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1/3)
一、魏晋佛教史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1]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2]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3]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4]，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5]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6]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7]，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8]；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9]，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10]，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11]东入长安（401年），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12]。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13]与支道林[14]，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15]。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16]、僧伽提婆[17]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18]。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19]（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20]，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未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21]、法显[22]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二、南北朝佛教史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420—588）；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396—581）。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23]，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24]，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25]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26]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27]。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28]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29]，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30]，又建寺[31]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32]、佛陀什[33]、畺良耶舍[34]、求那跋陀罗[35]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36]。《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帮助。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37]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38]。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39]。陈真谛[40]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41]。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42]；《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43]。《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44]。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祐[45]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46]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47]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48]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49]，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以为先帝荐福[50]。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51]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52]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53]；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54]。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55]。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56]，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57]，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58]，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59]，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60]。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注解】
[1]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谓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朱士行，为我国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侣，亦为我国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师因感于《道行般若经》义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塞至于阗，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无罗叉（又称无叉罗）等译出，此即《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盖
自吴国的支谦译出《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无极经》六卷后，首开研究般若学的风气，而师西行求经，更促成西晋般若学的兴盛。
[3]支谦，为大月氏人，生卒年不详，初随族人迁至东土，寄居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并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受业，与支娄迦谶、支亮并称为“三支”。后避乱入吴，甚受吴王孙权礼遇，并尊为博士，以辅导太子孙亮。凡三十余年间，致力于佛典汉译工作，所译经典除小部分为小乘经外，主要为大乘经，如《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为支谶《首楞严经》的改定本）、《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等。
[4]康僧会（？—280），原籍康居，因父亲经商而移居交趾，曾随安世高习禅。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年）至建业，后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遂皈依之，并为其兴建“建初寺”，传道译经，该处因而称为佛陀里，江左大法也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始。主要译经有《杂譬喻经》、《六度集经》，并注解《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
[5]竺法护，祖先为月支人，世居敦煌。以大乘经典未备，乃立志西行，携回大量胡本经典回长安、洛阳，专事译经，有聂承远、仁法乘等人参与笔受、校对等工作，所译经典，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部的《光赞般若经》、华严部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部的《正法华经》、涅槃部的《方等般泥洹经》、宝积部的《密迹金刚力土经》等，凡早期大乘各部类代表经典，几乎都有译介。此大体反映出当时西域、天竺佛教的面貌，也显示了师对传译经典的贡献。时人称之为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6]佛图澄（232—348），天竺人，或谓龟兹人。具有神通力、咒术、预言等灵异能力。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至洛阳，年已七十九，时值永嘉乱起，师不忍生灵涂炭，策杖入石勒军中宣说佛法，并现神变，石勒大为信服。至石虎即位，尤加信重，奉为大和尚，凡事必先咨询而后行，更解除昔日的出家禁令，大力支持佛教。师在华三十八年间，建设寺院近九百所，受业的弟子几达一万，追随者常有数百，其中最具代表的高僧有道安、竺法首、竺法汰、竺法雅、僧朗、法和、法常、安令首尼等，华北的佛教由佛图澄的推动而兴盛。
[7]道安认为翻译佛典有五种情况易于丧失原意，称“五失本”。又佛典翻译，本质上有三种困难，称“三不易”。五失本：（一）原典与汉文语法上结构不同，故于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二）原典的文字本质朴无华，汉译时因修饰而失去本意；（三）原典有同类语词几次反复重述的情形，翻译时易被删减而失本意；（四）原典经文中附带说明的文字，于翻译时易被删去而失本意；（五）原典于叙述一事再叙他事之时，常重复前述文词，汉译时多省略重复部分而失本意。三不易：（一）佛经为依当时的风俗、语言等而说，欲随时空的迁移而使经文易为今人阅读，实不容易；（二）圣贤所说深义，欲使凡夫理解，亦不容易；佛经系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阿罗汉结集而成，距佛世不远，欲由今人传译，很不容易。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要是提醒译者在译经时要戒慎恐惧，不可轻忽。由此可见，道安大师译经的立场是，不失佛典本旨，要求译文必契合经典原意。
[8]道安（312—385），为《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道行般若经》作注解；为《安般注》、《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了本生死经》、《十二门经》、《道行般若经》、《合放光光赞略》、《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增一阿含经》、《地道经》、《十法句义经》、《毗婆沙》、《阿毗昙》、《比丘大戒》撰序。
[9]《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释道录》、《道安录》等。全一卷。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约二百年间的汉译佛典及注经之作，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书。本书久佚，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系以本书为蓝本再加以增补，故仍可略窥其大要。
[10]东晋一代，般若经典流行，然以严密思辨逻辑来阐述“般若性空”之学的三论尚未译过来，而早期佛经的翻译多“滞文格义”，译理并不尽意，因此般若学者中，或有爰用玄学之义来理解及论释般若经义者，或有偏取般若中某一部分的义理来阐述者，进而在般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种种分歧，而有“六家七宗”等学派的出现。据刘宋昙济的《六家七宗论》（原书佚，今据唐代元康《肇论疏》所引）、隋代吉藏《中论疏》等所载，代表者为：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等六家，其中本无宗又分出本无异宗，合称“六家七宗”。七宗之中，一般以“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的主流。
“本无宗”以道安、僧叡、慧远等为代表。根据吉藏《中观论疏》的记载，道安“本无”的思想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这是从业感缘起来说本无，即凡因缘造就的现象，本性皆无。因此，吉藏认为道安之说属于般若正义，不能列入“偏而不即”的六家之内。
[11]鸠摩罗什（344—413），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人。所译以大乘经论为主，其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乃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道生将之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而集三论宗的大成；《法华》、《大智度论》，肇启天台宗的端绪；《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达；《坐禅三昧经》促成“菩萨禅”的盛行；《梵网经》一出，中土得传大乘戒。
[12]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影响最大的四位译经家有二说：（一）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二）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
