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仗剑干戈十三载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延安颂》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一说起延安，人们都会感到分外亲切，敬意油然而生。这不仅是因为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我们党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还因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留下了无数的红色经典传奇。
陕甘宁边区的门神
1936年，贺龙与任弼时共同率领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会师后到达陕北。从此，贺龙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贺龙为第一二○师师长。把红军帽换成八路军军帽，许多战士想不通。贺龙耐心地对大家说：“我戴过国民党的帽徽，也穿过国民党的将军服，按我的心愿来说，看到这些东西就感到讨厌、恶心。但是这是党的决定，是毛主席的命令，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局，为了执行党的决定，就是叫穿花裤子我也穿。”在洛川会议上，贺龙积极提议留下部队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并从一二○师抽调一个团负责这项任务。
贺龙率一二○师奔赴晋西北前线后，积极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在晋西北坚决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打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政权，晋西北地区抗日局面很快高涨起来。当时部队条件艰苦，有时连黑豆都吃不上，只能吃瓜叶、树叶。虽然如此，贺龙依然时刻想着延安，想着党中央，只要延安有困难，部队能搞到，就千方百计送去。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毛毯，贺龙总是命令部队集中起来送到延安。他说，我们这里困难，可延安、党中央更困难。
由于晋西北离陕北最近，在蒋介石掀起反共**、国民党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把保卫任务交给了贺龙。1940年4月，国民党准备偷渡黄河袭击绥德，切断西北、华北交通。毛泽东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他们考虑作战部署，防止国民党偷渡黄河。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做出新的军事部署。国民党顽固派见无机可乘，于是改变行动计划，陕甘宁边区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1941年春，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毛泽东与朱德再电贺龙，要求贺龙所率领的一二○师着眼于保卫边区的同时兼顾晋西北，做好调动五至六个团赴延安以南作战的准备。贺龙与关向应接电后，立即命令独一旅西渡黄河开赴陕北佳县地区，雁北支队回绥德归三五九旅建制，独二旅七一四团集结晋西北保德地区待命，加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力量，使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军从南面西面、日寇从黄河东面的进攻，处境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统一领导五省内的八路军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同时坚持晋绥抗战。然而，要主持这样大的局面，需要大将之才。毛泽东想到了贺龙。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委，辖一二○师、留守兵团、晋绥军区部队、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命令发布后，毛泽东既认真又开玩笑地摸着自己的脑袋对贺龙说：“党中央和我的这个就交给你了。”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用飞机轰炸延安，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贺龙十分担心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于8月8日致电毛泽东和朱德：“惊悉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晋绥军民群情激愤，都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整个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宣战，为其实行全国性内战之警号，龙等誓率全边区50万军民，在你俩正确领导下为人民利益坚决自卫，必使和平民主实现而后已。特电谨致慰问。”同时，贺龙还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严厉谴责。
毛泽东从延安撤出后，转战陕北，十分艰苦，也十分危险，贺龙一直挂念毛泽东的安全。当从战场上缴获到两匹好马后，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供毛泽东行军时作坐骑。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从陕北的瓦窑堡来到了保安（今志丹县）。这时的陕北苏维埃地区，红军分兵两路正在进行西征战役，剑指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
就在这个时候，保安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那么，这两个人在这样危险的时候来做什么呢？
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来看一看陕甘宁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埃德加·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新闻系。早在1928年，他就离开美国来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九·一八”事变后，斯诺曾到东北、上海前线采访，发表报道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在他们的指引下，斯诺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新的认识。
这次，在斯诺和马海德的强烈要求下，由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红区——陕甘宁根据地。对于这两位外国友人来说，陕北是个神秘的地方，从来没有记者客观地报道过这里的情况，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如何进行革命的。
毛泽东对斯诺的来访高度重视，因为他是外国记者，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控制，能够把苏区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让世人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在斯诺、马海德来到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
当斯诺和马海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已经等候在门口。他微笑着握住斯诺和马海德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把他们迎进了窑洞。
毛泽东感慨地说：“蒋介石对我们造谣诬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呀！”当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诺和马海德时，他们为能得到共产党领袖的褒奖而激动不已。当得知他们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时，更感出乎意料。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语，使斯诺和马海德很快就不再拘谨。他们轻松地谈着、聊着，一直到深夜。那时的条件极为艰苦，贺子珍把采摘来的山杏端上来款待客人。不料，马海德刚吃一个就酸得直咧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居住在北京的马海德，每次看到鲜杏上市，就会想这件事。一次，他对儿子说：“那可是真酸哪！”
后来，斯诺这样记述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
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在陕北实地调查采访了三个多月，除去前线采访外，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他们进行了多次长谈。他们在一起谈时局、谈政策、聊红军，毛泽东还应斯诺的要求谈了自己的经历。据说，在毛泽东一生中，详谈自己的经历，这是仅有的一次。
在谈到抗日战争的前途时，毛泽东作了科学分析，并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并说，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
在谈到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时，毛泽东对斯诺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国民党军官，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
当时，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当斯诺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时，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一次，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踱来踱去，突然问他：“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闪动着蓝宝石似的眼睛，笑了笑道：“我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看你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证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在10月底秘密回到北平。他用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寄到英国，并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这部书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轰动一时。后来这本书以《西行漫记》为书名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更多人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红军，吸引了众多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促成了后来1937、1938年大批国统区青年奔赴延安的**。毛泽东当时曾说，这件事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斯诺作为外国记者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人，从此与毛泽东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深厚友谊，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斯诺离开后五个月后，毛泽东曾专门写信给他：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009年，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埃德加·斯诺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享誉世界的军事巨著——《论持久战》
中华民族抗战的前途如何，是亡国还是胜利？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是速胜还是持久？不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抗日战争就难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中国会亡吗？不会；中国能速胜吗？也不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回答。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写下了不朽的长篇军事论著《论持久战》，第一次全面科学地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早在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抗日战争将进行多长时间，毛泽东回答说，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因素如何而定，并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同时，毛泽东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
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再三强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把它确定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讲，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如朱德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张闻天发表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等，阐述了抗战的持久性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及方法。
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时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对持久战的问题有必要进行一个系统的阐述，用事实来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说服性急朋友们的“速胜论”。于是，毛泽东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持久战》的写作。
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时而抽着烟，在窑洞里踱步思考，时而伏案奋笔疾书。他曾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饭端来了，顾不上吃，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常常一连反复几次。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的身体，劝他休息一会，而他总是那句话：“好，好，过一会儿就睡，你们忙去吧！”答应得挺好，但就是不离开办公桌。
