
[19]竺佛朔，又称“竺朔佛”，天竺人，桓帝（一说灵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的梵本抵洛阳，并译出，惜今已失传。后与支娄迦谶合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由孟福、张莲之笔受。近人有谓支娄迦谶所译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应为竺佛朔与支娄迦谶所共译。
[20]严佛调，又称“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人（未依戒法受戒）。安世高来华后，师与安玄皆入其门，共译《法镜经》等经典。后师渐通梵语后，即能自译经典，并深入禅法，撰《沙弥十慧章句》，以阐禅旨，是为汉土注疏之始。师所译经，省而不繁，译有《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等五部八卷。
[21]安玄，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汉灵帝末年至洛阳，以功拜骑都尉，世称“都尉玄”。博诵群经，以弘法为己任，渐解汉语后，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光和四年（181年），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等，皆能巧尽微旨，时人成谓后人难有能继者。
[22]康孟详，为康居国人。以慧学称名洛阳。献帝兴平元年至建安四年间（194—199），于洛阳译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四衢经》一卷、《兴起行经》二卷、《梵网经》二卷、《四谛经》一卷，并与竺大力共译《修行本起经》，与昙果共译《中本起经》二卷。道安称赞说：“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
[23]支亮，汉末三国时代僧人。为支娄迦谶的弟子，支谦的老师。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等，均不详。
[24]详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
[25]今仅存三十部。
[26]玄奘大师（602—664），唐代河南人，贞观元年自长安出发至中印度那烂陀寺求法，在印度从戒贤学唯识，曾师事胜军，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论。回国后，奉敕译经，译出的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异部宗轮论》、《解深密经》、《显扬论》、《因明入正理论》、《阿毗达磨杂集论》等。为法相宗之祖。
[27]窥基（632—682），先祖为中亚人，十七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二十五岁参与译经，与玄奘大师合译《成唯识论》。由玄奘主译的《辩中边论》、《辩中边论颂》、《二十唯识论》、《异部宗轮论》、《阿毗达磨界身足论》，皆由师笔受，另除《阿毗达磨界身足论》外，皆作述记。又撰有《瑜伽师地论略纂》、《大乘法苑义林章》、《对法论疏》等，后世有“百疏论主”的美称。师长年住慈恩寺，以承继发扬玄奘所弘唯识之学，故后世又称唯识（法相）宗为“慈恩宗”。
[28]义净（635—713），于唐成亨二年（671年）经由广州，越海至印度，二十多年，历游三十余国。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首先参与实叉难陀《华严经》的新译。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所译出经典遍通大小二乘、显密二教，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今所传有部《毗奈耶》等诸律，大多出自其手。论藏部分，则以法相唯识为主，有《成唯识宝生论》、《观所缘缘论释》等。另外，尚有因明论著八种，以《集量论》、《因明正理门论》最为精要。
[29]善无畏（637—735），东印度人，唐开元四年（716年）至长安，时年八十岁，玄宗礼为国师，译有《大日经》、《虚空藏求闻持法》，与沙门一行译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等。
[30]金刚智（669—741），南印度人，曾从龙智学习密教。唐开元七年（719年），与弟子不空东来，译有《金刚顶中略出瑜伽念诵法》等。
[31]不空（705—774），南印度师子国人，从学于金刚智，后与师抵洛阳，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曾为玄宗灌顶，以祈雨灵验，赐号智藏，并赐紫袈裟等。肃宗、代宗时，仍受二帝尊崇礼遇。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发菩提心论》，多为密教典籍，密宗因而成立。
[32]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印经院，此时，佛典的翻译成为北宋国家事业。译经院由三堂组成：译经堂、润文堂、证译堂。设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将译好的经典仿梵音唱念一次，以修改音节，使人听来和谐悦耳）。比之唐朝，更加完善。
[33]隋朝彦琮在其撰著的《辩正论》中提出译家应具备“八备”的条件资格，即：一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备：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三备：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嗣滞；四备：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直；五备：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备：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街；七备：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八备：薄阅苍雅，粗安篆隶，不昧此文。总之，八备所言，乃为译场人员的选取标准。
[34]玄奘大师因鉴于旧译时代注重文采而不忠于原典的缺失，立下严谨的译经理论。主张译经时有下列五种情形不予意译，仍保留原音（音译）：（一）秘密故不翻：如诸经中的陀罗尼（咒语），本为诸佛密语，微妙身隐，不可思议，故不予翻译。（二）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吉祥等多义而不翻。（三）此方无故不翻：如阎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故保留原音。（四）有古译故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五）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词。
[35]《宋高僧传》卷三载，北宋佛学史家赞宁深研历代译经理论，就梵语、胡语、汉语的用法提出“新意”六例：（一）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等四种情形。（二）胡语梵语，说明原典有胡语与印度纯梵语之别，于纯梵语之中，依五天竺地域之别，各地梵语亦不尽同，各地胡语之中亦有异。（三）重译直译，直接从印度的梵箧译成汉语者，称为直译。一度译为胡语后，再度转译成汉语者，称为重译。此外，译者来华途中，经历诸胡国时所译的经典，译语之中常夹带胡语，此属亦直译亦重译。（四）粗言细语，印度的语言有所谓平常言词的口语与典正言词的文言，其中，佛陀说法时大多采用口语。又佛陀的言音可概分为两类，即分明典正之全声（细语），与不分明讹僻之半声（粗语）。（五）华言雅俗，谓译成的汉语亦有雅俗之别。（六）直语密语，谓梵语涉俗者为直语，涉真者为密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