[13]竺道潜，为东晋丞相王敦之弟，性喜山林，与支道林交游，并曾师事清谈之士刘元真。二十四岁，讲《正法华经》、《放光般若经》。元、明二帝驾崩后，隐栖于剡山，问道者仍多，故师开讲大乘方等经典及老庄之学达三十余年。后蒙哀帝召请，讲《放光般若经》，朝士如司空何充等，多尊信之，亦极受简文帝的礼遇。孙绰于《道贤论》一书中以师比为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14]支道林（314—366），名遁，以字行。专研般若系的经典，其形貌丑异，而玄谈妙美，又善草隶，喜与文人名流交往，尤为谢安所重。主张“即色本无”思想，意即色（物质）都不是自生的，故非真实存在。另著有《庄子·逍遥游篇》，《世说新语·文学篇》评其拔理于郭象、向秀（玄学贵无派名家）之外，称为“支理”。
[15]慧远（334—416），二十一岁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听道安讲般若经，颇有领悟，遂与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年二十四即登讲席，时常爰引《庄子》一书以说明佛教的实相义，使惑者晓然领解，因而道安乃听其不废俗书之议。东晋太元六年（公元381年）南下庐山，建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师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常慨叹江东之地，经典未备，禅法不闻，律藏残缺，遂命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以传译之。每逢西域三藏，辄恳恻咨访，并迎请译经。鸠摩罗什入关中后，即遣弟子道温、昙翼等赴长安师事之，学龙树系的空观大乘；又常以书信与罗什往返研讨义理（后人将二师往返书信讨论的内容纂集成《大乘大义章》）。师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为当代所宗，亦受国外僧众所钦敬。庐山东林寺为当时南地佛教中心，与罗什所居长安，中分天下。著有《庐山集》十卷、《明报应论》、《释三报论》及《大智度论抄序》等。
[16]佛驮跋陀罗（359—429），又作觉贤，北印度人。后秦弘始十年（公元408年）入长安，弘传禅术之学，后与慧观等四十余人离长安南游，受庐山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另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六十华严》、《大方等如来藏经》，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
[17]僧伽提婆，北印度罽宾国人，为有部毗昙学大家。前秦建元年中（365—384）远来长安。与竺佛念共译《阿毗昙八犍度论》二十卷，与法和等共译出《阿毗昙心论》，并改定昙摩难提曾译出的《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未久，应慧远之请，至庐山，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及《三法度论》二卷。
[18]《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论述沙门不须礼敬君王的理由。该书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的本质，是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
[19]道生（355—434），即竺道生，礼竺法汰出家。十五岁即登讲座，虽宿学名士，莫能抗敌。后入庐山幽栖七年，师事慧远，博研经论。复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教，时称罗什门下四杰之一。后又南返建业，弘扬涅槃学，主张“阐提成佛”说。
[20]昙无谶所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又作《北本大涅槃经》。系宣说如来常住、众生悉有佛性、阐提成佛等教义。道生初以法显的六卷《大般泥洹经》为蓝本，阐扬佛性思想，唯此经虽主张众生皆可成佛，而一阐提“无佛性”，道生反对此说，提出“一阐提皆可成佛”论，而遭到佛教界的责难，直至北本《大般涅槃经》南传，证明其所说无误，众皆叹服其“孤明先发”的远见。
[21]慧观，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入关中，曾从罗什受学。师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后至庐山，深服慧远的高风。南北朝时，与慧严、谢灵运等人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又制《涅槃经序》。
[22]法显（约337—约422），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前后凡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许多梵本佛经。后至锡兰（今斯里兰卡）二年，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年）归国。而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师又将各国所见闻的风俗、地理、宗教等，撰着成《佛国记》，为后世研究中亚与印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师在佛教史上不唯地位崇高，在留学史上的贡献亦颇卓著。
[23]根据唐朝法琳的《辩正论》卷三所载，东晋及南北朝的寺数及僧尼数如下：（一）东晋：寺院一千七百余座，僧尼二万四千人。（二）南朝：宋，寺院约二千座，僧尼三万六千人。齐，寺院二千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余人。梁，寺院二千八百余座，僧尼约八万三千人。陈，寺院一千二百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人。（三）北朝：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族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造寺三万余座，总度僧尼二百万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寺院僧尼急遽增加的情形。
[24]道生提倡涅槃佛性学，风行于南朝，“如来常住”、“真实不空”的佛性说，是属“真常妙有”系。另有成实、三论、法华学派的性空学者，大多兼治涅槃，是为“真空妙有”系。在北朝则以楞伽唯心为主的禅宗较为盛行，地论学派亦以真常唯心为本，阐述“三界唯心”，故属真常唯心系。综观南北朝佛教，南朝以真常妙有为主，北朝则以真常唯心为主。
[25]道猷为道生的弟子，法瑗为慧观的弟子。刘宋文帝欲解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于是邀请二师入宫宣讲，受到文帝崇仰。武帝即位后，亦延二师入殿说法。
[26]慧琳为道渊的弟子，学通内外典，与谢灵运及庐陵王刘义真交往密切。宋文帝时，庐陵王荐之于文帝，时与议论国家政事，故有“黑衣宰相”之称。
[27]求那跋陀罗（394—468），中印度人。刘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祇洹寺，从事译经工作。译有《胜鬘经》、《楞伽经》、《杂阿含经》、《大法鼓经》、《小无量寿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共计五十二部一三四卷。又
师广演大乘教法，世称“摩诃衍”。