几个卫士凑在一起商量，觉得这样下去累坏了毛泽东的身体，就是自己的失职。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决定采取“逼”的办法，并让年龄最小、也最讨毛主席喜欢的卫士王来音去实施。
夜深了，毛泽东仍旧坐在办公桌前，或凝神静思，或伏案疾书。小王见主席仍没有休息的意思，就鼓起勇气说：“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笑了笑说：“好，好，你们先睡。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段了，写完就睡……”
不等毛泽东说完，小王坚决地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对组织负责，您要是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说着，把桌上的油灯端进了寝室。
毛泽东见状，也无可奈何，伸了个懒腰说：“好吧！睡觉，睡觉。”说罢，上了床，习惯性地拿起一张报纸，一边翻看着，一边催小王去睡觉。
小王执拗地说：“我要等主席睡着了再走，要不我就站到天亮！”
毛泽东终于让步了，放下报纸，躺下睡觉。小王松了一口气，高兴地为毛泽东盖好被子，吹熄油灯，退了出来。
第二天一清早，小王又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窗户上，映出一丝光亮，还以为主席起早写作呢。不料站岗的哨兵告诉他：“我们商量的办法又失败了。你刚走，主席就起来工作了，整整工作了一夜。”
就这样，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潜心写作了十几天，终于完成了长达五万多字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了连续演讲。同时，毛泽东把写好的稿子用报纸包好，派人送到清凉山解放出版社去印刷出版。当出版社送来校样后，毛泽东又亲自校对，反复斟酌修改，进行最后的定稿。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讲演，共21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8个问题）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部分（包括后13个问题）主要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讲演中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根据，指出：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各种特点，指出：
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上面。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它是一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它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与日本相反，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必将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得道多助。
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中日之间的这场持久战将如何发展？毛泽东对战争的进程作了科学的预测。他指出：“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突出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判断和预测，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感到迷惘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前途和发展过程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懂得了如何坚持持久抗战。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博得愈来愈多的人的钦佩与尊重。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不仅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论持久战》一书出版前，一次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向他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好极了，好极了！”蒋介石听后连声说，“出版以后，希望先睹为快才好。”
为了使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书稿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出版，向海外发行。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专门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毛泽东的这本小册子同样获得了高度评价。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了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
抗大，越抗越大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创立于陕北瓦窑堡。1937年初，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校迁到了延安。
抗大的学员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1937年，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历史洪流唤醒了全国人民，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和对旧社会不满的爱国青年和进步青年，被吸引到延安来寻求救国革命的真理。那时每天都有许多知识青年，从西安等地冲破重重障碍、长途跋涉投奔到延安“抗大”来。这时的学员大都来自国统区及沦陷区，也有少数华侨、外国留学生，还有部分边区青年。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生、中学生，少数是小学生，这其中还有部分女学生。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党中央从战略上提出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口号。延安及附近的党、政、军、民进行了紧急疏散转移，使抗敌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抗大转移到晋东南去的为一分校，到晋察冀去的为二分校，后来在各敌后根据地陆续共建十二个分校。这正是所谓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据抗大学员刘振旅回忆，他进校后的第一课是自己动手修建宿舍，也就是打土窑洞当做宿舍。窑洞修好后，在其一侧留一个土台子，上边铺上麦草，再铺上席子，那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学员们没有教室，平时教员讲课都在院内露天上课，每人发一个小木凳，把笔记本放在大腿上作记录。笔记本是马莲纸，自己装订起来。
学校一律军事化管理，每天上早操五分钟，迟到一步就会受到批评。操练完毕，就到延河洗漱。有时，军委领导会来检查学员们的操练情况。有时，夜间还会紧急集合。每三个月左右，进行一次打靶练习。
在抗大的学习十分紧张，课程的种类很丰富，包括军事课、政治课和多项活动。课程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要内容，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军事课，讲授的内容包括如何打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打遭遇战、近战、夜战、刺杀、投弹等战术和技术。政治课以《中国革命近代史》、《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书籍和文章为教材，主要学习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军事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学习方法主要是听报告，结合教员辅导。
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筹备成立了抗大，而且还对抗大的发展作了规划。1937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题写了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还亲自到抗大讲课，他为抗大第二期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历时三个多月，授课110多小时。在他的带领下，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
由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油很少，吃肉更少。没有食堂，干部和同学都在院里吃饭。为了让炊事员得以休息，每个星期日，学员们就轮流做饭。喝的水，是同学们自己到山下挑的。主食大部分是小米干饭和小米稀饭，蔬菜有洋芋、南瓜、白菜、萝卜等。饭不定量，可以随便吃。每星期会吃一顿白馍，遇到节日就进行一次大会餐。开饭前总要整队大唱抗日歌曲，这个作风延安各个学校、机关都一样，一片歌声，一派革命景象。
学员们穿的是粗布军服。布是边区人民织的，再拿干草烧成灰，把白布染成灰色。抗大学员一般是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他们的帽子上贴着红五角形的帽花，领章是红色的，一边是金黄色的“抗”字，一边是“大”字，用布绑着小腿。
抗大的每个学员都勤奋刻苦地学习，写心得体会，办板报、专栏，交流经验，都很认真。小组讨论时，大家都争先发言，各抒己见，直到把问题弄明白为止。通过学习，学员们对革命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坚定了革命立场，提高了革命的积极性。为了在现实斗争中得到锻炼，抗大经常组织学员参加校外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利用星期日或节假日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有时还帮助烈士军属做些零活儿，密切同工农群众的关系。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同学们的革命精神是充沛的，心情是愉快的。每个队都有俱乐部，经常举行讲演会、座谈会。队里还常会组织军事比赛、球类比赛、文艺晚会。当时，学员们常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进行曲》、《保卫黄河大合唱》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正如抗大校歌唱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向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抗大从1937年创办到1945年结束，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培养各类抗日人才10万多人，从延安一所总校发展到14所分校、5所随军中学、1所附中，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敌特为何无法打进延安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曾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有补丁的衣服。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和电台。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了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使得敌特很难渗透进来。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
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被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
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奇怪的是，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站。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就像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
调查到这些信息后，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经审问得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被日军发现后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定为己所用，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带了一个私人助手名叫沈辉。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明显的破绽。
其实，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后，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很狡猾，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不去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保安处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同时，李克农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由此得出结论，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七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
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
到延安去
1937年之前，延安，以及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面积不到十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一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不为民众所了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推行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联合一切可抗日的力量，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获得了丰硕战果。这一切都让民众看到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
于是，当时这座因受到日军飞机轰炸而破旧不堪的延安城备受瞩目，成为了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向往的红色大本营。一时间，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以及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在战火纷飞中，突破各种封锁和阻挠，如潮水般涌向延安。仅1938年5月至8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十万多人，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
