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专家授学

李向前: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

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时,要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原因,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它没有跟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这些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结构性危机。甚至很多人说,西方社会很难克服七十年代的危机。但资本主义终究还是克服了这场危机。它把新技术结合起来,利用起来。比如说当时计算机出现了,在交通运输方面进行了改造,在信息方面进行了改造,在资本的全球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在跨国界、跨民族之间的贸易上面,也进行了改变。当时社会主义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做一些改革,在保加利亚也制定了改革的初步方案。最早是匈牙利。但是到六十年代的末期和七十年代,这场改革的浪潮就停止了。最主要的事件,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当时,我们国家也派了军队去捷克。当然布拉格之春是一个表面现象,真实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政治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世界在进步、在前进,而社会主义则停滞不前。这样它就落后于周围的世界,在经济上没有竞争力,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改善人民生活。而在军事工业建设中,社会主义却花了很多的钱。

没有进行深刻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并不仅仅说,社会主义没有进行像样的真正的改革,而是说它对这场改革表示不理解,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苏联的改革中以及我们保加利亚在改革中,没有出现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他能够领导或者指挥这场改革。而在中国出现了邓小平。在我们欧洲人看来,在我看来,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邓小平理解了,社会主义也要现代化。当邓小平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苏联勃列日涅夫多病,老朽得不能管事。

每次勃列日涅夫到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都是我到罗马尼亚接他,然后一直陪他坐火车到边境上,把他接到索菲亚。他当时不仅身体不好,病重,而且一大帮人围着他转,希望能够跟他谈上话。所以苏联要进行改革的话,是多病的生命垂危的人在领导这项改革。这是很大的损失,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个损失。

勃列日涅夫之后是安德罗波夫。不知道你们怎么评价安德罗波夫。我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我把他和邓小平相比。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博学的人,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他对社会的现实,对苏联当时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他的思维也是符合现代要求的。他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只待了一年多。如果他能继续活下去的话,他会像邓小平那样进行一场中国似的改革。他当总书记一年,但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医院。1982年,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目就是《苏联要进行深刻的改革》。后来契尔年科上台,这是一个政治上很弱的人物,而且年纪也大。他不像一个领袖人物,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然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谈戈尔巴乔夫问题。戈的表现,不符合历史的潮流,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度。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他都没有进行一项真正的改革。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没有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从而也就导致了最后悲剧的发生,留下了大量的沉重的问题要解决。在苏联的领导层中间,没有出现一位有水平的领导人物。像列宁、斯大林、邓小平式的这样的人物没有出现。当时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物来领导改革,能使它符合历史的潮流和要求。

第三,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在我们政府、党内部,没有造成一种改革的形势。我们当时最害怕的,不是改革要碰到一些根本的、敏感的问题,而是企图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掩盖掉、掩饰掉。

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在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说法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内部的出卖即叛卖。还有一个说法,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外部,是帝国主义的原因。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从十月革命开始,俄罗斯的国内战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一直是要消灭社会主义的,一直在网罗间谍,一直在用战争、用冲突、武器的竞赛,来拖垮社会主义。而且一直在孤立社会主义,使之无法同周围世界发生联系,取得技术上的发展。当然还有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措施,甚至是很具体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外界因素估计过低的话,是很天真的,不恰当的。但只用外部因素来作解释,则把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社会主义往往是把很多内部的问题,都推到外面,说是外面造成的,帝国主义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它只说明了一部分真相,但没有说出根本的原因。第二种观点,认为寻找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要从我们内部来找,这是主要的。这并不是要降低外部的影响,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内部。那么,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些最主要的内部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社会取得了胜利。现在在俄罗斯和西方有一些人认为,搞十月革命是错的,完全是由一部分人的意志来决定,要搞这个革命。我认为这种

看法是错误的。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趋势。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这都是历史的现实。这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表现、展示自己。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在中国,在东欧胜利时,没有很好的成熟的历史条件来创造社会主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发达的工业技术。社会主义不具备这些历史性的条件。当时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英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当然这也不是件坏事。错误的是我们当时没有理解,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建成,而资本主义是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来发展自己的。所以斯大林在1936和1938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胜利了。进行十月革命才二十年,在一个落后的俄罗斯就胜利了。

赫鲁晓夫宣布,到八十年代末共产主义要在苏联实现。这也是一种幻想,一种乌托邦思想。邓小平说得对,搞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都要一百年。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来解决它在取得革命胜利时没有解决的社会遗留给它的一大堆问题。

社会主义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的理论。我说了马克思、列宁都是天才,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也去世了,这些天才都没有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他们这些人,也都离开了历史舞台。伯恩斯坦早就不同意苏联、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他批评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提出更好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我们保加利亚,在其他东欧国家,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使它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当时没有对社会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没有对当时世界的现实,对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仅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光明的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和缺陷。我们的实践证明,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它不可避免地要失败。换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些东欧国家的危机,导致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失败。

(《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王一鸣: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维度

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协同推进和统筹安排,需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维度。

第一,加快经济转型的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这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外部环境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经济转型迟缓主要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较为普遍;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非公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税、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必须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重大突破。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尚未完成,还处在市场逐步完善成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之中。我国发展现实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有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政府仍然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恰恰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市场监管等管理事项还没有完全管住管好。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当前,加快经济转型,应加快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

化改革。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解决我国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不协调、产能过剩压力过大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是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有效降低人口城镇化门槛,消除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为此,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近年来,各级政府在保障民生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仍然较多。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上要靠推进民生领域的改革,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都至关重要。为此,要重点围绕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等领域,加快推进改革,编织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创造条件让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富起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当前需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好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循序渐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第三,促进公平正义的改革。公平正义是经济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只有获得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机会,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才能有效释放,社会主体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效拓展。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为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民众营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就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要为非公有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广大民众营造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就要深化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改革,在扩大横向流动的同时,增强纵向流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切实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

第四,实现生态文明的改革。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要求大力推进制度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污染代价和生产安全成本。资源性产品价格不合理,客观上会造成过度需求和浪费,甚至误导产业发展。正确的价格信号不仅能倒逼市场主体节约资源,还能激励社会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从国际上看,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发展,都与资源供需形势变化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密切相关。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还涉及环境保护制度、生态建设制度和国土空间开发制度。近年来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提高,环境问题引起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明显增多,要求加快改革环境评价制度,提高环评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加快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此同时,还要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加快制订和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国土空间开发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的规范和标准,严格禁止失序失范失当的国土开发活动。

第五,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增强,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政府职能转变仍然滞后,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过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市场监管仍然薄弱。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要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不能仅仅停留在机构撤并上,而是要在职能整合、流程再造、提升效率上下功夫,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要按照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的原则,把该放的坚决放开、放到位,该管的坚决管好、管到位。政府管理的重心要适当由“前端”向“中后端”转移,加强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对政府公共服务,也要创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更多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经济转型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0月10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