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领袖情怀——毛泽东在延安
追悼会后，烈士们被安葬于延安东关机场西北角，并修建陵园。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四八”烈士陵园。新建的陵园设在原八路军总部王家坪北侧，背靠清凉山，面对延河水。陵园占地3.6万平方米，一座汉白玉纪念塔在墓园中间，塔高19.46米，寓意1946年，塔身后部呈4层阶梯式，塔下有8级台阶，象征4月8日。塔身正面嵌着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鎏金大字。“四八”烈士陵园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座高规格的烈士陵寝地。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到各个干部学校给学员做报告，经常是步行过去，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一天，他去马列学院做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有四五公里，中间还横着延河水。毛泽东在半路上遇到了学院派来接他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人。
毛泽东抢先问：“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去做什么？”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接我？是怕我忘了今天的报告会吧？学院给我的任务，不会忘记的。”
邓力群连忙解释说：“我们确实是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真是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接着环顾一下四周，幽默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人，来个八抬大轿，既体面，又威风。如果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听到后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了。
毛泽东循循善诱道：“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浩浩****，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碎，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绝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走过来了，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的一席话，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走到哪里都不忘记为民兴利除弊
共产党到陕北前，陕北地方偏僻，文化落后，物质生活匮乏，人民祖祖辈辈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时时告诫部队中有文化的人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宣传科学文化，兴利除弊，逐步改善这里的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人民造福。
一天，毛泽东与几个同志散步，在谈到陕北文化落后、卫生条件差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缺乏知识。红军带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应该给老乡宣传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带头修建厕所，开设粪场。陕北窑洞没窗子，室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我们应该宣传，帮助他们打开窗户。”
1936年7月，党中央迁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山城，山大沟深，地高气寒，货品奇缺，交通不便。老百姓吃盐要赶毛驴到700里以外的宁夏盐池去驮，一盒火柴要用十几个鸡蛋从小贩手里换，衣服布匹更是难买，甚至有的人家一件衣服缝缝补补可以穿几代人。
毛泽东看到这些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对他们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得到赞同的答复后，毛泽东又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组织力量运输货物等问题。保安的供销社很快开办起来了。群众再也不用为购买日用品犯愁了。
在枣园，有一条六公里长的水渠，当地群众称它为“幸福渠”。那是1944年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看到这里的农民浇地困难，动员中央机关和农民一起修成的。这条渠的修成，解决了当地五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旱地变成水浇田，庄稼连年丰收，给群众带来了幸福。
毛泽东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替群众着想，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从不放过。
1947年8月，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来到朱官寨。他发现这里的窑洞因长期烟熏火燎，墙皮乌黑，光线昏暗，很不卫生。一次，他蹲在粪堆旁，用手掰开粪块察看，问老乡：“你们的地都施什么肥？”老乡说主要是粪肥和草肥。毛泽东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怎么没人用呢？”老乡笑着说：“确实听说这个上地壮，可是没用过。”毛泽东说：“你们试试嘛，如果上黑土能多打粮就向大家宣传推广。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这样做既有利于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好不好？”老乡们赞许地点点头笑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永远有解决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他曾不止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挨骂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几万红军在前线打仗需要粮食，延安地区政府催要公粮的任务增重，民众生活压力陡增。在此情形下，中共红军便成为民众批评的对象，而毛泽东也曾遭遇“咒骂”。
事情是这样的。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来不及躲闪，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一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精神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挨骂。《农民日报》记载，此事过后，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所致，于是很快纠正过来。
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
给学员送礼
1938年4月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给1600名陕公学员送礼，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接着问道：“你们这样的1600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
“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
“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
”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是常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现在这个方向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