“到延安去”是这些爱国知识青年共同的心声。他们或是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学生领袖，例如黄华、蒋南翔；或是诸如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教员之类平凡的工作者，或是已经在文化、科技行业颇有建树的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科学家、电影明星，例如丁玲、欧阳山、吴伯箫、艾青、何其芳、萧三、贺敬之、冼星海、陈荒煤、吴雪、马可、秦兆阳、齐燕铭、郭小川、李季、杨朔、沙汀、吕骥、贺绿汀、周立波、赵树理、刘白羽、柯仲平、戈壁舟、艾思奇等等。此时的延安可谓是群星灿烂、人才荟萃。
当时，延安“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众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废除封建陋习，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鼓励学术研究，提倡言论自由；物质生活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这与充斥着腐败无能、四处打压民主和进步力量、醉生梦死的战时陪都重庆形成了强烈反差。
整个延安处处彰显的生机和活力，让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感慨自己终于来到了追求已久的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在刚刚抵达延安时，就看到“这里的人们各个显得十分愉快……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穿着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除了不断前来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不少名流学者和民主人士也曾到延安访问。
中国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教师，曾与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是关系很好的同事，并在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与毛泽东结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深感“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抗日，他虽然不甚了解，但他认为百闻不如一见，遂于1938年1月前往延安访问。
当时，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见上一面，或叙旧，或交换观点，畅谈一番。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在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约见梁漱溟长谈。抗战的前途问题是此次谈话的中心。
梁漱溟去延安访问之前，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期间的所见所闻，让他倍感失望，对抗战前景非常悲观。与梁漱溟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毛泽东的态度十分乐观明确，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并旁征博引，与之辩驳。此后，毛泽东又抽时间与梁漱溟交谈，先后有八次之多。毛泽东在交谈中不落俗套，从容、自然而亲切的态度令梁漱溟记忆深刻。后来，梁漱溟每每回忆起在延安时与毛泽东的交谈都颇为感慨。
延安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与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触中，细微处体现出的真诚，都让来到此地的知识分子和来访的社会名士感触良多，心悦诚服，心中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的想法。
为共产党“做广告”的父子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1936年末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有大量的进步学生、爱国青年由京、津、沪等国统区城镇奔赴延安，使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单位和红军队伍迅速壮大。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抚顺父子王卓然、王福时为延安做“广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卓然，字回波，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他1893年5月生于抚顺北郊的莲岛湾村，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8月回东北，得到张学良的重用，成为张学良的“文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除任已迁入北京的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外，还与高崇民、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任核心领导成员。他还提议并创办了《覆巢》报，意为“覆巢之下无完卵”，以警示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救亡图存。后该报改为《东方快报》，他仍任社长，办报宗旨是宣传抗战，鼓动东北流亡者复土还乡。
王福时是王卓然的长子，生于1911年10月，他曾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读书，一年后返回东北大学农学院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进京，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一二九”运动中，王福时是积极的参加者。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王福时就与来华寻找“东方魅力”的美国纽约《太阳报》的自由撰稿人埃德加·斯诺相识并结为朋友。此时斯诺被聘为“燕大”新闻系教师，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中国普通百姓遭受的苦难，对此义愤填膺。同时，他也爱交友，他的家成为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处。王福时是他家的常客，学生们与洋老师在这里议时事、评弊政、求真理，相互濡染，渐成知己。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共产党，1936年8月，在王卓然的帮助下，斯诺绕开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到了陕北，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采访。其间多次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红军的高层领导人。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坚定信仰、非凡经历、胸襟情操、胆魄睿智令斯诺折服。
同年10月，斯诺满载而归。王福时等闻讯后，立即去他家听他介绍陕北的见闻和感受。为了让国统区的广大民众尽快地了解延安、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精通英语的王福时借了斯诺的采访手稿，会同亦擅长英语的同学郭达、李放夜以继日地翻译。同时在父亲王卓然及《东方快报》全体员工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排版、打样、校对、印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印出了5000册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厚达300多页，之所以取此书名，是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查封。在书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那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以及红军长征路线图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珍贵文献资料首次与读者见面。
书印出后，王卓然、王福时通过关系在西单商场秘密销售一部分，其余均由“东大”进步学生组织推销。文学院的学生因喜爱书中的《长征》诗，宣传得更为积极。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时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早介绍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近况的书籍。它就像燎原的星火迅速燃烧，各地出版社纷纷翻印发行，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就风靡全国各地，甚至在偏远地区的地摊上也可见到。
这本书的印发在国统区如一石激浪，使很多进步学生、爱国青年通过此书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红军，他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为了赶走日本
侵略者，他们纷纷奔向延安，奔向共产党和红军，使延安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可以说，广大爱国青年奔向延安，与王卓然、王福时父子为延安做的“广告”是分不开的。
李鼎铭与“精兵简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精兵简政”政策的最先提出，源自党外人士李鼎铭的一个提案。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少年时期勤奋攻读经史，兼学中医，因学有所长，闻名乡里。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封建迷信。早年，李鼎铭在家乡一面从事中小学教育，一面开医馆为人治病，颇为邻里乡亲所称道。一开始，对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他并不认同，后经他的儿子、共产党员李立果的影响、说服，加上他自己研读社会主义书籍，并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比较，他发现共产党胸怀坦**，以民族大业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从而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了。
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后经毛主席提名，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李老先生拄着拐杖登上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讲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还就党内外团结问题和如何克服边区所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前后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如何渡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李鼎铭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经过与几位参议员商量酝酿，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个提案。提案的主旨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
这一提案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此时精兵简政，岂不是自己束手就擒？一些议员提出了质疑。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认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不纯。但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药。”毛泽东在批阅各项提案时，已经注意到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他把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并摘录在本子上，还加上了批语。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确定了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实行的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入，发展生产。
经过议员们的热烈讨论，大多数人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18日，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以高票数获得通过，决议“交政府速办”。
11月21日，毛泽东在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毛泽东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而提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实行这一政策后，部队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
“精兵简政”政策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对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在陕西绥德病逝。
抗战的怒吼——《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它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1939年农历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与来延安慰问演出的第二战区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欢聚一堂。他们一起聆听了与三队同志同赴延安疗伤的老友、著名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颂》。这首诗是光未然根据1938年和1939年两次渡过黄河以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时的感受写成的。
光未然到了延安之后，便与冼星海达成创作成声乐作品的默契。为配合冼星海进行音乐创作，之后，光未然又用五天时间把它改写成了长达400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
那晚，光未然在**朗诵这首作品之余，还谈了写作的动机与意图，以此作为冼星海作曲时的参考。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座椅上静静聆听，光未然话音刚落，他猛地起身，大步上前把词作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周围的同志们立即为其热烈鼓掌致谢。