[28]文宣王萧子良是齐武帝的次子。奉佛虔诚，自号“净住子”，所尊崇的高僧有：玄畅、僧柔、法度、僧祐、宝志等多人，故《南齐书》卷四十云：“招致名僧，讲说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事，为江左所未有。”
[29]梁武帝以前，僧侣尚无素食的规定，武帝决心改制素食，连续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又请当代高僧名流论辩，赞成素食者占大多数，由此打开中国僧侣茹素的制度。
[30]是梁武帝为超荐皇后郗氏所制的慈悲道场忏法。依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梁武帝夫人郗氏性酷妒忌，死后化为巨蟒，入后宫通梦于帝，帝乃请僧制慈悲道场忏法行拜忏礼，夫人遂化为天人，在空中谢帝而去。以此忏为梁武帝敕僧所制，故称《梁皇忏》。
[31]梁武帝所建造的大寺有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
[32]沮渠京声，匈奴人，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刘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入宋，专事译经，所译经书有《观弥勒菩萨上、下生兜率天经》、《禅要秘密治病经》、《八关斋经》等十六部十七卷。
[33]佛陀什，北印度罽宾国人，为化地部（弥沙塞部）僧。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来华，应琅琊王练及道生等之请，译出《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三十四卷，简称《五分律》。至此，中国所谓的四部广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及《摩诃僧祇律》传译完成。
[34]畺良耶舍，西域人。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至建业，译有《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
[35]求那跋陀罗（394—468），罽宾国人。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来华，八年至建康，文帝礼遇之，敕住祇洹寺。译《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优婆塞五戒相经》、《沙弥威仪》等。
[36]依《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学风，在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据吉藏《大乘玄论》卷三记载，南朝讲“佛性”者有十一家之多，当时义学者流无不讲“佛性”。
[37]僧伽跋摩，印度人，刘宋元嘉十年至建业。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是永明六年（公元488年）由僧伽跋摩与沙门僧猗共译于竹林寺。该书载僧伽跋摩以香花供养律藏，并遵循以前诸律师的作法，每年在律典上点下一点（表一年），师所点是第975点，表示佛灭后已有975年，此即所谓“众圣点记”之说。
[38]毗昙学派，亦即讲究旧译论书的学派，主要教义以说一切有部的教旨为基础，主张法体恒有、三世实有。因以慧数或法数为基本，故又称数家、数论。僧伽跋摩的法孙惠集，于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听者辄逾千人。又北方的慧嵩，至东魏从智游学毗昙，后至彭城（今徐州）讲学，世称“毗昙孔子”。
[39]《胜鬘经》为大乘如来藏系经典中代表作之一。主张众生虽被烦恼所缠，然其本性清净无垢，与如来同等，故皆具有如来之性（佛性、如来藏）。因此，即使在生死轮回，也有获得涅槃的可能。《楞伽经》主要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认识作用的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此说系结合如来藏思想与唯识阿赖耶识思想，菩提达摩将此经咐嘱慧可，故古来特为禅宗所重。
[40]真谛（496—569），西北印度人。曾入建业谒武帝，时值侯景之乱，遂潜行南归，陈时虽辗转游历各地，但仍译经不辍，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主要译著尚有《转识论》、《大乘唯识论》、《律二十二明了论》、《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等。
[41]（一）摄论学派，主要理论根据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真谛亦因之被尊为摄论宗之祖。依《摄大乘论》，主张无尘唯识之义，兼立九识义，提倡对治阿赖耶识，以证入阿摩罗无垢识。真谛门人慧恺、道尼、僧宗、慧旷等在《摄论》上各有成就。（二）俱舍学派，主要为研究《俱舍论》的学派。真谛除译出《俱舍释论》外，又别作疏十六卷以释之，慧恺、慧净、道岳等，亦相继制疏敷扬。
[42]三论的研究，自鸠摩罗什师徒之后，因成实之学盛行江南，遂渐衰颓。至齐、梁，高句丽僧朗于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弘三论之学。梁武帝仰师德风，敕僧诠、僧怀等十位义学僧赴摄山，从师学三论，后僧诠嗣师之法，大兴其道，门下数百人，以法朗传其法，尤善演布龙树的宗义，因而中兴了三论学，后传至隋朝吉藏，始形成宗派。
[43]成实学派是以《成实论》为主要思想依据的学派。鸠摩罗什译出此论，并为门人僧叡等讲述，由昙影整理诸品，僧导制成《成实论义疏》，道亮则撰有《成实论疏》。僧导南移江南后，首开南方研习《成实论》之风。尔后，研究弘传此学者甚众，梁代三大法师智藏、僧旻、法云等，皆有撰著。
[44]《法华》在南北朝多为一般学僧所兼学，故在南北朝一直平稳发展，北朝慧文、慧思得法华三昧，始盛大弘传，后成为天台宗根本经典。
[45]僧祐（445—518），南朝梁代僧，所撰《释迦谱》乃广引大小乘经律，记述释迦族世系的传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事迹，及其入灭后，至阿育王时佛法的流布，为我国撰述佛传之始。《出三藏记集》则系集录后汉至南朝梁代所译经律论等之缘由、目录及翻译的同异、序跋等，并附译经者的传记，为日后宝唱《名僧传》与慧皎《高僧传》的先驱。此外，僧祐将4至5世纪间，佛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论争及其他文书辑为《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同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46]宝唱，梁代僧。少投僧祐出家，所撰《名僧传》三十卷，乃集录东汉至齐、梁间高僧硕德四百二十五人的事迹，唯今已散佚。《比丘尼传》凡四卷，收集东晋穆帝升平之初至梁天监十一年（公元511年）为止之一百余年间，尼僧六十五人的传记。
[47]慧皎（497—554），梁代僧，所撰《高僧传》，世称《梁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朝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余年间，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传记，加上旁出附见者，实收五百人，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传，所创僧传体例为后世所依。