毛泽东在列举鲁艺、抗大、陕公都有各自的作风之后说：“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向民众拜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无论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赶忙出来迎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好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到后，便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又摆了摆手说：“我要大家谈的是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哪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有的说：从大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解决不了吃粮问题，就会加重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些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五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面对这样的情况，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开荒种地，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做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通过科学分析论证，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很高兴，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做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做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就肯定地说：“你们提的意见很好也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种说法？”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
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决不成为特殊的公民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既是大
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参加者。他不仅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以身作则，为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大生产运动开始时，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
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摇着头说：“不能这么说，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意味深长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两件大事，一是整风，二是生产。这是整个革命链条上的两个中心环节。如果这两个环节抓不好，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就无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就无法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决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毛泽东自己也分到了生产任务，只是因为不能走得太远，在他居住的杨家岭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的间隙，毛泽东总是扛着镢头去挖地。警卫员怕他劳累过度，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
毛泽东一镢头一镢头地挖起地来，衬衣被汗水湿透了也顾不上休息，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着说：“没事儿，这点累算什么，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
地挖完后，毛泽东又在田边垒起水坝，准备引水浇地。地整理好后，毛泽东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出来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管理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锄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给普通农民祝寿
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给自己贺寿，但却曾亲自给普通农民祝寿，虽然时隔多年，但这件事仍在陕北大地传颂。
1945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到枣园外边散步，看见几个老农在地头休息，就走过去和他们拉家常。交谈中，毛泽东得知有两个老人是同庚，年已六旬，正月十五正好是他俩的生日，便说：“很好哇，你们是六十花甲的人了，应该给你们祝寿！”老人推辞说：“咱穷苦人过生日贺啥寿呢？一辈子都没怎么过过生日。”毛泽东说：“如今翻了身，生产又好，人寿年丰嘛。明天正好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坐坐，大家一起祝寿，再把村里所有老人都请来，千万不要客气。”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早早让人备下酒菜，把枣园村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都请过来。他把老人们让进中央书记处会议室，给大家一一敬酒，饭后还请老人们一起观看电影《列宁在十月》，并赠给每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做贺礼。
一位姓刘的老汉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边摇边流着泪说：“毛主席，你是咱庄户人家的大救星，你对我们太关心了，把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祖宗三代都没人做过寿哇！”说着就大哭起来，旁边的老人也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毛泽东亲切地说：“过去是苦，可今天翻了身，当家做主了，大家应该高兴啊！”
天大的好事
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但具体工作中免不了出现各种失误，工作人员也会犯各种错误。因此，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意见非常重视，总是亲自阅读群众来信，有时还亲笔复信。报纸上的“群众来信”，他也看得很认真，重要的地方就做上记号。他还经常接待来访的群众。外出调查时，发现问题就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解决。如果来不及解决或一时难以解决就记下来，等考虑成熟了再派人去处理。他还帮助工作人员拟定向群众做调查的题目，包括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生产和收成好不好，负担重不重，有什么要求等，让他们回来详细汇报。
有一次，一支从抗日前线返回的部队因连续行军，人困马乏，来到一个村子宿营。部队领导的警卫去找房子，在一户老乡门上敲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开门。警卫有些不耐烦了，便用力敲起来。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八路军吗？怎能这样对待老百姓？”警卫员忙辩解道：“我是给首长找房的。”老太太一听更加生气：“干部越大越得讲群众纪律！”
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认为在前方流血牺牲，回来还挨老乡的批评，心里有点不痛快。
毛泽东听到这件事后，果断地说：“老太太做得对！”
1944年初，有个老乡针对部队个别同志没有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是好的现象。他说：“边区一位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觉悟很高。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老乡敢向我们分区司令员提意见，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不仅启发和教育干部战士，而且还鼓励群众提意见，把它看作是检验工作好坏的一把尺子。1945年，他在枣园和当地农民座谈时感慨地说：“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批评我们，才能纠正错误，更好地做好工作，革命才能早日胜利。”
送子上“大学”
1946年元月，在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毛岸英随苏联医疗队悄悄地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喜出望外，急忙赶到飞机场，一把抱住阔别19年的儿子，过了许久才说：“你长高了！”
清明节前，毛泽东与毛岸英坐在王家坪院外的石桌旁谈话。毛泽东慈祥地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堂，就是劳动大学。你应该到劳动大学里去锻炼。”
农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毛岸英穿着父亲给他的一件打补丁的棉衣和一双很结实的旧皮底鞋，背着几斤菜籽、瓜子和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周西林等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从此，他成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吴满有的学生。
在吴家枣园劳动期间，毛岸英一个月才回一次延安。毛泽东看着儿子的手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这说明你没有学习好。等你手上老茧厚了，就说明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教诲，又回到吴家枣园村继续劳动。
（本章完）