演剧三队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劳动**。冼星海每天随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上山垦荒劳动，并创作出《生产大合唱》。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他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的同志们详尽了解抢渡黄河时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的铿锵呼号，默默地酝酿着这部作品。
1939年的延安，生活条件虽然相当艰苦，但冼星海、钱韵玲夫妇却很乐观。没有咖啡，他俩把黄豆磨成粉拌上少许红糖，被“鲁艺”师生们称作“土咖啡”。冼星海抽的烟斗嘴坏了，在延安配不上，他就把一支竹竿毛笔的笔尖拔了，将笔杆当烟嘴用。坐在土炕上临窗的小桌前，冼星海抽着超长烟斗奋笔创作。
冼星海艺术创作的习惯是：思考一旦成熟，工作起来的劲头相当惊人，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以同样的方式，在六天六夜内不间断地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八首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作品的谱曲。
延安当时缺乏西洋乐器，冼星海仅能找到提琴、竹笛、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口琴、锣、鼓、竹板、木鱼等共11种乐器，以此来伴奏。
1939年4月13日，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演出共举办两场，曲作者冼星海亲自指导，词作者光未然担任朗诵，演出非常成功，冼星海和“鲁艺”的师生们大受激励。
在“鲁艺”建校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副院长赵毅敏向毛泽东汇报了“鲁艺”的工作情况，同时向主席推荐了光未然、冼星海新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邀请毛主席观看。毛泽东欣然应允。
为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全院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合唱队集中排练《黄河大合唱》。为了能让乐队的演奏更有气势，冼星海按照当时的乐器条件编写了简练的伴奏总谱，并搜集到三四把小提琴和二胡、三弦、笛子、吉他和一些打击乐器，几位同志还动手制作出由洋油桶改成的低音胡琴。
正式演出前，冼星海又看上了学生李焕之每天系在腰上的一个大号搪瓷缸子。他取下搪瓷缸子，把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一大堆放进缸子，示范性地一摇，让李焕之充当这件新式打击乐的演奏员。
排练时，当开头的那段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到“那么你就听听吧”时，担任指挥的冼星海就朝李焕之振臂一挥，李焕之就抱着装满吃饭勺子的大搪瓷缸子奋力猛摇，于是，那密密的“哗啦啦啦”之声伴着管弦锣鼓齐鸣，发出呼啸奔腾的浪涛吼声，引出合唱队员们“咳哟、划哟”的雄壮歌声。
1939年5月11日晚，纪念“鲁艺”建校一周年晚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晚会首先是学院师生一个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最后一个上场的是压轴大戏《黄河大合唱》。在激昂的合唱和乐声中，冼星海**澎湃地指挥着，特别是演到《保卫黄河》时，冼星海突然来了个转身，指挥台上台下一齐高唱，顿时全场沸腾了！
演出结束时，毛泽东高兴地起身拍着手连声叫好。第二天，合唱团又受邀为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加演了一场。自此，《黄河大合唱》在延河两岸不胫而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到处传唱。
当毛泽东从“鲁艺”副院长赵毅敏那里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了不少蘸水笔笔尖时，很快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了外国友人赠送给自己的派克牌钢笔与墨水。
1939年6月26日，在欢迎周恩来、博古回到延安的晚会上，冼星海再次指挥“鲁艺”师生演出《黄河大合唱》，周恩来观后大加赞赏，后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黄河大合唱》也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保留节目，招待了来延安的国共两党的抗日将领、爱国华侨、民间团体代表和外国宾客。美国记者斯诺记下了一段和毛泽东的对话：“在《黄河大合唱》演出散场时，我和毛泽东一起走了出来。他问：‘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还通过全国各地来延安参观学习的人和分配到各地的“鲁艺”学生广为传播。当时，油印歌本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不少人用手抄的方式将《黄河大合唱》带出延安。光未然离开延安后，托人将曲谱交给重庆生活书店排印出版。这些，都使《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包括国统在内的各个战区。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与诗人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华民族音乐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抗战的怒吼！是颂歌，也是赞歌！它由延安迅速向全国传播开来，轰动全国，走向世界……
文艺工作为人民大众服务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延安陆续迎来了大批生活在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的革命青年。
“到延安去！”这句话道出了当时热血青年的心声。他们怀揣对中国前途希望的向往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抛弃原本相对稳定舒适的生活，通过各种渠道办法，突破日本侵略者的层层封锁线和国民党的阻挠，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
特别是在1938年至1939年间，这股奔赴延安的潮流达到了**。有数据记录显示，曾经在一天之内抵达延安的人数多达1000人以上。
一时间，在延安的大路小巷，到处都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有的拿着钢枪，有的拿着干活的镢头，一个个精神焕发，走路时都迈着豪迈的步伐，到处都是他们的欢歌和笑语。
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陆陆续续从上海、大后方来到延安，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丁玲，从国民党的监牢里一走出来，就怀揣宋庆龄赠送的350元，冲破重重封锁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成为第一位抵达延安的知名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特地设宴款待丁玲，并赋诗一首，盛赞为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全国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著名诗人何其芳就是其中之一。
何其芳是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的，那时正好1938年8月底。即使是在许久之后，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与毛泽东相见和交谈的情景，仍引以为豪。何其芳也不例外。他回忆道：
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同志到毛泽东的住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也是同一年，另一位著名诗人臧云远也来到了延安。他很幸运，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
当臧云远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时，他正在伏案写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毛泽东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毛泽东询问臧云远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认真应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质疑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
毛泽东听了，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经过一番交谈，毛泽东与臧云远虽是初次见面，却颇有些一见如故的意思，相谈甚欢。
延安最初没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后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于是在文艺领域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谁服务、怎样服务。
他们有很高的热情，但对革命根据地却并不大熟悉，一些人还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情趣打量延安的一切。于是，在延安的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的论调，有的人开始鼓吹“人类之爱”……不少文艺工作者虽然身在革命队伍中，但因为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能把文艺很好地和时代结合起来，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大问题。
1942年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应毛泽东的邀请，100多位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和电影等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就“交换对于目前文艺工作各方面问题的意见”举行了座谈会第一次会议。
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他对文化的定位，即“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认为文艺工作应当“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最终“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随后，根据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情况，他提出了有关文艺工作立场、态度、工作对象、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的议题，供与会者讨论。
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发言踊跃，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与会者的发言，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偶尔会插几句话，更多时候是在手边的纸上做记录、思考问题。
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在5月16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有人继续提出“人类之爱”和“不歌功颂德”的观点。但在前线和基层工作过的同志的发言还是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思。
刚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会上讲述了自己近期工作的亲身体会，呼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走出窑洞，到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去发光发热，以满足前线部队和基层群众对文艺工作的需要。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也在会上向大家讲述了剧团在农村演出剧目《下放牛》，广受群众欢迎的情况。他笑言要想找到自己的剧团，只需顺着鸡蛋壳、红枣核和花生水果皮就行了。听完柯仲平的话，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
5月23日，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莅临现场。除了参加会议的人，还来了一些旁听的，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坐满了人，还有一些人坐在办公室外边。大家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
下午，朱德发言。他说，文艺工作者不能瞧不起工农兵，要学会转变思想和立场，向共产党、无产阶级“投降”；作品是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的讲话形象生动，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和认同。随后，所有与会者来到会场外，合影留念。
晚饭后，人们将会址移到了中央办公厅外的广场上。夜里点起一盏煤气灯，把杨家岭的沟口照得一片明亮。
与会的人，群情振奋，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毛泽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点，即文艺工作为什么人服务？他就延安文艺界在座谈会之前和期间的状况进行了解析，认为文艺工作必须为人民大众，“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不能有任何迟疑”，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如何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明确了文艺界前进的方向，使得延安文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时光飞逝，七十年过去了。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指导意义。它仍然是现阶段文艺工作的一种发展方向。
延安舞会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延安破天荒有了舞会。这种来自西方的交谊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到延安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进行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她曾经出版《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报告文学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她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
