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1/3)

一、魏晋佛教史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1]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2]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3]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4],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5]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6]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7],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8];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9],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10],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11]东入长安(401年),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12]。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13]与支道林[14],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15]。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16]、僧伽提婆[17]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18]。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19](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20],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未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21]、法显[22]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二、南北朝佛教史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420—588);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396—581)。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23],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24],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25]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26]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27]。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28]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29],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30],又建寺[31]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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