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佛教史与译经事业的开展(1/3)

一、隋唐佛教史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1],更以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2],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3],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4],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5]。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6]。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7]。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8]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风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9]。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10],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11],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12],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对于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13]、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14]。随着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朝鲜、日本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朝鲜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朝鲜、日本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作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最甚,总称“会昌法难”[15],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产,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847年)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16],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955年)[17],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着。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18]。

二、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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