延安的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起初，毛泽东不参加跳舞活动。有时候，毛泽东等人到史沫特莱的住处做客，大家欢快地唱歌谈天，史沫特莱会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和交际舞。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教堂改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多半自己做凉鞋。她们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这样就做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装饰，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尚。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
舞会的音乐伴奏很简单，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这些都是用废弃的油桶改做而成的。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但是，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跳舞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囿于传统观念，觉得那是一种不健康的作风。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大都反对跳舞。而毛泽东的观点是：边区生活气氛过分单一化，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生产。延安的草鞋舞，调剂了生活，有别于大后方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后，人们忙于学习、检查，延安的舞会基本停办。1943年后，舞会又恢复举办。
万两黄金送往延安的坎坷过程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回顾这段悲壮的历史，一个谜题挥之不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延安红色政权的抗战经费究竟来自哪里？
2011年4月，记者寻访金都招远，从大量史料片段和知情人的讲述中，找到些许答案——在八年抗战中，中共胶东特委为争夺招远的黄金资源，与日伪汉奸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胶东儿女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将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往革命圣地延安。
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但却不幸沦陷在日寇手中。据招远市《黄金志》记载：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侵华日军小川支队，于1939年2月27日武装占领了招远城，翌日又占领了玲珑金矿，之后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
为加强对玲珑金矿的封锁，在方圆不到五华里的矿区范围内，日军驻扎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在四周山上修筑了七座炮楼，在中心矿区围架起三层电网和铁蒺藜，在矿区唯一的通道上设立了三道岗哨。金矿驻地的大、小蒋家村，许多百姓被逐出家园，一个伪军连和一个机枪连进村占驻。周边的大园、九曲、台上和欧家夼等村，也均设立了日、伪军据点。玲珑金矿，真可谓是“铁打的营盘”。
1941年7月，为了加紧对黄金资源的掠夺，日寇在玲珑金矿修建了一座日产150吨的木结构的选矿厂，雇佣人员达1200余人。为了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寇对成品金全面实行管制并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的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矿工们和日军及伪军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金，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寇的运矿车、运金车，袭击矿区日军的炮楼，惩治汉奸和卖国贼，组织矿工举行罢工等方式，破坏敌人的正常生产。同时，秘运矿石到共产党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共产党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仅1940年，工会书记苏继光和陈文其等人，秘送到延安的黄金就达两万多两。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夺金大战”中，苏继光是关键人物之一。
1939年冬的一天，在掖县（今莱州市）夫子石中共胶东区特委驻地，时任中共胶东区工会书记的苏继光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搞黄金。
接受任务后，苏继光头戴破毡帽，身穿烂棉袄，腰扎草绳子，装扮成一个挑柴禾的人，来到招远蚕庄，并在龙口码头老工友的帮助下，混在上班的矿工人流中进入金矿。
当时，距金矿较近的柳行村，驻扎着国民党杂牌军孙务本的部队。孙务本为控制黄金，派了一个连的兵力驻守金矿。这些矿兵在矿区窜来窜去，监视工人的劳动，还经常敲诈勒索矿主。
矿工的生活非常艰苦。男的下矿井挖石头，用背筐将石头背到竖井底部，用辘轳把矿石挽上地面，再用锤子把矿石打成黄豆粒般的小石子。女的则昼夜不停地推大磨，把石子磨成石粉。
苏继光和矿工们每天生活、劳动在一起，表面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力。然而，一到晚上，他就走门串户开展工作，宣传革命道理。矿工们虽然不了解他的身份，但觉得他处处为工人着想，都把他当作靠山和主心骨。
苏继光把工人们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做矿主的工作。他化装成一名国民党官员，赢得当地最大的矿主“许小眼”的信任，利用“许小眼”私藏的几十条枪，组建起8支工人护矿队，由苏继光控制，最终将孙务本的杂牌军赶出矿区。从此，蚕庄金矿归抗日人民政府所属。
黄金有了，可是怎么通过敌占区的层层封锁，运往延安呢？
当时胶东支援抗战的黄金等物资是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秘密送到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及鲁南区委，之后转运至延安，许多胶东儿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都是选派精干的八路军战士，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十两左右，这样既方便行军，遇到敌情也能随机应变，灵活应付。
延安的军工英雄
原外贸部部长、国务院顾问李强是共产党中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集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于一身，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军工战线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创造的丰功伟业，至今仍为人们所景仰。
李强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中，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并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1929年底，李强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次年1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春，李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是担任军工局和无线电局的副局长（局长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全面主持工作，1941年升任局长，在这里他为人民兵工事业奋斗了9年。虽说延安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名城，但毕竟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不但找不到工业的踪迹，连仅有的手工业也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作坊。
1938年的春天，李强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以探宝的目光四处搜寻着发展兵工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他发现：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资源；黄土岗中的铁矿和煤矿，可以炼铁；羊油资源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是硝化甘油的原料；木材资源可用来烧炭。八路军总部对此大力支持，为军工局采购各种设备、仪器、物资、原料并帮助护送到延安，为军工事业的开创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李强的领导下，延安的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全面，有了快速的发展。先是办起了战争环境下既便于转移，又利于生产的马背工厂，接着又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枪械的专用机床。
军工局全体同志在李强的带领下，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没有技术工人，就设法召集了一批造枪工人；缺少原料，就用铁路上的道轨代替；没有铜，就号召前线战士收集废子弹壳，运到后方，再装上子弹头，称为复装子弹；没有专用设备，就用手工加工。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这也是八路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从此，在八路军战士手中开始有了自己生产的步枪。
作为军工局长，李强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尊重人才，培育人才。为了使自己早日成为军工战线上的内行，他同其他同志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当他获悉伍修权有不少俄文版的军事技术书籍时，就借来认真阅读。除了向书本学，李强还十分注重向专业人才学习，尽快丰富对军工生产技术知识的了解，提高自己统领全局的才能。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门技术人才相聚在宝塔山下，其中有许多人被安排到军工局，他们中有搞机械的、化学的、炼铁的、烧炭的、印刷的、纺织的……可谓人才荟萃。为了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李强十分注意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在每月薪金报酬上，规定干部是津贴制，工人是工资制。技术干部最高月薪20元，技术工人最高月薪28元。李强作为军工局的最高领导每月只拿20元。
军工局初创伊始，困难重重，除了有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及建立于红军时代的被服厂、印刷厂外，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这无疑是个极大考验，但李强相信事在人为。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拼搏，延安的军工企业已初具雏形，李强以茶坊兵工厂为基础，成立了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其中一厂负责制造机器，二厂负责制造步枪，三厂负责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并负责筹建炸药厂。在一次军工局的大会上，李强坦言：我们边区发展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第一，工具自己做；第二，原料自己找；第三，房子自己造；第四，技术自己学；第五，没有规定的原材料。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李强紧紧依靠全体干部职工，充分发动大家献计献谋，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在李强的领导下，延安的军工生产发展迅速，在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中，军工企业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八二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万支，修炮4门，还为地方民兵生产了地雷上千万枚，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加快推进夺取抗战胜利的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共有五位同志被中央军委授予“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其中李强是唯一的军委局级领导干部。
这次大会的宣言书还特别提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的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这是党中央对李强为军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1944年6月，李强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院长。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综合大学，标志着党领导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开端。学校下设物理、化学、生物、地矿四个系，学制三年，生源是从各单位抽调的具有中学水平的青年。为了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机械实习厂和化工实验厂等。
李强兼任院长后，大胆提出将学院和工厂结合起来，走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经常带领军工局的技术专家给学生上课，结合斗争实际，先后开设了兵器学、爆破学、炼铁原理、工艺学、金属学以及制图、炸药及爆炸等课程。为了让同学们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以深化和巩固学到的专业知识，李强有计划地安排同学们去各军工企业实习。如机械系的同学来到炼铁高炉旁，一边听老师讲解，真正了解高炉、送风机的制造及燃料的烧结原理，并一起参加了炼铁的全过程。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先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培养了500多名科技干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些莘莘学子中有的还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岗位，他们中有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军工局自身也成为一所培养人才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在军工局工作过的人员中，有39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副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花篮里花儿香，