[48]法果受北魏太祖之诏，任道人统，统领僧众，对王朝诸般经营的参画亦有显著功勋。《魏书·释老志》第二十记载，师常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又谓：“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其言论直可认作北朝王者与沙门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北朝佛教国家性格的传统，此正与南朝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成一强烈对比。
[49]昙曜，北魏僧。北魏太武帝毁佛时，沙门多被迫还俗，师独坚固道心，持守其身。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诏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乃奏帝于州镇设僧祇户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所谓“僧祇户”是将某一郡的郡户规划为特定户，将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纳入僧曹（管辖寺院之总机关），以备饥馑时供给寺院僧众或贷予贫民之用。“佛图户”，是将重罪犯人或官中的婢奴集中于寺院管理，从事寺院清扫或田地耕作等杂役，同时接受佛法的感化。僧祇户与佛图户构成北魏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福利事业的先河。
[50]昙曜应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为先祖追善荐福。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为今云冈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从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开端，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表现。此为政治与佛教结合的特色。尔后凿窟造像的工作继续到唐代，蜿蜒长达十二公里，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重镇。
[51]佛陀先于菩提达摩到达魏境。据《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初·佛陀传》记载，佛陀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至北魏后，孝文帝为他“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国都南迁洛阳后，孝文帝“复设静院”，并“就少室山为之造寺”（此即名闻遐迩的嵩山少林寺），于是“四海习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佛陀后传慧光，然慧光以律学为主，故弘扬佛陀禅学者，则是再传弟子僧稠。佛陀曾赞叹僧稠是：“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又僧稠曾撰著《止观法》二卷，在北魏先后受到孝明、孝武帝的礼遇。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主张废除禅学以外的各种义学，为僧稠所阻止，更从师受菩萨戒。上述二例可见北朝帝室对禅学的重视，以及禅学流行之盛。
[52]达摩是南天竺人，“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定学高之”。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北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载。神光慧可慕师之高风，乃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授心印，授慧可袈裟及《楞伽经》四卷。
[53]昙鸾（476—？）从菩提流支受得《往生论》，乃专修净土。后住汾州玄中寺，弘阐念佛法门，著有《往生论注》，乃结合世亲《往生论》及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的思想，而主张他力及易行的净土专书。另著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为唐代净土宗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54]慧光原依止佛陀出家学禅，并与勒那摩提钻研《地论》，为地论宗南道派初祖。后又专治律部，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广宣，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书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弘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故慧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可见慧光是道覆之后，道宣之前弘传《四分律》者，世称“光统律师”。
[55]北齐慧文禅师因读龙树菩萨《中论》及《大智度论》，而证悟“一心三观”的心要，后以心观传授慧思禅师。慧思将“禅”与“观”融和并重，实践一心三观，于读《法华经》时，悟入法华三昧。禅观行持也是天台宗主要修持法门。
[56]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至洛阳，帝礼之于永宁寺，专事译经。计师在华二十多年间共译《往生论》、《入楞伽经》、《十地经论》等经论三十多部一百多卷，为北朝译经最著的高僧。
[57]《十地经论》乃世亲为解释《华严经·十地品》所作，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译出。以此经为依据所形成的地论学派，系主张如来藏缘起义。其后慧光承勒那摩提之说，于相州（河南安阳）南部弘法，称相州南道派，又称南道，系地论宗的正统，对日后华严宗的成立贡献颇大。
[58]东晋庾冰所提沙门对帝王应礼敬的问题，导致慧远与桓玄的辩论，进而引申出神灭不灭与因果报应的问题，在南朝成为诤辩的焦点。儒家主张形与神同时消灭，更无后世报应之说，佛教则倡导神不灭论，并主张三世因果报应之说。而佛道二教争论的重点则因道士顾欢著《夷夏论》所引起，道教以为佛教来自夷狄之邦，非中夏所应取，于是佛教群起撰著驳反。有关儒、佛、道之间的论难，在数据方面有：《二教论》、《笑道论》、《广弘明集》、《破邪论》、《弘明集》等。
[59]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的四次大法难，为我国历史上帝王迫害佛教最严重的四次史实。在北朝时代发生两次：（一）北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的鼓动而压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尽诛长安沙门，破坏一切经典图像。（二）北周武帝，信纳道士张宾与卫元嵩之论，有意废佛，其时，甄鸾、道安、静霭大师等，均为佛教辩护。建德二年（573年），帝即下令废佛、道二教，毁坏经像，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仅选名德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观。
[60]末法思想是由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三时思想及法灭思想所形成。由于北魏、北周的二次废佛事件，佛弟子们急切意识到末法的来临，为使教法久住，便发挥护法的精神，兴起刻经于石壁的护法运动。北齐时代即有风峪石经、北响堂山石经，隋代有静琬的房山石经、灵裕的宝山石窟等石经。其中，房山石经规模最大。以上都是护法卫教的具体表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