南泥湾好地方，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这是一首歌唱南泥湾美好风光的歌曲。南泥湾在哪里？人们为什么要写歌来赞颂它呢？
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值得人们记住的故事。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中，物资的供应非常困难。当时规定每人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一套衬衣，一双布鞋。这一套一双根本就不够干部战士们穿用，只好裤子穿烂了把裤腿裁掉，当裤头穿，上衣穿烂了，把袖子扯下来补到脊背上。夏天上山开荒种地，只穿一个裤头，光着膀子干活。布鞋帮子穿烂了补帮子，底子穿烂了补底子，一双布鞋可以补到一公斤重，还舍不得丢掉。
伙食也差，规定每人每月发一元五角钱的津贴（边区货币），但实际上两年没发过一次。吃的是小米饭，有时候还吃不饱，只得以煮黑豆来补充。一到春天野菜发芽，每人都要在劳动之余，采摘半斤野菜，交给伙房以补口粮不足。
为了战胜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热火朝天地进行劳动生产。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这更加激励了解放区军民生产的热忱。1943年春，在延安劳动竞赛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杜林森在一次开荒比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6.3亩的好成绩，毛主席接见他时说：“你的功劳很大，一天开荒六亩多地，称得起劳动英雄。大家都叫你‘气死牛’，我看你还是气死人，气死蒋介石。”
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一部分军火。农业得到了大发展，1943年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除总消费量162石，可剩余22万石；棉花生产自给率达50%。这样，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全旅指战员开荒20.1万多亩，把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并每年向政府交纳1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南泥湾距延安城百余里，两面是山，中间是条大沟，多年来荒无人烟，野草荆棘高过了骡马。部队刚开过去的时候，首先要开路走，住的房子是临时用树枝搭的；夜间生着火睡觉，不然豹子、豺狗会跑出来咬人。但战士们的情绪很高，没日没夜的开荒。不少战士手掌被锄头磨破了也不休息，用布缠上又去挖土。他们说：“国民党想用封锁困死我们，我们要用大生产的大丰收气死他们！”
南泥湾的土地肥沃，黑色的土壤像是用油泡过。三五九旅的一个大队开了三个山坡，大约千余亩，种上了小米、包谷、南瓜、白菜，又喂了鸡、羊、猪。第一年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吃不完，200多人往延安城挑了近一个月。一路上，战士们欢喜极了，一个小战士还编着快板唱：“南瓜大，小米甜、白菜、萝卜春满园；羊咩咩，鸡咯咯，马肥牛壮猪更多……大生产，好得很，富民强兵练本领：气死蒋介石，打倒小日本，解放全中国，穷人要翻身！”
1943年9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非常兴奋：“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在自己住的地方开出一小块荒地种菜种粮食。毛泽东也在他窑洞前的空地上开了一块出来，作为他的生产基地，闲时便去浇水、上粪、锄草、捉虫。有的同志想到毛泽东工作太忙，就主动去帮他劳动，可是毛泽东总是不肯，坚持要自己完成任务，并亲切地说：“各有各的任务，你们可不能代替我劳动呵！”
大生产带来了丰衣足食的繁荣景象，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而且锻炼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以前两个多月吃不上一顿馒头，大生产后，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顿馒头了；原来每天能喝一点米汤油，吃顿发霉的小米干饭就觉得很开心了，大生产后，猪肉都吃不完，而且每顿饭都有几个菜，会餐时多达十二三个菜。穿的衣服，是自己纺线、织布做的。办公的纸张也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整个边区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牛羊成群猪满圈，鸭子满塘鸡满院。
大生产运动还带来了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生产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达400多万人，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三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00多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
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亿多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仅1亿多，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得到美国的经
济和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
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许多人存在疑问和顾虑。
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斯特朗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回答道：“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对于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起这次谈话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彰显的骨气与智慧让人振奋精神，去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一次直接的接触——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中共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非常重视，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美方，并与之进行了积极的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以及从战后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这一长远目标出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在对待中国内政的问题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蒋介石，同时又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有效地进行抗战。
1942年春，美军中将史迪威被罗斯福派往中国，奉命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的反共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反而对一直在敌后领导着中国军民进行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感兴趣。
在史迪威将军的推动下，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共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乘飞机于中午时分飞抵延安上空。此时，机场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等代表毛泽东到机场迎接观察组的到来。
随后，延安方面用卡车把他们送到延安城南关的交际处——窑洞招待所。朱德宴请观察组成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开饭前，朱德还作了一个谦和的演讲以欢迎他们的到来。午饭后，周恩来与包瑞德等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主要是了解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安排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慰问。包瑞德把他们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有关工作向周恩来作了简要介绍。
为使美军观察组成员尽可能地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共方面专门组织安排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向他们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以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朱德、周恩来等则经常不拘形式地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会见和交谈，尽可能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美军观察组成员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的考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们目睹了一个军民团结、斗志昂扬、欣欣向荣、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并用相机记录下了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对中共方面的安排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十分满意。包瑞德曾在其所写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
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人民精神焕发、喜气洋洋，官兵一致，亲密无间，虽有领导干部，也衣着相同，同住一室，共进一餐，毫无上下之分。他们出于好奇，经常独自行动，到处证实，终于发现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与军政领导向他们介绍的情况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他们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实心实意地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延安。
按照美方的规定，美军观察组必须定时地向美国方面提交报告，报告他们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所见所闻。因此，观察组成员结合自身的经历，在对其所见所闻经过认真地分析思考后，从延安向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报告。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几乎都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4年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到延安后所写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延安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相比是另一世界。”
谢伟思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9月30日，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军事报告中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包瑞德建议立即决定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援助，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
11月7日，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其所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的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
类似这样的报告还有很多很多。美军观察组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多次谈话的情况和内容报告给美国政府。
美军观察组的这些报告，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使美国对华政策更加灵活和务实。
但是，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随着中国战场重要性的降低，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即由支援中国抗战转向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声明，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转向扶蒋反共。这样，美国就关上了与中共合作与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大门，把自己与日益没落的蒋介石政权绑在了一起，而这正是被美军观察组认为是最不可取的一种对华政策。
此后，美军观察组虽然仍留驻延安，也一直与中共方面保持着较好的工作关系，但观察组的地位已被降低到只负责搜集日常敌情和气象报告而已，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已无太多的事可做了。
1947年3月11日，美军运输机从延安接走了最后三名美军观察组联络员。在美军撤离的翌日，延安的上空便投下了内战的炸弹。重型炸弹在观察组驻地后山——文化沟北坡爆炸。
美蒋反动派以扩大内战的轰鸣为观察组举行了“欢送仪式”。
中共七大的召开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1945年的春末，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而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两年的时间。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足够强大到能够独立自主地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就已经把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争环境之下，党代表不易集中，最关键的还是党内思想并不统一，而在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上，全党的认识并不尽一致。
七大筹备的过程中，党的发展经过几多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党内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召开党的七大，各地代表可谓期盼已久。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选出代表，并随时待命，接到命令后代表们当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
各地代表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辗转数月甚至一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他们历经艰险，终于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
4月的延安是最美丽的季节，春风和煦地吹拂着每个人的脸庞，明媚的阳光照耀在每个人的心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庄严。这是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建筑，是中央决定特为召开七大而专门修建的，占地面积约千余平方米。
一队队人群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他们满怀喜悦地迈进中央大礼堂，准备迎接一次伟大的大会。
七大就要在这里举行了。来自各地的代表，可以说得上既是精英荟萃，又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经过层层推选、审查，最后确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名党员。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6.5岁，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这些代表几乎包括了党创建以来所有知名的革命家、军事家，除各地区党政军领导人外，还有来自基层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和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党的秘密工作者等。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大礼堂会场的正前方是主席台，台前还摆着许多盆从山里采来的野生花草。主席台后面的幕布上，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画像两旁分插着六面鲜红的党旗。红底白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标悬挂在主席台上方，格外醒目。会标上方的正中，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会场中最能凸显此次会议主题的，要属主席台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美术字，与会场后面的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
分别挂在主席台两侧的红色灯芯绒布幛上，分别写着：“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为群众谋利益、谋解放是党的根本宗旨，一切为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会场两边的墙上一共插了24面党旗，每边12面。每面党旗都安插在墙上的“V”字形的旗座上。每面墙上有三个旗座，每个旗座插有4面，同时每个旗座上还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布置是有寓意的：“V”字形表示革命胜利之意，24面旗帜，象征中国共产党24年的奋斗历程。
整个会场布置得简朴、喜庆，同时又不失庄重。
代表们坐在一排排摆放整齐的条形木椅上，等待着大会的开始。不一会儿，大会正式开始，毛泽东致了开幕词。
第二天，毛泽东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前，发给每个代表一篇名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报告提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同时，报告还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作了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要让那些不是操纵而是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除此之外，报告还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
接下来，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与《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各次报告之后，进入讨论、发言环节。大会的每一个报告、决议、文件，都经过全体代表、各代表小组、各代表团会议和大会反复讨论，提出意见，加以补充修改。各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大会主席团尽一切可能让20多位代表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意见。
七大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开启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代新风。会上会下，代表们在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团结，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在大会对三个报告的讨论行将结束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并最终决定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
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七大通过了新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七大还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有的人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血洒疆场，有的人则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了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地。让我们向长眠在延安的英烈们致敬！
朱德的六十大寿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岁诞辰纪念日。当时正值国民党向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依然在延安为朱德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此后，中共党内公开的祝寿活动即成为历史。
早在11月26日，《解放日报》即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祝词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利益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
从11月29日起接连三天，延安城大张旗鼓，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
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为朱德六十大寿题词、撰文、致电，以示祝贺。
毛泽东的题词是：“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
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
周恩来的祝词更是**澎湃：“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1月30日，祝寿活动达到**。这天的《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以《祝朱德司令六秩大寿解放区军民贺电纷驰》为题，发表了来自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及前线全体将士、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陈赓、谢富治、叶剑英、新四军第六师、晋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晋绥边区农联会、战委会、总工会、妇联会、中央西北局、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全体指战员、华东中央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山东省参议会、省政府、各界救国联合会、省文化协会等各方的贺词。
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事业伟大胜利的活证明。各式各样的敌人残酷地迫害过你。但是他们都被打倒了，都被消灭了、失败了、死了，再也不能复活了，而你和人民的队伍却十分健康十分愉快地活着，领导着最后的斗争，迎接着最后的胜利……
次日的《解放日报》报道11月30日的祝寿盛况说：
朱德六十大寿之际，在中央大礼堂大厅，门首垂红布帘，上以黄米胶成一寿字。寿堂正中墙壁上，有毛主席题写的“人民的光荣”5个大字，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贺幛“万年长青”，两旁是中央书记处的贺联。室内桌上尽置寿桃，墙壁为各方所送之贺词布满。
下午1时，朱德驱车驾临。总司令披斗篷，着灰布军装，戴黑皮帽，精神奕奕，健壮如中年人。下吉普车后，途中人群争望并举手向其致敬。至寿堂后，即闻锣鼓喧天。各方拜寿者络绎于途，道路为之拥塞。王家坪机关最先整队前往，气球凌空，下垂“总司令万岁”穗子。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以总司令大幅肖像置队首，后殿一荷枪之部队。延市商会暨各界市民则在民间吹鼓手欢奏声中来到，毕光斗、吴汉宁、王克温等先生亦亲临。各方贺礼中，以商界献赠红色骏马最引人注目。寿堂前边保剧社演出秧歌。总司令除一一接待致谢外，并发表简短演说。
……外宾中，苏联医生米尼柯夫斯基，美军观察组谢路士上校、雷克中校、白特乐少校，美记者史特郎女士、罗德利先生等均持礼物前往祝贺。下午5时，总司令延请延安干部及各界名流聚餐。
入晚，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在晚会上，林伯渠致词后，刘少奇上台讲话。周恩来朗读时声音激昂洪亮，全场鼓掌不绝。继由边府李鼎铭副主席讲话……
最后由朱总司令致词。他首先对边府和各界来宾致谢……晚会上演出平剧《捉放曹》、《定军山》，并同时在舞厅举行盛大舞会。
同延安一样，各解放区军民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共同的祝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纷纷庆贺朱德的六十寿辰。
11月30日晚，在千里之外的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设宴祝贺。赴会的有何香凝、彭泽民、陈铭枢等60多人。外宾侯利嘉副主教、路透社记者威尔逊也应邀出席，宴会由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少将致词，略述朱德生平事迹，继由彭泽民代表来宾致祝词，最后由何香凝起草祝寿电文：
延安朱总司令玉阶先生勋鉴：欣逢六秩荣寿，普海同钦，同人等躬逢盛会，遥申庆祝之诚，谨电驰贺，并祝民主胜利。
此次祝寿活动正值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国民党向陕北、山东发动了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在紧张紧急的备战气氛中，祝贺朱德六十寿辰，期望通过对军队最高领导人的祝寿活动，将中共军队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鼓舞人民的斗志，增强人民胜利的信心。
四个月后，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并分成前委和后委两部分领导解放战争。在此后的严酷战争环境下，举行有规模、公开的祝寿活动已不可能。更主要的是，随着中共力量的快速增长，祝寿原本具有的打破敌人封锁的意义已不复存在。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的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之后，中共党内公开的祝寿活动即成为历史。
用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是，战争开始仅八个月，人民解放军就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受到重创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改变战略，调集重兵，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妄图扭转败局。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具体部署进攻延安，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心愿。蒋介石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以其“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蒋介石妄图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驱逐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消灭。
面对严峻的形势，1947年3月初，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击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问题。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计划。同时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3月6日，毛泽东一面向各解放区通报陕北军情，一面急调外线部队靠近陕甘宁边区，电令王震率两个旅由晋绥西渡黄河，同时调守卫边区南线的新四旅、三五八旅从淳化、合水一线回延安。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延安。3月10日，保卫延安的部队集结完毕，彭德怀亲临前线部署。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相比，众寡悬殊。面对危急形势，为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群众转移，中央决定将兵力部署于延安以南地区，用运动防御战阻击敌人。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仅七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即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集团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由宜川、洛川等地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再次实施轮番轰炸。胡宗南坐镇洛川，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从3月13日起，西北各野战集团军和地方武装在延安以南地区，依托既设阵地，对来犯之敌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为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3月12日凌晨，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的备用电台接替，继续广播。
3月16日，为统一指挥边区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所有野战集团军编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下辖主力六个旅共2.6万余人，陕甘宁边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编为地方部队，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签署保卫延安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前在驻地会见了刚刚率部从晋绥赶来的王震，并嘱咐彭德怀，一定要让部队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入暮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在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兵团经六天激战，以伤亡691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敌5200余人的重大战果，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不断袭扰、周旋，国民党军疲于奔命，一刻不得安宁。趁此机会，西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将国民党各个歼灭。
由于延安保卫战战术运用得当，国民党军损伤惨重，连中共指挥中枢的毫毛都未能碰到。
延安保卫战的幕后英雄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鹏程创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于1954年出版后轰动一时，许多读者对小说中塑造的我军高级将领彭总、基层指战员周大勇等英雄形象十分喜爱。其实在那场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中，还有许多幕后英雄不为人们所知，赵苍壁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5年，赵苍壁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周兴任处长）。边区保安处不仅负责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保卫工作，实际上也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在蒋介石命令下进犯陕北，企图夺取延安，占领陕甘宁边区。形势顿时非常严峻。
3月18日晚，原定向北撤退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突然改变决定，要往东撤出延安。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奉周恩来之命，率一个警卫班坐卡车从延安出发，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转移打前站。他们路经延安的飞机场时，突然发现路面被挖了沟（由于保密，同志们不知道中央行动的变化，在执行破坏飞机场任务时，也把机场旁的公路挖了几条壕沟）。当时正值消冰季节，被破坏的公路泥泞不堪，汽车不能通行，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即将通过这里。罗青长立即打电话给赵苍壁，正准备撤退的赵苍壁接到电话后，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赶到机场，就地组织人员连夜修路填沟、清除障碍，按时把公路修好，保证了党中央顺利撤出延安。
3月19日，陕甘宁边区防御兵团经过六昼夜顽强战斗，杀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先头部队于当日午后进入延安，发现是座空城。为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督率五万余人，向延安西北方向安塞猛扑过来。3月22日，赵苍壁对保安处干部科副科长杨作义等人说：“敌军大部队向我们这里扑来了，派你们去侦察敌情，从真武洞南行，沿河川道迎敌军走。”
侦察组遵照赵苍壁的指示，离开河川道爬上山梁向杨家沟侦察前进，只见敌人正沿着河道向北开进，队伍拖得很长，其先头部队与侦察员匍匐前行的山梁仅一沟之隔。杨作义立即命令后撤，分组夹着敌军走。因为行前赵苍壁曾告诉他，这次侦察的目的是把敌人的行军路线、经过的村庄、行进速度及队形都搞清楚，遇见敌军后要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敌进我退，敌驻我停，组织监视，夹道行进。
太阳西斜时，侦察员已夹着北进的敌军通过了石窑沟、郭家茆、冯家营到达李家沟。敌先头部队进入李家沟后停止了前进，炮兵开始构筑工事，步兵抢占沟口制高点，还沿沟两侧布置了散兵警戒线。杨作义立即派人将情报送出去。天刚黑时，赵苍壁派联络员赶来告诉杨作义，北路敌军已占领安塞老城，要侦察员严密监视进入李家沟的这路敌军动向，奉陪到底，为西北野战军寻机歼敌提供最准确的情报。
3月25日拂晓，北进的敌军忽然掉头前去救援西北野战军主力包围在青化砭的整编31旅。杨作义率领的侦察组接到了赵苍壁让他们撤离李家沟的命令，这时侦察员们才明白了“迎着敌军侦察，夹着敌军走”这个命令的意思。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场歼灭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3月18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群众掩护下自由地穿行于沟梁茆岔之间，与围追的胡宗南部队“捉迷藏”，敌军连连扑空。
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赵苍壁派侦察工作队长高鹏飞带领队员潜伏到蟠龙镇以北监视敌军行动。赵苍壁接到高鹏飞敌军先头部队进抵蟠龙、到处抓老百姓问去青阳岔的道路、绘制行军图和准备熟食的紧急报告后，立刻带情报科长张继祖和一部电台赶到工作队潜伏地。他仔细察看了周围的沟梁茆岔分布走向，果断决定：高鹏飞带工作队员继续在原地监视蟠龙敌军动向，张继祖带电台组人员向北后撤2.5公里，按照既隐蔽又便于迅速转移的原则，尽快架设电台，启动手摇马达同白庙岔保安处电台沟通。他还要求高鹏飞每天上午和下午至少派两名队员向电台组报告敌情，紧急情况随时报告，并反复叮嘱工作队员：“敌人先头部队来势很猛。你们这次近敌侦察必须遵循看见敌军再撤的原则，同时防止别让敌军包了饺子。”
当高鹏飞工作队向张继祖电台组派出第五个人之后的一天早晨，突然发现从山下爬上来几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工作队员们立刻警觉起来，向下望去，只见沟里尘土飞扬，挤满了敌人。高鹏飞惊呼：“敌人向青阳岔方向进发了，快去向电台组报告。”同时命令身边的工作队员开枪射击，迟滞敌军行进速度。工作队员手中没有重武器，只有几支步枪，而且子弹不足。眼看着敌军翻沟过梁，高鹏飞心急如焚。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赵苍壁带着一名警卫员飞马迎来。他急切地对高鹏飞说：“你们送出去的情报很及时。中央机关已经北撤。敌人是不可能追上了。我和你们一起消灭面前这股气势汹汹的敌人。”
赵苍壁和工作队员一前一后顶着敌人的尖兵部队退向白庙岔，在一座山梁上分组散开，隐蔽监视敌军。赵苍壁目不转睛地盯着山下敌军的篝火，不断派人下山抵近侦察，摸清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连续三天未见敌军有丝毫动向。此时赵苍壁明白了，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仗，胡宗南部队已元气大伤，整团整旅的孤军不敢贸然行动，驻扎在白庙岔是在等待着胡宗南的决策。赵苍壁把这一分析告诉工作队员后风趣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敌人在这里待命吧，我们失陪了！”
4月，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保安处转移到安塞县白庙岔后就地整编，撤销原有科、室，改称第七大队，由周兴任大队长兼政委，赵苍壁任副政委。
第七大队行进到子洲县马蹄沟，经进休整和形势教育，决定组织一支小股武装队伍穿插到敌军行军路线之间，袭扰敌军，监视其动向。赵苍壁率30多名工作队员和马万里带领的一个警卫营共400余人，运动至咸榆公路绥德、葭县地段，侦察、袭扰敌人。
这时支援榆林的国民党董钊、刘戡部共计七个整编旅成方正队形分数路进抵绥德，其中北进的一路快速部队包围了赵苍壁和马万里率领的部队。敌军强占左右山头后用机枪猛烈扫射，封锁了山下的所有道路，并进行迂回包抄。工作队和警卫营处境十分严峻。赵苍壁依着山坡镇定地做了紧急突围动员，命令全体人员除武器之外，每人负重不得超过三公斤。他还要求警卫营和工作队的建制不能乱，要相互配合，沉着应变，枪不准丢，人不能掉队。动员完毕，赵苍壁请马万里宣布兵力使用方案。之后，赵苍壁便率队避开敌军快速部队锋芒，向黄河畔摸索前进。敌军在后面追赶。
连续翻过几道山梁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队伍冒着大雨急行军。经过大半夜奔驰，队伍来到一个小山村。这时已听不见敌人的枪声了，大家长长出了一口气。还没等下命令，许多人一屁股坐下便不起来了，还有的抱着枪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赵苍壁紧锁眉头，依着一条矮墙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对这一带的了解，他果断地说：“这里地形复杂，不能久留，要立刻赶到黄河滩上隐蔽。”于是，他们推醒熟睡的战士和工作队员，互相搀扶着下山。
就在此时，尾追上来的敌军已占领了村子对面的山梁，机关枪向这面扫射过来。由于赵苍壁的当机立断，才使得部队免遭袭击。部队突出重围不久，就听到沙家店战斗打响的消息。敌人援榆部队还没有看见榆林城，便已经覆灭在西北野战军的打击之下了。
最艰难处显奇才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创建了立足点。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示，从陕北的保安出发，密赴西安，会晤张学良将军，争取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接着，成立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的代表。从此，他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工作。
1941年2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主持参谋部工作期间，叶剑英在日常事务中，处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办事，注意照顾上下左右关系，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他每天要办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军务和电文，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兵力，准备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多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只有不足四万人的部队留守边区。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叶剑英再三考虑，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做充分准备的同时，采取以智取胜的办法，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迫其退兵。他经过反复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具体方案。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从晋西北、五台、太行调兵做准备，同时发动陕甘宁边区军民随时打击来犯的敌人。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朱德致电蒋介石等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朱德的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的情况。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延安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行径。蒋介石、胡宗南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只好致电朱德，声明是“敞部换防，请勿误会”。这场反共闹剧，最后草草收场，这都是叶剑英“空城计”的成功。
1944年6月9日，第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责成军委参谋长、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承办接待事宜。叶剑英提前做好了周密安排。
参观团到达后，他组织人员热情欢迎、接待。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后，朱德和叶剑英又一起会见了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福尔曼。叶剑英按照参观团的希望和要求，组织他们参观延安，走访抗日前线。6月22日，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做了关于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详尽介绍了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日军的情况，并做了鲜明对比。记者们听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国民党兵多，抗击的日军很少；共产党兵少，抗击的日军多，在敌后战场上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同强大的敌人作战。中外记者参观团认为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流的报告”。这真理的声音，经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飞向美、英等国，飞向世界。
1944年7月下旬，叶剑英又接待了美军观察组。他向他们介绍敌后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后来又组织他们分批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1945年4月，他以大后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出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离开延安。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最后一批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后任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
全国解放后的1959年3月11日，已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叶剑英回延安视察。他参观了杨家岭、王家坪等旧址和陈列馆，勉励延安人民“要永远保持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奔向共产主义道路上，鼓足劲，勇往直前。”他并赋诗一首《重游延安》：
不见延安十二年，
王家坪上杨家岭，
旧时窑洞旧时屋，
陕北健儿真卓绝。
工农阶级最真情，
别有关心社国事，
延安已改旧时颜。
鸿爪从头仔细看，
犹胜胡匪劫后灰，
最艰难处显奇才，
大家跃进要先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